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思潮就是在世界性、国际化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或者说, 正是19世纪前后欧洲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世界性、国际化大趋势, 催生了这两大文学思潮并促其流行、蔓延于欧美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那时的交通与传播媒介条件下, 这样的流行与盛行已经足够“世界性”和“国际化”了。因此, 这两大文学思潮实际上就是“世界性”“国际化”思潮, 其间生成和拥有的文学实际上就是相对的、某种程度的“世界的文学”或者“世界文学”范式。由此而论, 著名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六卷本皇皇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完全可以说是对上述两大“国际化”“世界性”文学思潮的开拓性、总结性的比较研究。这部巨著既是特定时期的断代“欧洲文学史”著作, 也是一种类型的“世界文学史”著作, 其主要研究理念与方法属于“比较文学”, 因此, 它也是比较文学的经典之作。
不仅如此, 事实上19世纪欧洲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流变, 远远超出了欧洲和“西方”国家之地理范畴。随着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世界性展开, 特别是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国际交往的普遍展开, 与东方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 并且主要是西方文学向东方国家和民族的传播。当时和稍晚一些时候, 国门逐步打开后的中国也深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 近现代中国文坛上回荡着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高亢之声。日本文学则受其影响更早更大。如此说来,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之世界文学属性与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它们的产生、发展与流变, 起码称得上是宽泛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存在范式, 而笔者则更愿意称其为名副其实的早期的“世界文学”。如果有人认为如此界定“世界文学”, 其涵盖面还太狭窄, 因而不能称之为“世界文学”的话, 那么笔者要说, 在一定意义上, “世界文学”之涵盖面是永远无法穷尽的, 尤其是, “世界文学”之根本内涵不是数量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的叠加与汇总, 而是其超民族、跨文化、国际性的影响力以及跨时空的经典性意义。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不正是因为具有了这种影响力和经典性才至今拥有不衰的世界意义吗?
再换一个角度, 我们从研究方法上看, 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论及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的时候, 其眼光和视界显然也是国际化、世界性的, 并不限于单个的民族和国家的。比如,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研究和讨论过的19世纪欧洲作家就多达几十位, 其中包括法国的夏多布里昂、雨果、乔治·桑、欧仁·苏、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英国的瓦尔特·司各特、骚塞、拜伦、雪莱、托马斯·卡莱尔、艾略特、狄更斯、萨克雷、哈克奈斯;德国的阿伦特、卡尔·倍克、海涅、弗莱里格拉特、敏娜·考茨基、卡尔·济贝尔、贝尔塔、卡·维尔特;俄国的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莱蒙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德林以及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等。此处, 分国别详细列举这些作家, 意在说明马恩是在“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视野和语境中研究19世纪文学的, 他们的这种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 同其研究资本主义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一样是世界性的和全人类的。他们对19世纪欧洲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阐释, 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世界文学”的研究和分析;他们由此总结归纳所得出的文学理论, 显然属于人类“总体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范畴。尤其是, 他们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精辟论断, 无可否认地具有世界性、人类性意义。他们认为, 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有现实关怀和历史呈现, 进而拥有真实性品格和社会认识价值;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要遵守“细节真实”原则, 等等。这些理论生发于对19世纪欧洲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 不仅其研究对象具有国际性, 而且研究成果的适用范围更具世界性、人类性和历史超越性, 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如果说文学也有“世界市场”的话, 那么, 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欧洲文学, 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归纳提炼出来的文学原理, 无疑是可以在世界的和人类的文学“世界市场”中流通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好在, 与物质商品的流通不同, 文学理论的世界性传播与“流通”几乎不需要有形的“世界市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理论, 亦早已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并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世界性、国际性影响。
由此而论, 在19世纪,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 实际上已不仅仅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预言”, 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愿景, 而是已产生和形成的“世界文学”实体存在, 或者说是一种可供遵循和参照的“世界文学”经典范式。当然, 即使是在19世纪, 这种“世界文学”经典存在范式, 并不仅仅限于欧洲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如前所述, 事实上歌德就是在阅读了中国文学经典之后提出“世界文学”论断的, 这意味着中国和东方国家文学经典之国际性影响与传播早已存在。限于篇幅, 此不赘述。
另外, 在上述所说的“世界文学”发展过程中, 即便是同一种文学思潮范围内的各民族文学, 除了具有某一种文学思潮所共有的文化与审美以及创作方法、技巧的相似性之外, 也仍然保留了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文学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比如, 就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来说, 它首先出现在德国, 继之蔓延于法国、英国、俄国、美国乃至东方国家, 但是, 浪漫主义文学在不同的国家和区域的流行, 其特征是同中有异、精彩纷呈的。德国浪漫派留恋中世纪, 表现出超验的、形而上的和宗教的特征;法国浪漫派既有宗教情结, 又追求自由精神和异国情调;英国浪漫派迷恋大自然, 寄情于湖光山色, 对现代文明表现出超常的不满与反叛;俄国浪漫派则受西欧浪漫派的影响, 表现出对落后封闭的俄国农奴制社会的反抗性;美国的浪漫派则与追寻“美国梦”紧密联系, 热衷于歌颂人的力量与人性的自由, 表达新兴美利坚民族的自豪感。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在欧美和东方各国产生世界性影响, 也同样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多元风格。这说明, 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民族的、国家的文学之独特性不会被销蚀, 而是在互补交流中各显风采, 并由此汇成蔚为壮观、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学新格局、新态势。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 就19世纪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来看, “世界的文学”的出现也好, “世界文学的时代”之到来也罢, 都不仅没有导致民族的和不同质的文学的消失, 也没有出现一体化、同质化、整一性的大一统人类文学, 而且还孕育了一种额外的产品:借着19世纪欧洲文学的“世界性”发展, 一种研究文学的新方法———“比较文学”应运而生。因为, 没有文化的差异性和他者性, 就没有可比性;而有了民族的与文化的差异性的存在, 就有了异质文学的存在, 文学研究者也就可以在“世界文学”的大花园中采集不同的样本, 通过跨文化、跨民族的比较研究, 去追寻异质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奥秘, 并深化对人类文学规律的研究。因此, 正是“世界文学”的出现与形成, 以及由此激活了文学研究者对民族文学和文化差异性认识的自觉, 文学研究者的比较意识也空前凸显, 比较文学也就应运而生。由此我们似乎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证明了为什么“比较文学”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因为“比较文学”天然地需要以跨民族、跨文化和异质性、他者性为存在的前提条件, 比较文学是天然地依存于世界文学的。如此说来, 勃兰兑斯可以说是19世纪比较文学领域最有成就的实践者之一。
那么, 当人类社会进入了21世纪的“网络化—全球化”时代, 物质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全球化愈演愈烈, 文化交流也快速而深度地展开, “世界文学”又将呈何种形态?它会走向文学的“世界主义”吗?
