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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世贞对吴中文坛并无天然的乡土认同, 而是经历了从否定、排斥、背离到接受、认可、亲近, 直至奉为正朔、推崇备至的曲折过程。究其原因, 既有生活阅历加深、文学思想嬗变等因素, 也与王世贞文坛地位的变化息息相关。从早年追随、依附复古派和李攀龙, 到晚年独操文柄、号令天下, 是王世贞与吴中文坛由“离”到“合”不可忽视的心理动力和逻辑依据。
关键词：
王世贞; 吴中文坛复古派; 离合; 盟主;
Wang Shizhen and the Separation and Reunion of Wuzhong Literary Circle
He Shihai
陈田《明诗纪事》称王世贞一生“多历情变” (1) , 这不仅指王氏生活经历的坎坷跌宕, 更指其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的复杂多变。仅就与吴中文坛的关系而言, 王氏虽为吴人, 但对吴中文风并无天然的乡土认同, 而是经历了从否定、出离到认可、推重的曲折过程, 可谓“多历情变”的生动案例。那么, 促成王世贞与吴中文坛关系变化的因缘何在?这种变化, 与王世贞文学思想、身份地位的发展变化, 有何内在联系?本文拟就此展开探讨。
一吴中派与北方复古派的冲突
吴中地区自古文风兴盛, 才士辈出。尤其至明成化、弘治时期, “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 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 文风极盛。征明及蔡羽、黄省曾、袁袠、皇甫冲兄弟稍后出。而征明主风雅数十年, 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谷祥、彭年、周天球、钱谷之属, 亦皆以词翰名于世” (2) 。《明史·文苑传》所列这份文士名单并不完整, 至少还可补朱存理、桑悦、都穆、杨循吉、俞弁、徐祯卿、陈淳、汤珍、文彭、文嘉等。这些才士络绎活跃于吴中文化圈, “声景比附, 名实彰流, 金玉相宣, 黼黻并丽, 吴下文献, 于斯为盛, 彬彬乎不可尚已” (3) , 形成了一个被后世目为“吴中派”的地域文学群体, 其声势一直延续到正德、嘉靖以后 (4) 。
吴中派的兴盛, 与前七子的崛起大致同时而稍早。作为一个地方性文学群体, 吴中文士尽管也有尊秦汉文、盛唐诗者, 但就总体而言, 自由率性, 文风通脱, 创作多“取适情达意而已” (5) , 不为格调气骨所拘, 与以李梦阳等为代表的北方复古派大异其趣。王穉登论述此差异曰:
盖李君之才, 产于北郡, 其地土厚水深, 其民庄重质直, 其诗发扬蹈厉。吾吴土风清嘉, 民生韶俊, 其诗亦冲和蕴藉。政自不能一律齐也。 (6)
强调吴地与北郡在民风、文风上的天然之别, 反对文学上的“大一统”, 正体现了复古思潮席卷天下之际, 吴人对自身文学传统的坚守。这种坚守, 使吴中派在文学立场和观念上, 注重转益多师, 博采兼收, 反对依门傍户, 出奴入主, 从而与七子派“文必曰先秦两汉, 诗必曰汉魏盛唐” (7) 的偏执、专断形成紧张对立。《列朝诗集小传》称:“吴中前辈, 沿习元末国初风尚, 枕藉诗书, 以噉名干谒为耻。献吉唱为古学, 吴人厌其剿袭, 颇相訾謷。” (8) 可见李梦阳等煽起的复古之风在吴地遭遇了强力抵抗。杨循吉《朱先生诗序》:
予观诗不以格律体裁为论, 惟求能直吐胸怀, 实叙景象, 读之可以谕妇人小子皆晓所谓者, 斯定为好诗。其它饾饤攒簇, 拘拘拾古人涕唾以欺新学生者, 虽千篇百卷, 粉饰备至, 亦木偶之假线索以举动者耳, 吾无取焉。大抵景物不穷, 人事随变, 位置迁易, 在在成状。古人岂能道尽, 不复可置语?清篇新句, 目中竞列, 特患吟哦不到耳。 (9)
