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抓娃娃》以荒诞叙事与影像隐喻，揭示中国式家庭教育困境与成长阵痛。影片用喜剧外壳与黑色幽默解构现实，通过视听语言的精妙运用，如色彩、光影、音乐等元素的搭配，营造出梦幻又现实的氛围，将主角在父母高压政策下的挣扎与反抗展现得淋漓尽致，深刻探讨了家庭教育与孩子成长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抓娃娃,叙事,影像
电影《抓娃娃》凭借其荒诞的叙事风格和令人反思的深刻内涵，成为2024年唯一一部观影人次突破8000万的电影，远超第二名的《热辣滚烫》。该片更是成功跻身于2024年全球票房排行榜前十，展现了中国喜剧片突飞猛进的实力。影片通过镜头语言和细腻的情感刻画，将主角在成长过程中的迷茫、挣扎、蜕变展现得淋漓尽致。导演巧妙地运用色彩与光影的变化，营造出一种既梦幻又现实的氛围，让观众在视觉享受的同时，也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角色的内心世界。电影中的配乐部分更是点睛之笔，旋律悠扬又不失力量，与影片的叙事节奏完美契合，共同编织出动人的成长交响曲。
《抓娃娃》宛如一场精心设计的荒诞剧，用糖衣包裹的寓言形态，将中国式家庭教育的隐痛与时代的精神症候悄然缝合。“影片的戏剧性假定性在有意制造幽默的喜剧效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影片的叙事风格呈现出一种“温柔的暴力”，用夸张的喜剧外壳解构沉重的现实，又用黑色幽默的笔触将观众推入笑与泪的漩涡。导演闫非与彭大魔延续了“西虹市宇宙”一贯的魔幻现实主义，将亲子关系的权利规训暴露在全景敞视主义之下，致使每一个笑点都变成了解剖社会病灶的手术刀。在影片的每一帧画面中，观众都能捕捉到家庭教育中的微妙情感张力。主角在父母高压政策下的挣扎与反抗，不仅是个人的成长历程，更是无数中国家庭情感纠葛的缩影。导演通过一系列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设置，实则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亲子关系的复杂多面，以及个体在寻求自我认同过程中的困惑与突破。影片中的黑色幽默如同一把双刃剑，既是对现实的辛辣讽刺，也是对人性光辉的温暖呼唤，让观众在笑声中反思，在泪水中感悟。
沈腾饰演的父亲马成钢将四合院漏雨的屋顶称作“忆苦教育基地”，马丽饰演的母亲春兰端上的白菜豆腐汤里漂浮着精确计算的卡路里数值，这种以“爱”为名虚构的贫困，就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教育表演。镜头下的抓娃娃机不再只是游戏道具，机械爪的每一次抓取和放下，都隐喻着家长对子女人生的操控，这种看似充满偶然性的“自由的选择”，实际上隐藏着被算法控制的最终宿命，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被操控的境地。这种叙事策略巧妙借用了《楚门的世界》的框架，却又在东方文化语境中生长出独有的批判性：当马继业每日奔跑的“五公里上学路”被航拍镜头揭穿成闭合的莫比乌斯环，观众突然意识到，那些被歌颂的“苦难教育”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循环游戏，在空间的长期监视之下，最终会造成孩子的信念崩塌。
影片借助细腻的情感描绘和深刻的象征手法，深入探讨了家庭教育与孩子成长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沈腾和马丽的精湛表演，生动地展现了这对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与施加的压力。他们虽以“爱”的名义出发，却未能顾及孩子内心的真实需求和感受，结果导致了家庭关系的紧张和孩子的心理困境。这种教育方式的失败，不仅体现在其表面的虚伪和欺骗，更在于其深层次的操控和束缚，使孩子在无形中丧失了自我和选择的自由。这种叙事策略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家庭教育的沉重和压抑，还激发了观众对于教育方式和孩子成长问题的深刻反思。
在叙事结构方面，影片采用了双重叙事视角。影片的前半部分从父母的视角出发，通过密集的喜剧元素营造出“穷养计划”合理性的错觉。马成钢在驴车上狼狈报警的滑稽场景，春兰敷面膜时指挥佣人打扫房间的对比表演，这些令人捧腹的细节，实际上反映了权力者自我合理化的仪式。随着叙事焦点转向马继业的内心世界，镜头语言也相应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写镜头开始捕捉他捡拾塑料瓶时颤抖的手指，慢动作定格他凝视窗外鸽子时的眼神。这些被压缩的沉默时刻，宛如叙事裂缝中透出的真实光芒，撕开了喜剧表层，露出血淋淋的真相。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解构了父母的叙事权威，更揭示了规训体制下主角成长的艰辛。影片的结尾，马继业最终选择了报考体育学院，他奔跑的身影就是在父权主义强压下的反抗。同时，这些片段还带有着一定的符号与隐喻意味。例如，驴车作为父母权威的象征，其笨拙而缓慢的移动，不仅暗示了权力体系的僵化与腐朽，也预示着“穷养计划”终将走向失败。而鸽子作为自由的象征，其飞翔的画面多次出现在马继业的凝视中，既表达了他对自由的渴望，也象征着他内心深处对规训体制的反叛。
