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 我认为, 21世纪经济、物质、技术领域的全球化, 并不至于导致同等意义上的文化的同质化、一体化, 而是文化的互渗互补与本土化、地方化的双向互动;换句话说, “网络化—全球化”并不至于使世界走向文化上的“世界主义”, 而是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辩证统一。“世界上‘一体化’的内容可以是经济的、科技的、物质的, 但永远不可能是文学的或文化的。” (25) 这种历史发展趋势, 同样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生产方式与精神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平衡性规律。所以, 在严格的意义上, 或者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性规律看, “全球化”可能导致的“一体化”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 而文化上的全球化、世界性“趋势”则终究是文化领域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这种文化发展趋势恰恰为“网络化—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存在与发展有利前提, 也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文化基础。由是, 比较文学“消亡”论便是无稽之谈。
五“比较文学”抗拒“世界主义”?
在网络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人类文化无可避免地也将走向变革与重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 也必将面临变革与重构的境遇, 文学的研究也势必遭遇理论、观念与方法之变革与创新的考验。现实的情形是, 20世纪90年代以降, 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信息化、大众化, 把文学逼入了“边缘化”状态, 使之失去了先前的轰动与辉煌,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J.希利斯·米勒曾经提出文学时代的“终结”之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 (concomitants) 而把它引向终结。” (26) 相应地, 他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 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 (27) 今天看来, 米勒的预言显然言过其实, 不过, 它也让人们更加关注文学的衰退与沉落以及文学研究的危机与窘迫的事实, 文学工作者显然有必要正视文学的这种现实或趋势, 在“网络化—全球化”境遇中, 谋求文学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革新。其实, 米勒的“文学研究成为过去”也许仅仅是指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成为过去”, 而不是所有的文学研究。那么, 我们不妨从这种被“成为过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出发, 努力寻求与拓展文学研究的新理念、新方法, 使文学研究尽可能摆脱“传统”的束缚。
既然经济上的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上的“一体化”, 而是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 那么, 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文学”也必然是多元共存状态下的共同体, 而不是大一统的文学上的“世界主义”;既然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学是非同质性、非同一性和他者性的多民族文学同生共存的“世界文学”共同体, 那么, “世界文学”的研究不仅需要、而且也必然地隐含着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和比较的视界与眼光, 以及异质的审美与价值评判, 于是, 比较文学天然地与“世界文学”有依存关系———没有文学的他者性、非同一性、不可通约性和多元性, 就没有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显然, 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自然地拥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生命的活力, 也是更新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重要途径。
文学的研究应该跳出本土文化的阈限, 进而拥有世界的、全球的眼光, 这样的呼声如果说以前一直就有, 而且不少研究者早已付诸实践, 那么, 在“网络化—全球化”境遇中, 文学研究者对全球意识与世界眼光则更应有一种主动、自觉与深度领悟, 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方法也就更值得文学研究者去重视、运用与拓展。比较文学本身就是站在“世界文学”的基点上对文学进行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 它与生俱来拥有一种世界的、全球的和人类的眼光与视野, 因此, 它天然地拒斥文学的“一体化”与“世界主义”, 或者说, 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本能地抗拒“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及其传统”的“强迫性、颠覆性与取代性”, 拒斥“经济大国”和“综合实力强国”之文学“一元化”企图及其对他民族文学的强势挤压与取代。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所言:“比较文学中获得的任何有趣的东西都来自外域思想的交流基于一种真正的开放式的、多边的理解之上, 我们将拥有即将到来的交流的最珍贵的变体:如果我们愿意像坚持我们自己的概念是优秀的一样承认外国概念的力量的话, 如果我们像乐于教授别人一样地愿意去学习的话。” (28) 因此, 在全球化境遇中, 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无疑拥有显著的功用和活力, 它成全的是多元共存的世界文学, 却断然不可能去成全“一体化”的文学的“世界主义”, 而是对文学“世界主义”的抗拒。
不仅如此, 在全球化的境遇中, 比较文学对文化的变革与重构, 对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认同, 对推动民族文化的互补与质异文化的本土化, 均有特殊的、积极的作用。因为比较文学之本质属性是文学的跨文化研究, 这种研究至少在两种以上异质文化的文学之间展开, 因此它可以通过对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学的研究, 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理解、对话与交流、认同。所以, 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 而且以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的, 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 使之在互认的基础上达到互渗互补、同生共存, 使人类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长状态, 而不是助长不同文化间的互相倾轧、恶性排斥。就此而论, 比较文学必然抗拒文化上的“世界主义”。
