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背景下的高校音乐教育民族化构建论文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内政治、经济形式的不断变化，中国民众在物质生活基础稳定的前提之下，显现出对文化精神需求的不断增加。自20世纪初期开始，大量涌入我国的西洋文化因素已不能再满足现代国人对文化、艺术的整体需求，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召唤着新时代青年人的挖掘与承袭。

 

　　就音乐文化层面来讲，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诞生了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与音乐表演艺术大师。多样化的表演类别、完备独特的乐律学体系、自成一格的传承方式，中国音乐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在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吐故纳新、包罗万象，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已有古琴、昆曲等音乐文化艺术被纳入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蕴含着中国传统思想精髓，见证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例如古琴艺术，作为唯一的“文人音乐”艺术类别，古琴艺术传承数千年，据考古实例验证，早在先秦墓葬中就已经发现“琴”的存在，如曾侯乙墓乐器群中“十弦琴”的出土，证实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琴”就深受当时上流社会的喜爱，同时，与汉代如“马王堆大墓”“七弦琴”等七弦形制的古琴出土实物相互对比，可以得出古琴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进步、不断改良的理论事实。几千年来，文人墨客寄托情感于古琴，将对国家的悲叹、期待，以及对百姓疾苦的忧虑、对山水自然的热爱等一系列的情感倾诉于古琴。《梅花三弄》《酒狂》《广陵散》等等一系列名曲，不仅传递出千百年来琴音的变化样态，也记载着中国古代文人的胸怀与心境。

 

　　据音乐考古文物探究分析可知，早在9000年前的中国先民就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乐律学常识，并能够通过测量、钻孔等技术，使骨笛吹奏出简单的音阶音调，并且有学者研究发现，贾湖骨笛中存在“阴阳双器”的乐器制造现象，即通过制作两只互补音律的骨笛，称：“文化自信下的高校民族化，在演奏中寻求更完备的音律音阶，以求达到更好的音乐演奏效果。很多墓葬之中清晰可见，骨笛作为陪葬品有序摆放于墓葬主人身体的左右两侧，实为“阴阳双器”，两器并用，足可见中国古人的智慧程度。

 

　　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震撼世界，令人感慨。曾侯乙乐器群中，最为耀眼的一组编钟，不仅证实了中国先秦音乐的发达，同时也改写了原有的《中国音乐史》，分三层悬挂的六十余枚编钟，外加一枚楚王亲赠之镈，乐器之上刻有记载当时“曾、晋、齐、楚”等诸侯国乐律名称的铭文文字，2800余铭文不仅展示出先秦乐律完备的体系状态，同时打破了“十二律”乐律体系来源于外域的原有论证。精美的钟体，以及精确的音律、音高，都证实了我国先秦音乐的发展高度与精湛、惊人的铸造技术。铭文之中所记载的乐律理论在秦朝之后已逐步失传，中国先秦音乐的发展高度令人惊叹，也召唤着学者潜心钻研。

 

　　自先秦至清末，中国音乐文化注重承袭，在几千年的不断演变中，呈现出不同于西方音乐的风格特质，注重旋律性而不重和声、注重演奏家的二度创作而不重记谱规则的拘束与限定。古琴、昆曲、京剧等中国别具一格的音乐文化，在绵长的历史发展之中逐渐与其它文化门类相互结合，在岁月的长河里，孕育出别样的耀眼明珠。无论是寄托文人情怀的古琴音乐，还是萌芽于汉，确立于宋，经元、明、清至今仍未衰亡的戏曲音乐，都显示出中国音乐文化内蕴深厚、体裁多样，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变革紧密依存，几千年来为凝聚民族精神，培育民族信仰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音乐作为一种时间艺术，通过音符旋律渗透于中国古代人民的血液之中，铸造了富有中华特色的历史文化灿烂篇章。

 