“格律体裁”是复古派“格调”说的重要内容, 杨循吉对此深表不屑, 讥讽“尺寸古法” (10) 的复古派为“木偶”和“拾古人涕唾”者, 饾饤剽窃, 汩没性灵, 而以“直吐胸怀, 实叙景象”为诗之要务。俞弁则对七子派宗尊唐抑宋深表不满:“古今诗人措语工拙不同, 岂可以唐宋轻重论之。余讶诗人但知宗唐, 于宋则弃不收。” (11) 认为论诗不必强分唐宋, 能工即可。都穆虽与李梦阳偶有交往, 但并未入七子营垒, 因其“于诗别具一识”, “雅意于宋” (12) , 斥“诗盛于唐坏于宋”之说为陋见, 认为“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 其诗视唐未可便谓之过, 然真无愧色者也” (13) 。锋芒所向, 显然是以李、何为代表的复古论调。
综观吴中文坛的诗歌创作, 虽有祝允明专主学唐, 但其师法对象是诗风飘逸放达的李白, 与步趋杜甫的李、何颇异其趣;徐祯卿也推崇盛唐, 但主要学习李白的自然朗畅、清俊飘逸和孟浩然的冲澹平和、清超脱俗, 与七子派崇尚气骨、追求格力的主体倾向迥然有别。祝、徐之外, 吴中文士大多不主盛唐, 不泥于一家一派之法、一时一代之格, 其关注重心, 往往在中唐之后。如吴中派第一代领袖沈周, “其诗初学唐人, 雅意白傅, 继而师眉山为长句, 已又为放翁近律” (14) , 诗风平易畅达, 朱彝尊称之“不专仿一家, 中晚唐、南北宋靡所不学, 每于平衍中露新警语” (15) 。这种兼收并蓄的诗学立场、平易流畅的审美旨趣以及对中唐白居易以下直至宋代苏轼、陆游等的推崇, 直接影响了吴中后学, 成为吴中派的重要传统。至于文章写作, 因地缘关系, 吴中文士重视代表六朝文风的《文选》, 对骈文情有独钟。这种旨趣, 逸出了唐宋以来文章发展的主流。盖自经义取士后, 长期被奉为辞章圭臬的《文选》遭受冷落;经唐宋古文运动的冲击, 骈文一蹶不振, 至明代跌至低谷, 而“文必秦汉”观念的风行, 对骈文的打击更是雪上加霜。吴中派的兴起, 使《文选》在吴地又流行开来, 并对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如黄省曾“文学六朝” (16) , 唐寅“尤工四六, 藻思丽逸, 翩翩有奇气” (17) , 皇甫汸四六文“偶俪之中有翩翩自得之妙” (18) 。这些创作尽管尚未形成声势, 但标志着江左传统在吴地的复苏, 也是吴地文风与北方秦汉文统尖锐对立的重要表现 (19) 。
这种对立, 甚至在倾心北学者如徐祯卿等身上仍有体现。徐氏早年学文于吴宽, 诗法白居易、刘禹锡, 并与许多吴人一样, 推崇长洲陆龟蒙;登第后, 慕北地复古之学而“深悔其吴歈” (20) , 遂投李梦阳麾下, 在七子中与李、何成鼎足之势。然而, 在具体师法对象上, 李、徐之间有激烈争论 (21) , 李刻意少陵而徐独宗太白;就创作风格言, 徐诗仍保留着柔美清婉的吴音, 而无北地雄浑贞刚之气, 在北人为主的前七子中别具一格, 故祝允明誉之“遑遑访魏汉, 北学中离群” (22) , 李梦阳却讥之“守而未化, 故蹊径存焉” (23) 。其“离群”、“未化”处, 正是吴人坚守的地域文学特色所在, 也是徐诗卓然成家的原因所在。故长洲皇甫涍认为, 李梦阳之讥暴露其“知君顾未尽”处, 并盛推徐祯卿“并包众美, 言务合矩, 检而不隘, 放而不逾, 斯述藻之善经也”, “可以继轨二晋, 标冠一代”。如此成就和地位, “奚取于守化, 而暇诋其未至哉?” (24) 对李氏讥徐深致不满。晚明钱谦益则对徐氏之“未化”大加赞赏, 以为“标格清妍, 摛词婉约, 绝不染中原伧父槎牙奡兀之习, 江左风流, 故自在也” (25) 。可见, 吴中派与复古派的对立, 有显著的地域文化冲突因素。这种冲突, 即使在复古阵营内部, 也无法避免。
二王世贞的早期复古立场及其对吴中文坛的批判
前七子掀起的复古高潮, 至正德末、嘉靖初, 随着李、何等相继去世, 渐成强弩之末。尤其到了嘉靖中期, 以王慎中、唐顺之为代表的唐宋派异军突起, 独领风骚, “李、何文集几于遏而不行”。王世贞初入文坛, 也受王、唐影响, “一时驰好若晋江、毗陵二三君子” (26) , 但很快便产生了怀疑、动摇。嘉靖二十七年 (1548) , 刚中进士不久的王世贞在京师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李攀龙 (27) , 不久定交结盟, 以绍续李、何自任, 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复古高潮。