影片的叙事其实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真实与虚构的哲学思辨。片中的每个角色都在参与集体谎言的编织。雇佣演员构建的虚假社区、病榻上“奶奶”刻意制造的咳嗽声、父亲藏在监控室玻璃后的发亮镜片……这些精心设计的叙事陷阱，最终又在结尾的“彩蛋”中走向高潮，当马成钢夫妇宣布启动“三胎计划”时，叙事便完成了对现实最辛辣的讽喻——在功利主义的教育逻辑下，子女人生不过是可批量复制的实验品。这种叙事策略不仅解构了传统家庭叙事的温情面具，更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社会的教育焦虑。在这个越来越“内卷”的社会环境之下，“清北执念”成为新时代的集体无意识，“挫折教育”异化为对孩子精神控制的遮羞布，那些被规训的童年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抓娃娃”游戏？马继业的家庭有着令人羡慕的经济基础，被欺骗之后尚且还有选择自己人生之路的勇气，而父母依旧可以为其兜底。但现实中有多少普通家庭的孩子，在中国式父母一声声“为你好”的说教中走向精神控制的沉沦，且最终在知道真相后甚至不会有反抗的底气。
影片通过对这些细节的深刻描绘，揭示了社会对于个体成长和教育方式的深刻影响。每一个精心设计的情节，都是对现实社会的一次深刻反思，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不禁思考：在追求成绩和功利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失去了对人性和情感的关注？影片中的“抓娃娃”游戏，不仅象征着孩子们被规训的童年，更隐喻着整个社会在教育问题上的盲目和偏执。导演通过这部电影，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既真实又残酷的世界，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观念，关注孩子的内心需求和成长过程，而不是仅仅将他们视为可批量复制的实验品。影片的结尾，虽然带着一丝讽刺和无奈，但也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鼓励观众勇敢追求真相和自我成长。
《抓娃娃》的叙事过程成功地将社会批判编码为大众娱乐的基因。它既不像某些艺术电影那般曲高和寡，也未陷入纯搞笑片的浅薄泥沼，而是在一个个密集的笑料中埋藏思考的种子。当观众为沈腾的滑稽摔倒哄堂大笑时，那些被异化的爱、被物化的亲情、被算法操控的人生选择，都在叙事的哈哈镜中被放大、扭曲、最终显影为时代的集体创伤。这种举重若轻的叙事智慧，或许正是中国商业电影在娱乐性与思想性之间找到的最佳平衡点。影片不仅通过幽默诙谐的情节吸引观众，更在不经意间触及了社会问题的痛点。电影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仿佛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他们的挣扎与困惑，正是当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真实写照。影片中的对话，既机智又富有深意，让人在笑声中感受到一丝苦涩，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环境。导演巧妙地利用商业电影的元素，将深刻的社会批判融入其中，使得观众在享受娱乐的同时，也能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抓娃娃》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成为中国商业电影中的一股清流，也为观众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心灵洗礼。
《抓娃娃》巧妙地将现实与幻想、悲剧与喜剧、崇高与荒诞交织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艺术风格。[2]电影中影像语言的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叙事的荒诞。在《抓娃娃》的影像世界中，视听语言并非简单的技术堆砌，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隐喻系统。导演闫非与彭大魔以近乎挑衅的视觉勇气，将中国式家庭教育的荒诞性溶解于糖霜般的滤镜之下，让每一帧画面都成为权力规训与人性挣扎的注脚。
当镜头掠过胡同墙上斑驳的“拆”字涂鸦与补习班广告拼贴成的蒙太奇，当特写对准骨灰盒改装的爆米花桶，观众在笑声中突然哽住。影片前半段多用低角度仰拍强化父母的权威形象，在马成钢递给马继业存钱罐的场景中，摄像机从低角度向上仰拍，赋予了马成钢一种高大威严的形象。他将家里的全部积蓄托付给马继业，委以小管家的重任，并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仰拍镜头强调了他在家庭中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当马成钢穿着破旧的鞋子外出工作，却依然将鸡蛋留给马继业，镜头通过低角度捕捉到他那充满爱意和期望的目光，这样的拍摄手法不仅增强了马成钢作为父亲的威严形象，也展现了他对儿子深沉的关爱；在体育场，马成钢指导马继业如何捡瓶子，并向他解释这是最佳的捡瓶子时机。镜头从马继业的低视角出发，仰拍使马成钢显得既睿智又高大，进一步凸显了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权威形象。当叙事焦点转移到马继业的觉醒时，摄像机镜头贴近地面，捕捉他奔跑的每一个脚步，通过摇摆的手持摄影手法，四合院的围墙似乎逐渐向内坍塌，形成了一种压迫感十足的画面边界。最令人震撼的是一段360度的环绕长镜头，马继业在环形跑道上不停地奔跑，航拍镜头缓缓上升，揭示了这条“上学路”实际上是一个巧妙设计的莫比乌斯环。