　　20世纪，伴随着“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等文化运动口号的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在音乐领域，原有的工尺谱被五线谱、简谱所取代。注重旋律创作，重视口传心授；表演多样化的中国音乐创作；传承体系也被西方“学院化”、单一化的表演、创作、教学方式所替代；原有的民族器乐在制作制造方面不断向西洋器乐靠拢，废除诸多“中立音”音律，扩大原有音量，在演奏及作品创作过程中改变原有传承规则，甚至建立了大量的民族器乐乐队，为一些并不适用于“和声”“配器”创作、演奏模式的器乐创作了迎合西方文化的曲调、作品。放眼望去，国乐界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洋音乐体系传承者。在中国音乐教育领域，全面西化的趋势更为严重，在当下我国几百所开设音乐专业的高校之中，无一例外全部以西洋音乐创作、理论体系为教学基础。即便在一些高等院校中开设“民族唱法”专业学科，多数教学实践和演唱中也缺乏真正的民族韵味，均是教授以西洋唱法为基础的现代声乐演唱技术，很少有人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热爱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此文化背景之下，民众亟需提升学习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自信心，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已迫在眉睫。

 

 

　　20世纪初，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提出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的音乐改革思想，其以西方“比较音乐学”为理论基础，将全世界音乐文化划分为三大乐系，显现出为“中国乐系”保留根基，寻求生路的历史决心。刘天华等人又在西洋音乐文化广泛涌入的文化环境之下，探索如何于“中西调和之间打出一条新路”的历史发展途径，一面发展国乐，一面研习西乐，足可见先学们对待中国文化传承的历史态度。文化传承不是闭塞而不纳新，应是吸纳外来、不忘本来、古今中外为我所用的历史发展。革新必然可贵，但革新的基础是自我的传承与保留。

 

　　自20世纪50年代起，诸多音乐学家致力于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掘与保护工作，对长久被忽视的文人音乐、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抢救挖掘，通过田野实践、文献梳理、考古挖掘等方式方法，将原本被人们漠视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元素进行整理、留存，例如以杨荫浏为首的一系列学者，对河北、陕北、福建等地的民间音乐进行整理，研究其乐学特征，并保护其传承体系；将现存的古曲遗音与文献资料中的古谱资料相结合，通过“逆向考证”等方式方法，成功实现了“让历史发声”的研究奇迹，改变了原有的“哑巴音乐史”窘况，展示出新的生机。录制阿炳等民间艺术家所演奏的民族器乐曲，不仅将富有民族韵味的器乐表演保护、留存，同时也使得原有民族器乐的音律演奏特色得以被记录，并且在今天，仍然能够作为音频资料被无数的年轻学者研究、分析。再有黄翔鹏等音乐学家致力于音乐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实例相结合的历史研究法则，提出并验证了中国古人早在先秦时期就具有“一钟双音”的编钟铸造技能，并形成了完备的乐律体系。精美绝伦的出土文物为世界所震撼。曾侯乙墓编钟等文物的出土彻底颠覆了原有“从文献到文献”的音乐史编撰法则，并改写了原有的资料史籍。更重要的是，这些实物例证的呈现，提升了中国音乐文化自信心。在音乐实践演奏、演唱教学领域，引入外来文化元素，承袭传统文化的成功案例，例如音乐家李劫夫，在教育教学、创作表演等领域，均为现代音乐民族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在办学过程中，他一方面将民间老艺人请入高校专业化教学课堂之中，使得学生能够感受到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风貌，另一方面将学生们带入到田间地头之中，采集民歌并学习民歌，通过记谱、整理等方式，将诸多民歌谱例汇编成册，并将其作为主要教材纳入教学体系之中，成为了良好的民族音乐教学范例。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代学者们沿袭严谨学风，不断前行，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工作又立新功。例如田青，多年来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之中，为古琴、昆曲、内蒙长调纳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做出了杰出贡献。“原生态”唱法的提出与历年来连续开展的各地“民歌会”都为中国民族民间歌曲的挖掘与保护传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将传世古琴展现于世人面前，同样也是田青近年来的主要工作之一，当优秀的古琴演奏家奏响传世古琴，并借助现代网络等传媒途径将琴声传入大众听觉范畴之中，不仅使千年的古琴实现了更好的传承保护，更为大众音乐文化教育提供了优良的视觉、听觉素材。再如，中国音乐学院雷佳、吴碧霞等学者专家，在现有民族声乐唱法的基础之上，通过田野搜集等方式方法，对我国多民族民歌进行保护，不断加入到声乐教学之中。为发展民族化音乐教育、传承中国传统演唱技术做出了贡献，也为我们的教育发展提供了参考模式。还有当下一些音乐创作者、作曲家，他们深入民族音乐文化环境之中，对民族音乐进行考证探究，提炼其中精髓，将其中优秀元素融入音乐创作之中，无论是在流行音乐还是交响音乐等音乐曲调之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文化元素。一些青年作曲教师将自身成功经验分享给学生，在实践操作中起到了良好的指引作用，这些都为音乐教育民族化构建发展以及高校学生文化自信心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理论、创作、表演领域，必须在相互结合、共同提升的良性发展循环之下，才能够实现最终的教育教学目标。

