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 要：
为了探究教育对生育及“二孩”意愿的影响, 揭示其内在机制, 本文从作用效应与作用机制两个层面构建研究思路, 基于CGSS (2013) 数据, 采用OLS、2SLS、Probit、IVProbit、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回归等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发现:教育对生育及“二孩”意愿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教育主要通过“收入-成本”和“文化-认知”两方面作用渠道影响“二孩”意愿。一方面, 教育具有显著收入效应的同时也提升了个体的时间价值, 从而对“二孩”意愿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另一方面, 教育会通过“婚育观念变迁”、“社会认知偏误”和“传统文化割裂”等渠道影响“二孩”意愿。相对而言, “文化-认知”是“二孩”意愿下降更重要的原因。论文的重要价值在于, 将教育和生育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 可为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提供决策参考, 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提供前期探索成果。
关键词：
教育; “二孩”意愿; 收入-成本; 文化-认知;
作者简介：刘章生 (1980-) , 男,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 博士, 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E-mail:liuzs8033@hust.edu.cn;
作者简介：刘桂海 (1980-) , 男,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
收稿日期：2017-10-16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7BJY065) ;
How does Education Affect Chinese People's Fertility Desire of a Second Child?——From the Evidence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3)
Liu Zhangsheng Liu Guihai Zhou Jianfeng Fan Liqin
College of City Construc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on the willingness of childbearing as well as the fertility desire of a second child and reveal its internal mechanism.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 (2013) ,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research ideas from two aspects, the action effects and the action mechanism, and it adopt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of OLS, 2 SLS, Probit, IV Probit, Poisson regression an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This paper found that educa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childbearing and the fertility desire of a second child. And education mainly influences the fertility will of a second child through the "income-cost" and "cultural-cognitive" channels. On the one hand,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ncome effect, but education also enhances individual's value of time,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second child" fertility desire. On the other hand, education will influence the "second child" fertility intention through the channels of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concept changes", "social cognitive bia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fragmentation". Comparatively speaking, changing people's "culture-congnition" is a more important reason leading to the decline of "second child" fertility desire. This article combines education and childbirth issues togeth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ecision-making on the matching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and rel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providing early-stage exploration results for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
Keyword：
Education; the Fertility Desire of a Second Child; Income-Cost; Culture-Cognition;
Received： 2017-10-16
近年来,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两次重大调整:继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 2015年又出台了“全面二孩政策”。然而,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2014至2016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均值为12.46‰, 这与2000年以来的平均生育水平基本持平。可见, “二孩政策” (含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 下同) 实施以来, 生育“堆积”现象并没有按预期到来[1]。面临新时代的新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口数量和质量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被学术界长期关注。生育数量决定人口数量, 教育水平决定人口质量。大多数文献认为, 教育与生育之间存在一种负向关系。正如Weinberger所证实的, 整体教育水平提高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2]。Handa基于女性样本研究发现, 教育对生育影响的传播效应主要是源自于时间价值提升[3]。Martin也发现, 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偏好大规模家庭而受教育程度高的妇女倾向于小规模家庭[4];Weinberger发现, 接受过7年及以上正规教育女性的平均生育水平只有未受过教育女性的一半。同时, 教育对生育的负向作用也被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研究所证实, 比如:Cleland对拉丁美洲及阿拉伯国家的研究[5], Murthi等基于印度1981至1991年的研究[6], Adiri等对尼日利亚的研究[7], Decicca对加拿大1981至1991年的研究[8]以及侯佳伟等对1980至2011年中国大陆地区的研究[9]。当然, 这一关系也受到了一些研究的挑战:一方面, 有学者发现教育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正向促进关系, 如Fort的研究表明, 更多的教育可能导致更高的生育能力[10];另一方面, Monstad等发现无法证明教育是导致低生育率的原因[11]。
1978年以来, 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8.25‰下降到2015年的12.07‰, 而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则由3.90年[12]提高到9.28年[13], 两者之间呈明显的“剪刀差”趋势。那么, 在我国, 教育是否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行为呢?如果有, 内在机制是什么?