太仓王氏是吴中望族, 与长洲文氏为世交。王世贞年轻时犹得交接比自己年长五十六岁的吴中耆宿文征明, 但其早期文学思想的形成, 似乎很少受到以文徵明等为领袖的吴中派的影响。《艺苑卮言》卷七:
余十五时, 受《易》山阴骆行简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戏分韵教余诗, 余得漠字, 辄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阳街, 将军血战黄沙漠。”先生大奇之, 曰:“子异日必以文鸣世。”是时畏家严, 未敢染指, 然时时取司马、班史、李杜诗窃读之, 毋论尽解, 意欣然自愉快也。 (28)
这是目前能看到的王世贞开始文学创作的最早记录, 尽管只是一次不太正规的私塾课业, 但已透露出少年王世贞的文学天赋, 偏向雄豪、激越, 无江左柔靡之习;而所好之书, 也是秦汉文、盛唐诗, 与前七子所倡暗合。对于这种天性, 成年以后的王世贞曾再三致意。《与海盐杨子书》:“仆自束发时操觚为辞章, 雅已好先秦、西京言。” (29) 《冯祐山先生集序》:“始余谢诸生学, 即喜为古文辞, 与一二友生信眉谈说西京、建安业, 以为后世亡当者。” (30) 这种喜好, 尽管只是天性使然, 并无理论自觉, 但显然是王世贞后来锐意于文学复古事业的秉性基础和深层动力。正因这种基础, 王世贞与高倡“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 于本朝独推李梦阳”的李攀龙一见倾心, 携手创立文社, 重振李、何旗鼓。随着梁有誉、徐中行、宗臣、谢榛、吴国伦等次第加盟, 遂得“后七子”之目。后七子年轻气锐, 高自标举, “相切磋为西京、建安、开元语” (31) , 天下靡然向风。
嘉靖三十一年 (1552) , 王世贞奉使南下, 便道返乡。不久海盗猝发, 仓皇奉母避乱吴中。这是世贞释褐出仕后第一次返吴, 结果尴尬地发现, 吴中文士普遍不认可七子派的复古理论, 甚至争相讥讽李梦阳。
王世贞与李攀龙结交之初就达成了“今之作者, 论不与李献吉辈者, 知其无能为已” (32) 的共识。吴下诸生讥骂李梦阳, 对于心高气傲、踌躇满志的王世贞来说, 实是不小的打击。无奈当时乡风如此, 自己文学见识尚浅, 且仅回乡小住, 孤立无援, 故虽内心恚甚而不与辩, 只得写信给远在京城的盟友李攀龙, 以发泄其不满。此后, 王世贞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 吴中文坛是抵抗七子派的强大堡垒, 不冲击、摧毁这一堡垒, 复古事业难以全面推进。有鉴于此, 这位复古健将开始对吴中文坛展开猛烈攻击。《李氏山藏集序》:“某吴人也, 少尝从吴中人论诗, 既而厌之。夫其巧倩妖睇, 倚闾而望欢者, 自视宁下南威、夷光哉?然亦亡奈乎客之浣其质而睨之也。思一遂遍观中原下上绝艺之士而不可得。” (33) 表明自己年少时即厌恶绮靡卑下的吴中旧习, 歆慕浑厚质朴的中原文风。在《与陆先生书》中, 王世贞甚至斥吴中学六朝者“如阊门小儿, 闹肆器具, 错丽万状, 不过一泥水胎耳, 不直一钱也” (34) , 其武断、偏执令人惊讶。这种偏执, 甚至使青年王世贞对吴中文坛产生了背离之心。多年后他回忆这段经历说:
记仆初游燕中, 仅逾冠, 与于鳞辈倡和, 时妄意一策名艺苑, 不至终作吴地白眼儿, 足矣。 (35)
“白眼儿”典出《世说新语》, 是名士王衍对裴逸的鄙称, 王世贞借以表达对吴士的鄙夷不屑, 羞与为伍。确实, 在青年王世贞看来, 吴中前辈罕有能入其法眼者。如主持吴中风雅三十余年的文徵明, 与王氏为世家通好, 而据世贞自言, “少时与文待诏周旋, 而意殊不满” (36) 。这种不满, 主要来自文学旨趣的冲突。又如, 徐祯卿北从李梦阳游后, “融会折衷, 备兹文质” (37) , 成就卓著, 足与李氏并驾齐驱。吴人从维护乡党的心态出发, 往往扬徐而抑李。世贞驳斥曰:“三吴轻隽, 复为昌谷左袒。摘瑕攻颣, 以模剽病李, 不知李才大, 固苞何孕徐, 不掩瑜也。李所不足者, 删之则精;二子所不足者, 加我数年, 亦未至矣。” (38) 贬抑徐氏, 维护李梦阳的权威, 旨在削弱乃至消除吴中文学的影响, 捍卫代表北方文化的复古派的文坛盟主和正统地位。惟其如此, 当长洲袁尊尼刊印徐氏《迪功五集》时, 王世贞立即致书斥责:“此集殊多下乘恶趣, 大抵六朝, 时沿晚唐, 以此标饰迪功, 如出狐白之裘而益羊鞟也。” (39) 吴中文士多习六朝、中晚唐乃至宋元者, 与七子派格格不入。在王氏看来, 此乃下乘恶趣, 避之唯恐不及, 岂可殃及梓人, 传布谬种?言辞激切, 毫不掩饰对吴中文风的轻蔑和否定。