 

 

　　近年来，“为谁培养人”与“培养什么人”教育思想已成为当下高校教育教学的基础思想精神核心，培养顺应时代发展，符合时代需求，立志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青年人才已成为高校教学、教育的最高目标。作为开设音乐专业教育学科的普通高校，在思想意识提升培养、文化自信意识熏陶等思政工作的基础之上，如何将民族文化精髓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笔者拙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育实践、增强教育者自身民族文化素养，并以社会大文化环境为教育依托，明确“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教育目标，当是高校音乐民族化构建的实施路径。

 

　　首先，理论如果不在教育实践中融会贯通，将失去其原始的作用与意义，被挖掘、保护的民歌不仅仅要在民间歌手中传承，也应在“学院教育”中有所体现。将各地民歌以其原有形态展示于学生面前，通过民间歌手演唱示范、田野实践考察等直观学习模式给学生构建起中国传统民歌的基本认识，这是民族化音乐教育的前提条件之一。此外，在民族器乐教学过程中，可通过结合理论讲解与演奏示范等方式，使学生真正了解民族器乐的发源、演变过程，了解该乐器原有的历史风貌、记谱方式、音律特点。特别是应当让学生们听到原始的音乐，而不是沉浸于现代改良后的器乐声调之中。据现代音乐学家借助测音技术分析，当下“学院派”民族器乐演奏模式、音律、音高都较传统民族器乐演奏方式有极大的差别，例如有学者对民间艺人“阿炳”即华彦钧所演奏的二泉映月与现代学院派表演艺术家所演奏的《二泉映月》进行测音对比，发现华彦钧所演奏的《二泉映月》作品中存在着诸多“中立音”音律，且随着情感、曲调的不断升华，诸多乐音的音高呈现出偏离“十二平均律”规定音高的状态，这并不是乐器陈旧、音律不准导致的偏差，而是中国器乐演奏中的变化特质。“有无相生”是中国器乐演奏的主要特质，多变的音律与中国音乐文化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完全“十二平均律”化的乐音音高规则不能满足中国传统音乐的全部表演形式。

 

　　自先秦便存在的“采风”制度曾是历代君王了解民情、民意的政治手段。在不断的发展变革之中，成为诸多艺术种类积累创作素材的法则、方法。作为现代高校音乐专业学生，如不知民间音乐、传统音乐的真实面貌，仅依靠教师理论讲解、自行文献阅读等方式，无法掌握文化精髓，对唤醒民族文化自信、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效果甚微。因而，“采风”不仅应当出现于绘画、雕塑等艺术学科之中，在音乐教育过程之中也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拥有56个少数民族，文化多样，音乐形态各异。例如福建南音、内蒙古长调、新疆木卡姆等一系列传统音乐形态都有着不同的演唱、演奏规则，它们在传承、发展过程中与当地的文化生活紧密相连，成为了当地居民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艺术方式。如何让学生感受到不同的音乐形态值得我们思考，笔者认为，深入文化环境之中，在深度挖掘、试听并进、亲身感受的过程中，进而实现良好的教育教学目的。