由于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国内学者对生育问题的研究并不多, 而专门针对教育和生育之间关系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近几年,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 关于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的相关话题正逐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目前,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政策评估方面, 包括计生政策评估[14,15]、“二孩”政策评估[16,17]及实施效果的社会经济效应[18,19]。不过, 关于“二孩”政策的研究大多从宏观视角展开, 且均隐含一个潜在假设:政策具备良好的实施效果。然而, 从过去三四年的现实效果来看, 这种潜在假设是受到严重挑战的。基于此, 国内也有少量文献开始从微观视角探讨社会经济因素对个体“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 如王志章和刘天元探讨了“二孩”生育成本问题[20], 王天宇和彭晓博研究了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21], 宋德勇等分析了城市房价对城镇居民“二孩”决策的影响[22]。为此, 综合利用中国的微观调查数据库, 或许能够很好地检验教育与生育意愿的关系。首先,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 不同地区、不同习俗可能导致生育意愿存在差异, 大范围的随机调查数据可为研究提供丰富素材。其次,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人均受教育年限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为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最后, 或许是最重要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可能面临“低生育率陷阱”, 生育政策放松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完善政策优化人口结构, 对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上述逻辑, 本文选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CGSS) , 对我国居民的教育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考察。
1 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1.1 文献回顾
教育和生育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国家很早就被学者所关注, 如Becker[23]所开展的工作被公认为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然而, 关于教育对生育的影响渠道, 现有研究却相对薄弱, 已有文献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收入-成本”论和“文化-认知”说两个视角。
基于“收入-成本”视角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方面, Becker指出, 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 进而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 放松了家庭用于投资孩子的预算约束, 如果视孩子为正常商品, 那么较高收入家庭就有更高的生育意愿。不过, 这种收入效应往往又会在孩子量质权衡过程中得到削弱。基于“理性经济人”视角, 将效益最大化作为人们生育决策的出发点, 则会强调子女给父母带来的效用[24]。经典的“收入-成本”论认为, 随着收入的增加, 家庭的生育数量会随之减少[25]。然而, 该理论却不能解释“富人多子”现象, 因此有学者提出, 经典“收入-成本”论具有局限性, 生育成本约束的仅仅是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 而无法适用于富裕群体, 并且富裕群体普遍认同子女在精神层面的效用, 而非子女的物质效用[25]。另一方面, 教育可能导致“休闲鸿沟”现象, 教育水平提升普遍改善了人们的受教育状况, 但学历越高的人越忙碌, 休闲时间越少[26], 从而增加生育的时间成本。Tavares认为教育改善了人们的工作能力和工资收入水平, 尤其对于女性而言, 受过更多教育的女性相比于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而言, 离开劳动力市场和抚养子女将面临着更高的机会成本[27]。当然, 也有学者发出不同声音, Musick和England发现女性工资对生育的影响很小, 并就此认为受教育女性的机会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28]。但无可厚非的是, 生育更多的孩子意味着家庭需要投入更多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29,30]。
基于“文化-认知”视角的研究则主要体现出三个层面的差异。首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推动了女权主义时代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追求自由平等的过程中放弃了生育孩子[31], 也有一些女性因追求个人事业成就而延迟生育, 甚至开始了“丁克式”的生活[32,33]。其次, 教育对女性在婚育市场的选择也是充满戏剧性的:一方面, 更多的教育可能使女性在婚姻市场更具吸引力, 从而增加找到满意对象的机会, 进而提高生育意愿;另一方面, 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高素质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搜寻成本和匹配成本。最后, 在我国, 人们的生育观念和养老观念发生了改变, “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和“母以子贵”等传统生育文化正在逐渐减弱, 如尹银发现生育儿子并没有提升父母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地位[34]。王天宇和彭晓博[21]等进一步发现, 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人们的生育意愿。