除了对吴中文风的总体不满、否定外, 王世贞还在《艺苑卮言》《明诗评选》等著作中, 具体评价了吴地代表作家的创作得失, 如张泰诗“如作劳人唱歌, 滔滔中俗子耳”;唐寅诗“如乞儿唱《莲花乐》”, 多市井俚俗气;祝允明诗如“盲贾人张肆, 颇有珍玩, 位置总杂不堪” (40) , 文如“吃人气迫, 期期艾艾, 又如拙工制锦, 丝理多恨”;杨循吉文“如夜郎王小具君臣, 不知汉大”。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相较于评七子派李梦阳“如樽彝锦绮, 天下瑰宝, 而不无追蚀丝理之病”、李攀龙“如商彝周鼎, 海外瑰宝, 身非三代人与波斯胡, 可重不可议” (41) 等, 可明显体会到, 王世贞对乡党不稍假借的裁量, 虽有肯定, 但重点在否定, 令人感到号称“人文渊薮”的吴中文坛, 实在乏善可陈。又, 在《答陆汝陈》中, 王世贞坦言对吴中士人“少所降服”, 远如“杨仪部、祝京兆、徐迪功”等前贤, 近如“黄勉之、王履吉、袁永之、皇甫伯仲”等名家, 虽“咸彬彬有声”, “然或曼衍而绵力, 或迫诘而艰思, 或清微而类促, 或铺缀而无经, 或蹈袭而鲜致, 或率意而乏情, 或闲丽而近弱”, 几乎都在否定之列。对于名列“嘉靖三大家”, 有“今之欧阳子”之誉的归有光, 王世贞也颇轻慢, 批评其创作随意涣漫, 边幅狭小, 文意浅陋, 远不如李攀龙“胸中无唐以后书, 停蓄古始, 无往不造” (42) 。这一方面体现了王世贞拥戴李攀龙、扬扢复古思想的坚定性,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贬低吴中文坛的文学地位, 消解吴中士人反对七子派的有效性和说服力, 从而推进复古思想对整个文坛的全面控制。
三复古观念的调整及对吴中文风的受容
以复古思想统一吴中文坛, 仅仅靠贬低、否定吴中作家的文学成就和地位, 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这只是“破”而没有“立”。要使复古思想在吴地生根, 必须深入吴中文坛, 改造文学生态, 培养复古作家, 引导文学创作, 方能取得实效。而长期辞官里居生活, 为王世贞深度介入吴中文坛提供了条件。
自嘉靖二十六年 (1547) 中进士至万历十八年 (1590) 致仕、去世, 王世贞43年的官宦生涯, 真正在外任官的时间只有一半, 另一半则闲居吴中。20多年的乡居生活, 使王世贞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在吴中从事文学活动。一方面, 他通过书信等方式, 与复古阵营的原重要成员如李攀龙、徐中行、吴国伦等保持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 广交四方文友, 扩大复古力量, 先后有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从其游。王世贞尤其重视接纳吴中士人, 与俞允文、黄姬水、刘凤、袁尊尼、张凤翼、陈继儒等名士密切交往, 或雅集酬唱, 或携手同游, 或商榷艺文, 形成一个巨大的文学网络。在此网络中, 王世贞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学地位和声望, 宣扬复古主张, 作育文学新人, 从而不断增强复古思潮在吴中地区的影响。吴中文坛也因此成为京师之外人才最多、规模最大的文学阵地。