 

　　“言传身教，始于师者”，作为教育行为的发起者，教育教学的实践者，高校音乐教师首先应当确立起文化自信心，在熟悉掌握西洋音乐理论、创作、表演体系的基础之上，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掌握本土文化精髓，已成为时代赋予新一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作为完全成长于西方音乐体系教育环境之中的青年音乐教师，应当从欣赏作品、熟悉如“工尺谱”等传统记谱法则、了解历史发源与人文精神等领域入手，对中国音乐开展全面深入的学习与掌握。一百年前，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奋斗的青年学者，在面对全新的西洋音乐体系时，潜心深入，发掘传承，为唤醒沉睡中的中华民族倾尽终身心力。百年后，为弘扬民族文化自信，当代学者同样应承载大任，悉心深入，潜心苦学。中国文化传承从不是一个闭塞单一的载体，但任何时期，我们都不能以完全丧失自我而迎合他人的文化介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高校音乐民族化构建的必经之路。

 

　　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自古便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大环境紧密相关，无论是传承三千余年不断变换却不曾消亡的“礼乐制度”，亦或是消解数千年文人苦闷、愁苦，寄托情怀、祈愿的古琴音乐，又或是依托“口传心授”传承机制，注重“谱为框格色泽在唱”的记谱法则。儒释道三足鼎立，崇尚“中、正、平、和”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孕育了几千年中国音乐的良性发展，而中国音乐也以其包容多样的缤纷色彩回馈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滋养。因此，研究民族音乐文化，离不开对整体大文化历史衍生发展的掌握。例如戏

 

　　曲表演中，“男扮女装”角色呈现的历史渊源探究，不可避免地应与雍正皇帝废除“女伶”，变革“乐籍”“乐户”制度有关。再如探究古琴音乐就不能脱离对中国古代文人情怀、气节的理解与辨析。在高校音乐教育中，应当立足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大范畴之内，理论联系实践、古代接通当下、西学融汇传统，一方面增强课程的趣味性，一方面提升教学实践中的文化价值，将社会环境、经济形式等因素视为音乐文化发展的前提。以音乐民族化教育教学为基点，最终实现以培养服务于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强国的优秀青年学生为教育目标。

 

　　百年来，中国经济文化经历了历史的兴衰变换，终于在经济、制度、道路全面优化的社会环境之下迎来了通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作为高校音乐教育者，应当紧随历史潮流，辨析环境需求，以提升学生民族文化自信心为己任，为民族文化复兴、传承、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为数千年来未曾间断的文化传承作出应有的教育贡献。文化发展固然要吐故纳新，开放包容，中国音乐传承自秦汉以来始终处于广泛吸纳外来优秀文化的开放状态。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开辟了商路，打通了政治往来路径，同时也将中原与外域的优秀文化有效对接，相互渗透。

 

　　近现代以来，我们更是在民族危难中主动学习，不断汲取外来养分，最终获得了当下的发展成果，但是任何的变革都应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传承是革新的基础保障，发展的目的是丰富、完善自我。颠覆传统文化并不可取，完全摒弃传统而去迎合他人的全面介入也并不适用于当下的文化环境，唯“古今中外，为我所用”才是文化发展的使用原则。

 

　　“文化自信”社会环境背景为构建高校音乐教育民族化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如何把握基础，将先学挖掘、梳理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现实教育素材，如何在音乐创作、理论研究与表演实践领域之中融会贯通，最终实现传统音乐文化的有效教育成果，将成为当下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1]习近平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7-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