1.2 研究思路
基于前述文献回顾, 本文从作用效应与作用机制两个层面提出研究思路 (见图1所示) :首先, 通过实证检验教育的生育效应, 探析教育对生育意愿及“二孩”意愿的影响关系;然后, 从“收入-成本”和“文化-认知”两个视角切入, 探析教育影响“二孩”意愿的作用路径。
图1 研究思路
图1 研究思路 下载原图
就“收入-成本”而言, 首先, 教育提高了个体的劳动价值[35], 增加了个人劳动收入, 进而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其次, 教育改变了个体胜任工作岗位的能力, 进而改善个体的工作状况。然后, 教育改变人的价值追求, 不仅是物质层面, 更加体现在精神层面。最后, 教育提高了个体的时间价值, 也从另一个层面提高了闲暇的机会成本。生育决策的基础是夫妇对生育和养育孩子成本与收益的比较, 或者说是在家庭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生育效益最大化[36]。在物质追求、精神追求与时间成本之间的权衡取舍中, 生育意愿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为此, 本文从收入状况、工作状况、生活状况和时间成本等四个“收入-成本”视角探究教育对“二孩”意愿的作用路径。
从“文化-认知”层面来看, 首先, 教育是影响婚姻市场的重要因素, 也对“养儿防老”的态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其次, 教育提高了个体的独立性, 包括思维的独立、生活的独立、财富的独立和思想的独立等, 进而表现出代际沟通障碍, 甚至于婚姻“出轨”等现象。最后, 文化是通过教育进行传播的, 包括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西方文化的传递, 进而导致个体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偏好, 从而影响生育决策。基于此, 本文试图通过婚育观念、社会认知和文化偏好等三个“文化-认知”维度探析教育对“二孩”意愿的作用渠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作为一个探索性的研究, 本文尚不能提出完整的理论假设, 但试图回答以下几个具有时代价值的问题: (1) 教育对居民“二孩”生育意愿是否具有影响? (2) 如果有影响, 这一影响的路径是什么?是教育通过影响了人们社会经济条件和时间成本价值进而影响“二孩”意愿吗?或者教育通过影响文化社会认知进而影响“二孩”意愿? (3) 如果教育会通过“收入-成本”和“文化-认知”两方面的渠道对个体生育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那么, 孰轻孰重?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首先, 基于微观视角全面考察教育对居民生育意愿及“二孩”意愿的影响, 有助于解释我国生育政策放松背景下“单独二孩政策效应低于预期”及“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影响有限”等现象, 可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提供前期基础;第二, 从“收入-成本”和“文化-认知”两个层面实证检验教育对“二孩”意愿影响的作用机制, 可为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提供研究基础;第三, 通过对比作用路径的影响力, 可为我国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优化教育方针和宣传贯彻生育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2 计量模型、指标选择与数据
2.1 基本计量模型与数据结构
2.1.1 基本计量模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为了考察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文构建如下基本模型:
式 (1) 中, 被解释变量Freewill代表个体i的生育意愿, 主要解释变量Edu是指个体i的受教育水平, 为不失一般性, 我们以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指标。根据我国各个学历层次所对应的基本受教育年限, 参考马良等[37]的做法, 将个体受教育年限区间0~19年分为七个不同档次水平。Xi是其他控制变量, 主要包含人口社会学特征变量, 如:性别 (男=1) 、年龄 (选用年龄的自然对数) 、民族 (汉族=1) 和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1) 等;υi是随机扰动项。
2015年以来, 我国执行了全面“二孩”政策, 为提高研究的现实意义, 本文进一步构建教育对“二孩”生育意愿的模型。参考宋德勇等[22]的处理方法, 我们将生育意愿大于等于2个的样本认定为具有“二孩”意愿, 小于2个的设定为没有“二孩”意愿, 并构建二元选择模型:
式 (2) 中, (SC=1 Edu, X) 为控制其他变量之后的条件概率, φ (.) 为正态分布的累计分布函数。
2.1.2 数据结构与数据描述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始于2003年, 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社会调查项目。因其数据结构良好, 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于各类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本文采用CGSS公开的2013年最新数据。CGSS (2013) 问卷中对生育意愿问题的设置为“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 您希望有几个孩子”, 表1报告了按照受教育状况和性别分组的生育意愿以及二孩意愿的统计描述。
从表1可以发现, 受教育年限越多, 所表现出的生育意愿以及二孩意愿越低。与未接受任何正规教育的人相比, 接受过高等教育 (大专及以上学历) 的人群平均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就“二孩”意愿而言, 整体样本的平均概率为0.78, 但区分受教育状况来看, 前者的平均概率为0.92, 而后者为0.69, 前者比后者高出三分之一。从性别分组情况来看, 这一规律亦基本成立。从表中同时发现, 整体样本“二孩”意愿不足主要源自于高中及以上学历者的“二孩”意愿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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