尽管如此, 要彻底涤荡吴中旧习, 以源于北方的复古思想统一吴中文坛, 依然困难重重。一方面, 李梦阳、李攀龙等倡导的复古运动, 理论上偏激、狭隘、专断, 创作上“句摭字捃, 行数墨寻, 兴会索然, 神明不属” (43) , 不仅遭致论敌攻讦, 甚至在复古阵营内部, 也时起争执。李何之争、王李之争固不必论, 即以吴中复古阵营言, 王世贞与俞允文“交最善, 列诸广五子之首”, 然允文“于今诗不满李于鳞” (44) ;胞弟世懋在关于李梦阳、徐祯卿文学地位的争论中, 独推徐祯卿、高叔嗣二家, “雅不欲奉历下坛坫” (45) , 与乃兄一心维护李攀龙, 迥然异辙。另一方面, 吴中士子对七子派的排斥根深蒂固。如昆山王逢年, 有诗集曰《海岱集》, 世贞为之序, “盛相推挹”, 逢年不但不感激, 反而“时时指摘王、李诗, 嗤为俗调”, 以致“元美怒而排之” (46)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袁卜士景休”条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
刘子威以海内文章自负, 吴人推服之无敢后, 景休每向人摘其字句钩棘文义纰缪者, 以为姗笑。子威闻之, 大怒, 诉之于郡尉, 摄而笞之。尉数之曰:“若敢复姗笑刘侍御文章耶?”景休仰而对曰:“民宁更受笞数十, 不能改口沓舌, 妄谀刘侍御也。”尉笑而遣之。吴人用是益嗤子威。 (47)
刘子威即刘凤, 长洲人, 服膺七子之学, 深得王世贞器重, 然为文摹秦拟汉, 诘屈晦涩, 屡遭吴士讪笑, 竟至讼之官府。而袁景休宁受官笞也不改初衷的固执, 透露出吴人与外来复古思潮的冲突, 随着王世贞的强势介入吴中文坛, 已达白热化程度。王世贞本人对此有深切体会, 故生“一徐庾出而语语月露, 一元白贵而人人长庆, 沿好成格, 沿格成俗, 而不可挽也” (48) 的无奈感慨。
复古阵营内部的分歧, 吴中论敌对七子派的抵制, 都促使王世贞冷静反思复古理论自身的缺陷, 进而调整复古策略, 改变与吴中文坛的对峙态度。首先, 他突破了七子派“以时代论优劣”的局限, 认为“代不能废人, 人不能废篇, 篇不能废句” (49) , “未可以时代优劣也” (50) , 故“取材宜广, 定格宜宽” (51) , 文不必秦汉, 诗不必盛唐, 六朝、初唐、中晚唐乃至宋元, 各有其至者, 皆可为师法对象。如此, 则吴中文坛偏爱六朝文风, 师法白居易、刘禹锡、陆龟蒙、苏轼、陆游等中晚唐乃至宋元名家, 也就无可非议。其次, 强调审美风格的多样性, 反对论甘而忌辛, 好丹而非素。如前所述, 吴中士人与复古派的对抗, 带有显著的地域文化冲突色彩。前七子成员以中原、关中籍为主, 浑厚雄伟、豪迈刚毅的地域文化特质是他们选择秦汉、盛唐诗文为典范的精神渊源。而吴中文人长期浸润于东南特有的人文历史、自然环境中, 更欣赏烟月绮靡、才情艳发的江左风流。两种文化, 两种审美旨趣, 各有其魅力和价值, 也各有不足, 不妨并茂争荣, 各吐其芳。七子派出于门户之见, 必欲以北地习尚廓清江左文风, 统一吴中文坛, 实为文化入侵和专制, 必然遭致反击。王世贞早年因仰慕、追随复古派, 故一马当先, 竭力否定、攻击吴中文坛。后来逐渐认识到其偏激、狭隘, 遂提出“相剂”之说。万历二年 (1573) , 王世贞作《黄淳父集序》曰:
士业以操觚, 无如吾吴者, 而其习沿江左靡靡。或以为土风清淑而柔嘉, 辞亦因之。北地、武功诸君起中原, 自厉其格, 以求合古, 而不能尽释其豪疏之气。吾吴有徐廸功者, 一遇之而交与之剂, 亦既彬彬矣, 而不幸以蚤殁。乃淳父能剂矣。夫辞不必尽废旧而能致新, 格不必步趋古而能无下, 因遇见象, 因意见法, 巧不累体, 豪不病韵, 乃可言剂也。今吴下之士与中原交相诋。吴习务轻俊, 然不能不推淳父之精深;中原好为豪, 亦不能以其粗而病淳父之细者。淳父真能剂矣。 (52)
认为不同地域特征、文化风习必然孕育不同的文学风格。每种风格, 各有其优劣, 如吴音清嘉而失于柔靡, 中原豪迈而失于粗粝, 故不必以己之长攻人之短, 交相诋毁, 势如水火。只有取长补短, 以北方之气骨剂吴地之绮靡、以江左之才情剂中原之格调, 方能臻理想境界。这种相剂思想, 实际上是承认了吴中文风的合理性、合法性, 有利于缓解、消弭吴中文坛与复古派的紧张对峙, 同时也为明代文学如何继续发展指出向上一路。
