20世纪80年代阮乐曲创作热的成因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80年代国内掀起了一股阮乐曲创作热潮绝非偶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这一热潮是阮乐艺术在形式与方面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并在各个方面对阮艺术乃至整个民族器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笔者将从当时的创作环境、阮乐器改良和专业作曲家的助力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阮,协奏曲,创作,乐器,作曲家

 

　　1987年，第一首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的上演，打破了阮没有代表性大型协奏曲的尴尬局面。随后阮专业的作曲家也加入到创作大型阮曲目的行列中，据统计，这一时期大约创作了将近20多部优秀的中阮作品。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阮乐曲的创作热潮，其成因很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笔者尝试以20世纪80年代阮乐曲创作热潮形成原因为研究内容，探究形成该时期创作热潮的各方面原凶。

 

 

　　20世纪80年代阮乐曲“创作热潮”是H,t,ft：的产物，它得力于创作环境的改善，这也就是形成了“创作热潮”的重要原凶。

 

 

　　(一)创作环境的改善

 

　　艺术的发展与环境息息相关，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是艺术繁荣昌盛发展的必备条件。1979年．我国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都对我国阮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大大削减了文革给我国文艺事业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使得更多人的思想从文革的压抑氛围中解放出来。第一次会议是1979年三月召开的“全同器乐创作座谈会”．这个会议主要围绕大型器乐展开，众多音乐家分享自己的见解，以及对我国音乐未来发展的畅想，为阮协奏曲的创造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器乐体裁的不同，以及演奏技艺的差异，每个器乐对于艺术魅力和情感共鸣的传递都存在较大差异，当一个乐器的演奏技艺趋于贫乏时，很可能会导致该行业内普遍存在营养不良的情况，这就需要音乐家努力深耕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并借鉴国外的先进音乐组合方式，以现代的手法表达传统的魅力。另外一次会议是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主要讨论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繁荣祖国的文艺事业。邓小平同志存大会上指出：“存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从而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放”。在这两次的会议当中，提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民主和西方岂术题材这两个词，这两次会议也被广大音乐学家称之为我同文艺界的春天。在会议召开之后，不仅解放了我国文艺界的思潮，更是创造了良好的创作环境，激发了广大音乐家的创作热情和的发展动力。

 

　　（二）其他乐器的成功引导

 

　　乐器的发展不仅需要自身特点的支撑，更需要其他乐器的配合与引导，任何一种艺术都不可能单独存在，都需要与时代和社会的潮流相结合,才能够产生一批脍炙人口和引人深思的作品。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于1977年正式搬上大舞台进行公演，这部作品备受民乐界专家们的关注与追捧，被认为是琵琶乐器表演史上最具意义的曲目。在该曲目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乐器与大型乐队的完美融合，不仅展现了民族协奏曲的魅力和生机，更预示着我国传统民族乐器未来的广阔发展前景和独具特色的乐器魅力。除此之外，民族乐器中还有由何占豪根据小提琴协奏曲改编成的古筝协奏曲《梁祝》和《行云流水》等代表性曲目，关乃中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二胡协奏曲《第一二胡协奏曲》。

 

　　这些作品都为中阮协奏曲的创作与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是中阮协奏曲作曲家们的底气和信心，支持着他们向未来进行探索，不断进行创新与创编。

 

 

　　乐器的改良可以更好的提高乐器与演奏家之间的默契，提高演奏家在表演中的流畅度和自信度，是演奏家展示才华与技艺的重要条件。

 

　　事实上，阮乐器的兴起与重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历经波折才重回大众视野。郑觐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他于1920年与其他音乐家共同组成了一个民族乐器演奏社团，这一社团后来名声大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海大同乐会，该社团侧重于对中西音乐的研究，以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为演奏目的。在1920年到1930年这十年间，上海大同乐会致力于仿制古代的雅乐乐器，在众多仿制成功的乐器中，就包含宋代的阮，并且将阮加入到社团的演奏中进行合奏，其中《春江花月夜》作品流传甚广，并被制成了唱片。虽然当时的音响效果并不是很好,但从现如今能够搜集到的影像资料来看，这应该是世界迄今为止可以听到的最早的阮的声音。20世纪5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乐团兴起，在兴起的诸多乐团中，无锡华光乐团尤为出名，他们通过对民间流行的阮进行深入研究后，又研制出了不同规格的阮，不仅可以正常弹奏，而且风格不一，一时间，引起了大众的追捧。此外，这两种新研制岀来的阮，还受到了著名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的关注，并在杨荫浏先生指导下，该乐团按照12平均律排列品位。从上述两个故事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前人对于阮具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且前人已经看到乐器身上的无限发展潜力，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阮自身的改良相对来说还不够成熟，导致阮的发展较为缓慢。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在党的领导下，越来越多的文艺开始复兴，文艺市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在这股风潮下，失传多年的阮乐器也逐渐兴盛起来，带着2000多年的历史韵味迎来了重生机会。我国管弦乐队的理论和实践发展都起步较晚，最开始是由国外传进中国的，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我国的民族管弦乐队的合奏仍处于磨合过程中，表现形式极为不成熟。由于民族乐器的形制较为复杂，经常会出现发音效果不佳和乐器不配套等问题，在民族管弦乐队的合奏过程中，急需一种乐器来中和不同声部的声音。此时，阮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由于阮这种乐器的结构较为独特，且是弹拨乐器中音质融合力较高的一种乐器，所以它的声音较为柔和松散，且余音较长，在乐队的合作过程中，可以起到很好的融合效果。笔者认为，由于阮乐器所具有的独特音乐属性，从而促使阮的重生带有使命感和历史必然性。