这个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视觉寓言，将教育的异化现象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影片的色彩美学更是呈现出一种刻意的“失真感”。导演刻意采用高饱和度的糖果色调渲染贫困的场景，让漏雨的瓦房与破旧校服呈现出不合时宜的“美学化贫穷”，这种视觉的反差制造出强烈的间离效果。破败的四合院被涂抹上高饱和度的暖黄与砖红，漏雨的屋顶在逆光中折射出琥珀色的光晕，仿佛贫困被精心设计成一场美学化的表演。这种色彩的悖论性运用，恰如马成钢夫妇虚构的“苦难教育”：表面上充满怀旧温情的橙色调，实则暗藏操控的冰冷逻辑。而抓娃娃机的玻璃橱窗内，霓虹灯光将玩偶染成梦幻的粉紫与靛蓝，与主角灰暗的校服形成刺眼对比，暗示消费主义对纯真欲望的驯化。最令人心悸的莫过于骨灰盒改装的爆米花桶特写，朱红漆面与惨白爆米花的并置，将死亡的肃穆与娱乐的轻佻粗暴缝合，成为整部电影视觉表意的高光时刻。
影片中的色彩美学不仅增强了电影的视觉冲击力，更深刻地揭示了影片所探讨的主题。高饱和度的色彩与贫困场景的碰撞，不仅让观众在视觉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反差，更是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导演通过这种色彩美学的处理，巧妙地引导观众去思考贫困、消费主义以及人性的复杂多面。色彩的运用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装饰，更是情感与主题的载体。每一种色彩的选择与搭配，都蕴含着导演对电影主题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表达，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成长过程中的烦恼与美好。
影片中光影的运用效果也格外突出。在一些情感冲突激烈的场景中，光影的运用能够更好地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在主角们与父母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时，画面中的阴影部分增多，光线变得昏暗而压抑，反映出人物内心的困惑和挣扎；而在他们彼此理解、和解的时刻，柔和而温暖的光线则又营造出一种温馨和谐的氛围，让观众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力量。
同时，片中光影的戏剧性调度也构建了权力关系的视觉图谱。监控室的冷白光从玻璃背后渗出，在马继业脸上投下栅栏状阴影，恰似福柯笔下“全景敞视监狱”的当代变形；而当他深夜蜷缩在漏雨的屋檐下，一束孤零零的路灯从45度角斜射，将其身影拉长成扭曲的巨人，隐喻着童年主体在规训压力下的畸变生长。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忆苦教育基地”的布光设计，模拟自然光的柔光灯从四面八方包裹破旧家具，让贫困场景如同摄影棚里的精致造景，暴露出父权主义对真实性的暴力篡改。
影片的音乐选择上，则构造了另一重叙事陷阱。Joyside乐队改编的《小小少年》以轻快的摇滚节奏开场，童声合唱却逐渐被失真的吉他声吞噬，象征纯真童年如何在成人世界的规训中变质；鹿先森乐队的《我想当风》作为片尾曲，空灵的旋律与歌词中“和同伴点亮篝火等极光”的意象，在电子音效的干扰下支离破碎，仿佛一场未完成的青春祭奠；影片的配音部分也值得玩味，抓娃娃机启动时的电子音效总是伴随着尖锐的金属摩擦声，这种听觉的不协调感，恰似教育异化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的永恒错位，金属撞击声总伴随着心跳监测仪般的“滴滴”节奏，将游戏快感异化为生命体征的量化监控。
电影《抓娃娃》视听语言的终极悖论在于它越是精美，越凸显出真实的溃败。当马继业最终冲出虚构的贫困剧场，镜头突然切换为手持DV拍摄的粗糙画面，失焦的镜头、混乱的构图与自然光线下斑驳的墙皮，反而成为整部电影最具生命力的瞬间。这种从“超真实”到“粗粝真实”的视觉降维，恰似一记响亮的耳光，抽打在所有沉溺于规训美学的观众脸上，在精心设计的光影骗局中，抓取着被编码的人生幻觉。
《抓娃娃》用叙事与视听的共谋，编织出一场关于成长的残酷寓言。影片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拒绝廉价的救赎叙事。马继业奔向体育学院的背影里，依然晃动着父亲强加的价值烙印；他试图挣脱的莫比乌斯环，仍在肌肉记忆的惯性中循环。这种清醒叙事的残忍，恰恰揭示了当代成长困境的本质：觉醒未必通向自由，反叛也可能沦为规训的变体。当片尾抓娃娃机的电子音效逐渐淡出，观众在笑声的余震中突然失语——我们何尝不是另一群“马继业”，在现实的教育迷宫里，谁都可能成为被概率算法预设的人生。
电影《抓娃娃》最终通过荒诞的叙事和影像语言的隐喻幻化成一面照妖镜，映出整个时代的集体焦虑。当爱被异化为控制，当成长沦为一场精密操控的实验，那些破碎的监控屏幕里，倒映着所有人未曾痊愈的童年创伤。
参考文献：
[1]孟君.《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黑色悬疑、幽默喜剧与中国风格[J].电影艺术,2024(03):90-92.
[2]王丹丹.《抓娃娃》:后现代喜剧叙事与情感宣泄艺术探究[J].电影文学,2025,(04):14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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