复古观念的调整, 使王世贞胸襟更为开阔, 思想更为平和、包容, 对吴中文坛的评价, 也由早年以激烈的否定、抨击为主, 转向以认可、接纳为主。《王世周诗集序》曰:“明兴, 弘、正、嘉、隆之际, 作者林出, 而自北地、济南居正始外, 蛇珠昆玉, 莫盛于吴中。” (53) 虽仍以李梦阳、李攀龙为正始, 但又誉吴中文坛“蛇珠昆玉”, 其兴盛远过其他地域文派, 这与王氏早年对吴中派的蔑视、否定形成鲜明对比。又, 世贞暮年作《吴中往哲像赞》, 表彰吴中先哲一百一十二人, “皆吾吴中贤懿炳炳, 自明始者也”。其中有以功业显者, 有以德行彰者, 更多则是“含章韬锷”“摅藻修辞”的“艺文之英”, 包括曾被他尖刻批评过的杨循吉、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归有光等著名文士。作者借像赞抒发了对这些乡梓先贤“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仆虽不敏, 窃有志焉” (54) 的追慕、爱戴之情, 这与他早年羞为“吴地白眼儿”的决绝态度, 也大相径庭。
除了对吴中文坛总体态度的改观, 王世贞对许多具体作家的评价, 也有显著变化。如早年论吴宽诗“如学究出身人, 虽复娴雅, 不脱酸习” (55) , 文“如茅舍竹篱, 粗堪坐起, 别无伟丽之观” (56) , 而晚年则赞美他“宏亮粹夷, 为文章务典雅, 不事诡僻” (57) , 无一语贬抑。又, 前文已述及少年王世贞对文徵明“意殊不满”, 评其诗“如老病维摩, 不能起坐, 颇入玄言;又如衣素女子, 洁白掩映, 情致亲人, 第亡丈夫气格” (58) 。王维虽是盛唐诗人, 但其清新澹远、自然灵动的诗风, 与七子追求的格高调远、气壮声宏者凿枘不入, 故王世贞曾有“杜子美不啻有十王摩诘” (59) 之论。以“老病维摩”“衣素女子”为喻, 讥其卑弱柔靡, 无丈夫气格, 是刻薄的嘲讪和否定。隆庆年间, 王世贞为文徵明作传, 却称赏其诗“傅情而发, 娟秀妍雅, 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苏端明诸公, 文取达意, 时沿欧阳庐陵” (60) , 早年批判锋芒荡然无存。王世贞对此解释说:“吾少年时不经事, 意轻其诗文, 虽与酬酢, 而甚鲁莽。年来从其次孙请, 为作传, 亦足称忏悔文耳。” (61) 深为自己少年鲁莽而忏悔。由于文徵明是吴中派第二代领袖, 人伦师表, 德高望重, 因此, 王世贞的忏悔, 实标志着他对吴中文坛态度的转变, 即由早年的否定、排斥、对立为主到中晚年的认同、接纳、亲近为主。而联系世贞晚年“殊服膺摩诘, 又极称香山、眉山” (62) 的态度, 不难领会, 他对文徵明态度的改变, 确实有文学自身的原因, 而不仅仅出于“为逝者讳”的晚辈礼节或乡曲应酬的圆滑世故。
考察对归有光态度的改变,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如前所论, 青年王世贞对这位声名赫奕而科举落魄的前辈甚为轻慢。作为同乡, 两人交往不多, 却颇生龃龉, 而晚年为之像赞, 褒赏有加, 视归氏为韩、欧文学事业的继承人。赞文以“余岂异趋, 久而始伤” (63) 作结, 充分表明晚年王世贞对归有光文学思想和创作追求的认同, 以及对自己因年少轻狂伤及吴中前辈的忏悔。钱谦益据此像赞及《书李西涯乐府后》等文, 拈出“弇州晚年定论”说, 引起当时及后世的热烈争议。笔者以为, “晚年定论”说并不意味着王世贞对早期复古思想的彻底颠覆, 但其复古观念的调整以及对吴中文坛态度的根本转变, 则殊无疑义。弇州著作中多处流露的自悔之情, 正是标志这种转变的有力证据。
四盟主意识与“天下之文莫盛于吾吴”
王世贞晚年作《袁鲁望集序》, 提出“今天下之文, 莫盛于吾吴” (64) 之说, 对吴中文坛推崇备至。这种推重, 并非偶尔兴到之语, 而是王世贞后期文学生涯一以贯之的态度。《檇李往哲列传序》:“今天下称文献, 独甲吾吴郡。” (65) 《与殷无美书》:“吴中称文献甲天下。” (66) 《真逸集序》:“今天下名能为诗, 无若吾吴。” (67) 大有奉吴中文坛为正朔所在之意, 与年少时斥吴中之文“一钱不值”, 如隔霄壤。那么, 产生这种巨大反差的原因何在?用少年文士的目空一切、后期复古思想的变化或“矜其乡贤, 美其邦族” (68) 的乡梓情结等来解释, 虽然都有一定道理, 但难以尽惬人意。比如, 复古观念的调整, 固然促成王世贞对吴中文坛的接受, 但这种接受, 可以仅表现为不否定、不排斥, 认可其存在价值等, 而不必推举至“甲天下”的高度。要透彻理解这种推重, 除上述原因外, 还应充分考虑王世贞文坛地位的变化这一重要因素。