 

　　20世纪50年代，张子锐作为天津中央音乐学院的优秀学生，他对于民族乐器合奏具有浓厚的兴趣，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他发现月琴、双清、秦琴这三种乐器是由阮乐器演变而来的，这三种乐器的音存在较为明显的集中现象，所以音区之间缺乏层次变化，而当时天津中央音乐学院的民族乐队刚刚成立，为了使民族乐器乐队的演奏顺利进行，张子锐在阮的面板上造出了弯月型，灵感来自于古代的琵琶，这对于扩大音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之后，张子锐继续深耕阮乐器，又绘制出了一系列不同形制的阮的图纸，张子锐为阮乐器重新走入大众视野奠定了重要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1953年，民族乐器受到了中央民族广播电台的重视，为了复兴古代的民族乐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委派王仲丙带领一队科研小组，对古代民族乐器的制造技艺和演奏技艺进行搜集和整理，并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有选择的继承和改良。王仲丙和科研小组的研究基础是古代的样本，他们对阮的尺寸与比例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使得改良后的阮能够更加适用于那个时代乐队的演奏。其中，将月牙形改造为圆形的引口，不仅使得阮的音质更加流畅，而且还可以使阮的音域进一步扩大。经过多次失败后，王仲丙和科研小组终于迎来了成功，他们将不同形制的阮组成了系列阮，并于1956年在北京全国音乐周上进行展览演出，这标志着阮经历了2000多年历史，终于完成了它的新生，其乐器形制也逐渐系列化和专业化。

 

　　虽然阮终于迎来了它的重生机会，但是阮乐器的改革并没有就此结束。在王仲丙和他的研究小组将阮进行改良之后的几十年里，积累了几代人对于阮乐器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智慧，还出现了多位闻名遐迩的乐器制作大师（如宋广宁、满瑞兴、李兆霖等），阮的形制、花色、品类也发生了诸多变化。阮一直处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乐器演奏和制造大师也都对阮的发展做岀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对于发掘阮乐器的音乐潜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成为我国改良最为成功的民族乐器，为阮的未来发展打造了坚实的基础。

 

　　改良后的乐器可以更好地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为乐器的流畅和创新演奏提供更好的基础，是推动阮乐创作新潮的重要基础。

 

 

　　（一）初步发展期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阮乐的发展也不例外，笔者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发展阶段称为阮乐专业化发展的初期发展阶段。

 

　　虽然阮乐器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且成为广大音乐人士的关注焦点，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在历史中没落多年的乐器，大众仍旧对这个神秘莫测的乐器感到陌生，也不敢接触，尤其是在乐曲数量较少、人才稀缺的情况下，这种问题更加严重，使得阮在发展初期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但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乐器并没有就此没落，许多老一辈的阮工作者担负起了振兴阮乐器的任务，开始进行阮的演奏、编曲、乐器改革工作，为阮艺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根基。在这些极具使命感的老一辈阮艺工作者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林吉良和王仲丙。

 

　　1950年，在王仲丙研制阮乐器的过程中，他和其他几位著名的阮艺工作者一起研究出了《春之舞》《光明行》等乐曲，并将它们搬上大舞台，引发了乐曲演绎界的一阵热潮，受到了群众的追捧。在此之后，王仲丙先生将大阮推上舞台，以独奏的方式呈现大阮的音质和音域，并独自编创了《引上水山坡》《拉萨舞曲》等阮独奏曲，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阮艺事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在此之后，阮就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大众面前，它似琴非琴，似筝非筝，有着2000多年历史沉淀下来的独特韵味，从而深受民乐界音乐家的喜爱。王仲丙不仅是阮艺重生的重要奠基者，还是我国阮艺事业人才培养的领军者，他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担任教师，为我国培养出一大批阮艺事业人才。正是由于王仲丙先生为我国表演艺术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国务院特许颁发王仲丙先生为国家一级演员，并将其推选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专业的委员会长。

 