四“网络化—全球化”意味着文化“一体化”?
网络助推全球化, 我们正处在“网络化—全球化”时代。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全球化插上网络技术的翅膀, 其进程越来越快, 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世界潮流, 人类的生存已然处在快速全球化的“高速列车”中。然而, 全球化在人的不同生存领域, 其趋势和影响是不尽相同的, 尤其在文化领域更有其复杂性, 因此, 简单地认定文化也将走向普遍意义上的“全球化”, 无疑过于武断和不正确。
当今时代的全球化, 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出现的, 从这一层面看, 全球化的过程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又往往是经济规则一体化的过程。“进入80年代以来, 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番结构性的调整和发展。在以高科技和信息技术为龙头的当代科学技术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之后, 商业资本的跨国运作, 大型金融财团、企业集团和经贸集团的不断兼并, 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 不仅使得经济、金融、科技的‘全球化’在物质技术层面成为可能, 而且的确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个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世界性经贸联合体实行统一的政策目标, 各国的税收政策、就业政策等逐步统一化, 技术、金融、会计报表、国民统计、环境保护等, 也都实行相对的标准。” (23) 这说明,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经济生活, 追求的是经济活动规则的一体化与统一性。所以, 由于“全球化”的概念主要或者首先来自于经济领域, 而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又以一体化或统一性为追求目标和基本特征, 因而, 在这种意义上, “全球化”这一概念与生俱来就与“一体化”相关联, 或者说它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体化”的意义。
在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21世纪,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传媒全球化, 由此又必然产生人类价值观念的震荡与重构, 这就是文化层面的全球化趋势。因此,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 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 文化的演变虽然受经济的制约, 但它的变革方式与发展方向则因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不至于像经济等物质、技术形态那样呈一体化特征。因此, 笼统地讲文化的全球化传播也必然经济全球化那样像趋于“一体化”是不恰当的, 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并不是各民族文化的整一化、同质化。在经济大浪潮的冲击下, 西方经济强国的文化 (主要是美国的) 价值理念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经济弱国的社会文化机体中, 使其本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后产生变革与重构。从单向渗透的角度看, 这是经济强国的文化向经济弱国的文化输入乃至文化扩张, 是后者向前者的趋同。然而, 文化发展规律之不同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独特性在于:不同种类、不同质的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性质并不完全取决于它所依存的经济形态的价值;文化的价值标准不像经济的物质的价值标准那样具有普适性, 相反, 它具有相对性。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不同的文化形态在互渗互补的同时, 依然呈现多元共存的态势, 文化的独立性、互补性与多元性是辩证的统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经济弱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样也可能反向渗透到经济强国的文化机体之中, 这是文化互渗或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另一层含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所言, 在文化上, “全球文化的流动经常会给地方文化注入活力。因此, 地方差异性和特色并非完全被西方同质性的消费主义力量所淹没, 它们在创造璀璨的独特文化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 全球化不仅不会导致世界文化的同质化, 反之会促进文化上的“全球地方化” (24) 。所以, 在谈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发展演变趋势时, 我既不赞同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以“超文化”的姿态, 凌驾于其他异质文化的价值体系之上并力图取代一切, 谋求“世界主义”的大一统, 也不赞同狭隘的文化相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我认为, 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仅仅是“趋势”而已———既不是抹煞异质文化的个性, 也不能制造异质文化之间的彼此隔绝, 而应当在不同文化形态保持独特个性的同时, 对其他文化形态持开放认同的态度, 使不同质的文化形态在对话、交流、认同的过程中, 在互渗互补与本土化的互动过程中, 既关注与重构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理念, 体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 又尊重并重构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 从而创造一种普适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富有生命力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 而不是像“世界主义”论者所倡导的“强国文化”的独霸。所以, 文化上的“全球化”, 或者文化上的世界化、国际化, 强调和追求的都是一种包含了相对性的普适文化, 是一种既包容了不同文化形态, 同时又以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作为理想的人类新文化, 是一种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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