王世贞正式登上文坛, 是从结识李攀龙, 携手创立文社、鼓吹复古开始的。当时他20出头, 刚中进士, 在京师文坛没有什么地位。李攀龙年长12岁, 科名、仕宦和文学活动都早于世贞, 所以世贞晚年回忆中犹称“当时心服其能称说古昔, 以牛耳归之” (69) 。而李攀龙对这位才华横溢、锐意复古的文学新人也赞赏不已, 从此开始了两人在文学事业上密切合作的历史。这是一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成功合作, 一方面, 李攀龙因“王元美以名家胜流, 羽翼而鼓吹之, 其声益大噪” (70) , 成为后七子领袖;另一方面, 王世贞也因得李氏器重而成为后七子中名位仅次于李氏的核心人物。在长期合作过程中, 王对李紧密追随, 倾心拥戴, “王、李齐驱, 王盛推李” (71) 之语, 准确概括了两人的文坛关系。
如前所述, 李、王携手, 是以绍续前七子的复古事业相号召的。而吴中文坛的文学观念与复古派有着尖锐冲突, 是反对七子派的强大堡垒。面对如此局势, 来自吴中而一心追随李攀龙的王世贞, 便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冲击、涤荡吴中文坛的急先锋角色。这固然与其复古立场及年轻气盛的个性相关, 但远非全部。徐祯卿、黄省曾、方子服等都有倾心北学而被吴人讥为邯郸学步的经历, 但他们并没有像王世贞这样反戈一击, 以近乎乡党叛逆者的身份对吴中文坛展开毫不留情的攻击。王世贞的选择, 除文学观念外, 显然还有门户立场和对自己文坛地位的考量等因素。明代文坛一个重要特征是门户角立, 标榜攻击, 不容异己, 有一种“法西斯式作风” (72) 。谢榛因与李攀龙龃龉而遭削名即是鲜活例证。谢氏之被逐, 主要因其年资、声望和文学影响等构成了对李攀龙盟主地位的威胁 (73) 。王世贞在此事件中, 始终站在李氏一边, 斥责谢诗“丑俗稚钝, 一字不通”, “此等语何不以溺自照” (74) , 甚至咒骂谢氏“六十老翁, 何不速死, 辱我五子哉”, “真负心汉, 遇虬髯生, 当更剜去左目耳” (75) 等。其实, 王、谢私交不恶, 削名事件后, 二人仍多有书信往来。所以, 这种超出正常文学批评, 充满侮辱和人身攻击的文字, 绝非文学观念分歧所至, 而是为清理门户、维护李攀龙的权威计, 也是为自己的文学地位计。盖世贞初登文坛, 年少位卑, 而又“自命太高, 求名太急” (76) , 必须依附文社, 尤其是依附盟主李攀龙, 扫荡一切论敌, 才能获得盟友认可, 巩固和提高自己的文学地位。换言之, 王世贞对吴中文坛的否定, 与他对谢榛的攻击, 其心理动机是一致的。钱谦益评王氏“少年盛气, 为于鳞辈捞笼推輓, 门户既立, 声价复重, 譬之登峻坂、骑危墙, 虽欲自下, 势不能也” (77) , 此诛心之论, 对理解世贞早年全面否定吴中文坛的深层动因颇有启迪意义。
嘉靖三十七年 (1558) , 李攀龙辞山东按察司副使, 还乡里居;两年后, 王世贞因父丧而屏居田里, 早期活跃于京师的七子文社至此实已解散, 复古活动的中心也随着李、王乡居而移至济上和吴中, 形成南北呼应的两个据点。里居期间, 王世贞广交吴中士人, 倾力文学活动, 著作日丰, 声誉日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他开始反省复古思想的局限, 批评李攀龙诗三首而外, 不耐雷同, 认识到“其不能厌服众志, 可戒也” (78) , 遂自觉调整复古策略, 扩大师法对象, 提出南北相剂、兼容并蓄的文学观。这种开放、包容的思想, 缓解了吴中文坛与复古派的紧张对峙。王世贞也因此获得越来越多吴中地区和其他南方士人的拥戴, 文坛声望逐渐超越李攀龙。尤其是隆庆四年 (1570) 李氏去世后, 王世贞一跃成为文坛盟主, “独操柄二十年, 才最高, 地望最显, 声华意气笼盖海内” (79) , “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门, 若玉帛职贡之会, 莫敢后至” (80) 。源于北方, 高踞文坛主流的七子派作为文学流派的实际影响力, 至此已经式微, 而吴中文坛则随着王世贞文宗地位的确立逐渐上升为全国文学中心, 正如李维桢所称:“今言诗莫盛于吴, 吴得一弇州先生名世, 天下翕然宗之。” (81) 登坛设坫、一呼百应的盟主地位与曾经孕育出无数英杰的吴中文化已浑然一体, 不可分割。