　　林吉良先生也是我国最早一批从事阮艺事业的先驱者，与王仲丙先生一样，都对我国阮艺事业的长远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大众对林吉良先生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曾通过中阮成功演奏了《渔舟唱晚》一曲，这首歌的难度系数极高，演出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成为一时热议，极受追捧。在此之后，林吉良先生更加坚定了要促进我国阮乐器发扬与壮大的决心。在1970年到1990年，他先后创作了多首阮乐曲，这些乐曲风格迥异，许多曲谱依旧是现代学习阮乐器的人首选的练习曲。他的创作极具个人特点，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情感真挚，能与听者产生情感共鸣。此外，他还在阮乐器的演奏技艺上深耕多年，创作出了许多独家的演奏技法，更好地表达出阮独有的历史风味和浓郁韵味，使得阮所具有的优势可以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虽然在那个年代，我国传播媒介并不发达，即使后来出现了音响,但由于技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音质并不优越，并不能够完整表达出阮所具有的音质和音域，但在这种情况下，林吉良先生演奏的阮曲依旧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受到听众的喜爱和追捧。林吉良先生一生创作作品无数，风格在早期与晚期也有较大的差异。早期多为一些表达祖国大好河山、疏解爱国情怀的作品，如《草原抒怀》《满江红》《风摇竹》等，这些乐曲多次被文化部点名表扬，并在全国民族乐器比赛中成为比赛的专业曲目。时至今日，大多学习过或了解过阮乐器的人都知道林吉良先生，他的作品在众多阮作品中仍旧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从1970年起，林吉良先生就开始了阮乐器的教学工作，多次被评为各个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为我国阮艺事业的发展培育了大批人才，且多个音乐学院的老师都曾是林吉良先生的学生，他的学生也名冠天下，多次在乐器比赛中获取金奖。林吉良先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辛勤付岀，为我国阮艺事业的创作与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根基。

 

　　正是因为像王仲丙和林吉良两位先生的辛勤付出，才使得阮乐器逐渐由沉寂走向复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阮乐器，且学习阮，开始向身边的人推广阮乐器，大批的人才涌现出来，这对我国阮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阮艺事业的规模逐渐扩大，从而进一步为20世纪80年代的协奏曲创热潮打好了专业人才方面的基础。

 

　　(二)逐渐成熟期

 

　　笔者认为，1980年之后之所以可以算作阮艺事业的逐渐成熟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不光出现了几部大型的阮协奏曲，还是因为这一时期国内的专业院校培养了一批阮专业学生。在这一时期，阮行业内的工作者大多都是出自专业的音乐学校里的阮专业学生，经过系统的阮知识培训后，他们接受到了新鲜的思想，对乐器有了更为充分的了解。此外，随着阮乐器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其他乐器的作曲家也逐渐开始在阮领域里发光发热，例如：《塞外音诗》等作品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这一时期可谓是阮艺术事业全面开花和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随着阮乐器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专业音乐学校开始开设阮专业，促使更多的阮乐器专业人才涌现出来。在诸多的人才中，宁勇可谓是不得不提的杰出代表，他对于乐器的历史、编创、改良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并表现出了卓越的成绩。关于对阮乐器历史的研究方面，他曾发表过多篇论文，关于编曲方面，他也出版了《长安古风20首》，这些都是他在长期的阮知识学习过程中总结和整理出来的，重新编创后可以更好的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大大提高了阮曲的知名度，这些成就都表达了作者在阮乐器领域内的丰功伟绩，对于阮与现代审美的结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宁勇的最高个人代表作品应该是《丝路驼铃》，这一曲目被评为多个全国性乐器比赛的专业曲目，宁勇的每一个公开发表的曲谱都代表着他对于阮乐器的独特见解。

 

　　在我国经历改革开放过后，无论是政策的支持还是经济的发展，都使得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开始增多，越来越多的西方音乐文化与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碰撞与融合。这一时期内，我国的音乐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状态，在音乐领域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产生了多名音乐大家，他们的演奏和编创风格独具个人特色，为我国阮艺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使得这件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韵乐器重新焕发生机，产生新的演奏风味，吸引更多年轻一代人的追捧与关注。:1987年，刘星创作出了他人生中第一部以阮进行演奏的曲目《云南回忆》，该曲的发布使得国内外乐坛一时躁动，为之震撼，被誉为“中阮第一协奏曲”。该曲目的诞生也意味着阮开始作为一个独奏乐器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阮在我国独奏乐器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加强，这对于我国民族乐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概言之，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民族器乐的创作领域掀起了阮乐创作的热潮并不是偶然，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必然的产物，是当时相对轻松、自由的创作环境提供了创作场所，同类型的乐器成功引导提供了创作的榜样；阮乐器自身的改革和完善为创作好的作品提供了展现音乐的载体；阮专业作曲家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强大的助力，这三个方面为20世纪80年代的阮乐创作热潮形成的重要原因。它是阮艺术在本体和表演方面又一次重大的革新和进步，并对阮艺术乃至整个民族器乐的发展从多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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