也许, 正是由于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把文学研究置身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 既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互补, 又促进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与壮大, 因而它自然也有可能为文学摆脱“边缘化”助一臂之力。不仅如此, 在网络化—全球化境遇中, 虽然有人担心甚至预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但笔者上文的论说亦已说明:网络化—全球化促进了文学的交流互补因而也促进了世界文学的繁荣, 而在世界文学母体里孕育、成长, 并在其“生机”中凸显其作用与功能的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 无疑为文学研究者拓宽视野, 形成新观念、新方法、新思路与新途径成为可能, 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获得一种顺应文化变革与重构的机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通过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方法的推广、张扬与卓有成效的实践, 我们不仅可以避免并扼制文学的“世界主义”倾向, 而且可以推进世界文学走向一种“人类审美共同体”之更高境界。“将各国对待世界文学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 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构建世界文学传统。我们可以避免过分强调几个文学大国……也可以避免向外随意地输出美国式多元主义。” (29)
至于“人类审美共同体”的具体内涵和构建途径, 那将是笔者另一有待展开的论题, 此不赘述。但是, 简而言之, 她无疑是一种经历了网络化—全球化浪潮之洗礼, 摆脱了“世界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经济与文化强国的强势性支配与控制, 文学与文化的民族化、本土化得以保护与包容, 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相对调和、相得益彰、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新的世界文学境界。就此而论, “世界文学”以“各民族文学都很繁荣, 都创造经典, 彼此不断学习, 平等、相互依赖而又共同进步的文学盛世为目标” (30) 。在这样的“人类审美共同体”里, 中国文学和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定然有自己的声音和“光荣的席位”———正如歌德当年对德国人和德国文学的期许与展望一样。对此, 今天中国的文学工作者无疑应该有这种文化自信和能力自信。
最后, 我将继续引用大卫·达莫若什的话来结束本文:“如果我们更多地关注世界文学在不同的地方是如何以多样性的方式构建的, 那么全球的世界文学研究就会受益匪浅, 我们的学术和我们研究的文学也将具有全球视角。” (31)
注释（参考文献）：
1 世纪之交, 国际学界围绕“世界文学”的概念展开了深入而持久的讨论, 可谓是见仁见智, 新见纷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家与著作有: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Christogher Prendergast (ed.) , 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 London:Verso, 2004;Pascale Casanova,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by M.B.Debevoise, Cambridge, Mas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Emily Apter, The Translation Zone: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Mads Rosendahl Thomsen, Mapping World Literature: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 New York:Contiuum, 2008;David Damrosch (ed.) ,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Chichester, West Sussex:Wiley-Blackwell, 2014;Alexander Becroft, An Ec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Verso, 2015。
2 (29) (31) [美]大卫·达莫若什:《世界文学有多少美国成分?》, 见张建主编:《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139页, 第143页, 第143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陈众议:《当前外国文学的若干问题》,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1期。
4 (11) (22) 高照成:《“世界文学”:一个乌托邦式文学愿景》,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6年第6期。
5 根据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迪德林等人的考证, 早在1810年, 克里斯托弗·马丁·魏兰就已经率先使用了“世界文学”这一术语, 更早一些时候, 哲学家赫尔德也使用了“世界的文学”这样的说法。
6 (7) [德]爱克曼辑:《歌德谈话录》, 朱光潜译, 第113页, 第113-114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7 (10) [德]歌德:《歌德文集》第10卷, 范大灿、安书祉、黄燎宇等译, 第410页, 第410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Goethes Briefe, Hrsg.von Karl Robert Mandelkow, Bd.4, Muenchen:Verlag C.H.Beck 1976 Bd.4, S.591-592.
9 (25) (30) 丁国旗:《祈向“本原”---对歌德“世界文学”的一种解读》, 《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10 方维规:《何谓世界文学?》, 《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
11 (15)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第35页, 第35页, 第35页,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 满涛译, 第187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13 David Damrosch, What is literature?p.4.
14 Matthias Freise, “Four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Reader Producer, Text, and System.” (见“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何谓世界文学?颠覆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张力”会议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5年10月16-17日) 。
15 [美]曼弗雷德·B.斯蒂格:《全球化面面观》, 丁兆国译, 第77、73页, 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16 Douwe Fokkema, “World Literature, ”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2007, p.1291.
17 盛宁:《世纪末·“全球化”·文化操守》, 《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18 转引自[美]曼弗雷德·B.斯蒂格:《全球化面面观》, 丁兆国译, 第62页。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19 (27)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 《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0 [美]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比较文学的全球化》, 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 第235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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