在这种新局势下, 仅仅接受、认可吴中文风已远远不够, 追溯“才臻江左”的历史辉煌, 彰显“文蔚吴中” (82) 的今日盛况, 树立吴中文坛文学中心和正统地位, 成为这位文坛新盟主的重要工作。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曾经指出, 任何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都非孤立的个别存在, 而是“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 比艺术家更广大, 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 而伟大艺术家“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 (83) 。这一艺术规律, 对于文学来说, 也是相通的。生于吴中, 长于吴中, 登上文坛后仍长期活跃于故里, 且与早期复古观念已渐行渐远的王世贞, “毕竟非历下一流人” (84) , 其文化血脉与心灵归宿显然是隶属于吴中这个人文大家族的。尤其是晚年诗文, “尽脱去角牙绳缚, 而以恬澹自然为宗” (85) , 吴音日益彰显, 昭示着他对吴中传统的某种回归。而表彰吴中文采彬彬, 盛极天下, 既暗示自己学有渊源, 底蕴深厚, 也意味着吴人主持文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正因如此, 王世贞才会不遗余力地鼓吹“今天下之文莫盛于吾吴”、“今天下称文献, 独甲吾吴郡”等。言必称“吾吴”, 是出于对吴中文化的高度认同, 洋溢着地域优越感和自豪感。而反复强调“今”, 显然指向以王世贞为盟主的当下文坛。引领这个文坛的, 不再是裹挟着北地风沙的七子文统, 也非缘情绮靡而气格卑弱的江左文风, 而是淬砺南北菁华, 格调与性灵并重、藻彩与气骨相剂的新文风。王世贞是这种新文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其理论与创作都显示出融汇古今、兼剂南北、包罗万象的博大、宏富之美, 当时即得“集诗道之大成” (86) 之誉, 号令天下, 势在必然。他曾致俞允文书曰:“仆虽不才, 跳梁翰墨间, 自谓无让古人。” (87) 这种目空千古的自许, 与汪道昆称“元美崛起, 庶几乎千古一人” (88) , 胡应麟称“战国以来, 一人而已” (89) 等桴鼓相应, 昭告着李梦阳、李攀龙时代的终结, 尽显文坛新盟主的张扬和霸气。在《吴中往哲像赞》中, 王世贞一方面赞赏前辈乡贤中独徐祯卿“能狎主中原盟”, 一方面又“惜其蚤死, 不获持牛耳” (90) 。在为王世周诗集作序时, 他对这位吴中后学寄予厚望:“狎主之盟, 其在世周乎哉, 其在世周乎哉?” (91) 可见, 王世贞有着强烈的盟主情结, 对吴人能否执文坛牛耳异常关注。这种情结, 驱使他竭力鼓吹、渲染吴中文坛之云蒸霞蔚、隆盛无匹, 从而不断增强自己作为文坛盟主的自信心和号召力, 同时也是对吴中后学的强力鞭策与殷切期待。
综上所述, 王世贞与吴中文坛, 经历了一个由“离”到“合”的漫长过程。由早年的否定、排斥、背离, 到后来的认可、接受、亲近, 直至奉为正统、推崇备至, 这种戏剧性变化, 既是王世贞阅历渐深、文学观念嬗变的结果, 也与其文坛地位的变化息息相关。其中文学观念嬗变、复古策略调整是思想基础和过渡桥梁, 是显性原因, 而文坛地位的变化, 则是重要催化剂, 是不易为人察觉的隐性原因。从早年追随、依附七子派和李攀龙, 到后来著述渐丰, 声誉渐隆, 直至独操文柄, 号令天下, 是王世贞与吴中文坛由“离”而“合”不可忽视的心理动力和逻辑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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