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帕克《公众形象》中的身份认同与伦理选择 （附论文PDF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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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获得首届布克奖提名的小说《公众形象》彰显出20世纪英国女作家缪里尔·斯帕克试图解决小说女主人公安娜贝尔伦理困境的努力和对人类世界中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究。安娜贝尔在影视界的成名为其家庭带来非同寻常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诉求。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伦理悖论, 安娜贝尔积极找寻合适而有利的伦理身份, 全面解决伦理危机, 进而完成对个人理想和独立自由精神的追求。安娜贝尔的伦理抉择为现代社会带来有益和深刻的道德启示, 折射出斯帕克的伦理道德观和个人价值观。作家力图以客观的非个性化叙事方式呈现了一个公众人物的婚外情事件, 然而, 从整个的叙事进程, 尤其是从安娜贝尔最终的伦理选择中可以窥见作家的道德观:人类要勇于面对善恶之争, 在自由与约束发生冲突时, 必须以正确的伦理价值观为基础, 进而权衡利弊、大胆取舍。由此, 《公众形象》成为英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关伦理道德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
斯帕克; 《公众形象》; 身份认同; 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戴鸿斌, 文学博士,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英国当代小说家的空间与记忆书写研究” (20720171039) ;


Abstract：
The Public Image, which was on the shortlist of the first Booker Prize in 1969, demonstrates Muriel Spark's attempts to deal with the heroine's ethical predicament and her exploration into the ethical problems in the world. Annabel, the heroine, achieves great success in the film world, thus bringing about unusual ethical environment for her family. In face of the subsequent ethical paradox and ethical selections, Annabel spares no efforts in the pursuit of a suitable ethical identity as well as her personal ideal and liberal spirit. Annabel's selections produce beneficial and wonderful ethical enlightenment, and to some extent reflect Muriel Spark's ethical viewpoints and values of life. Though Spark presents an extramarital affair of a public character with her typical impersonal narrative approach, the author's ethical viewpoints are revealed through Annabel's ethical selections. They are as follows: Human beings should be courageous in face of the collision between evil and goodness.; whenever there exist conflicts between freedom and restriction, people should bravely make their choices on the basis of right and proper ethical values. The Public Image becomes a model work in reference to ethics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ry history.

Keyword：
Muriel Spark; The Public Image; approval of identities; ethical selections;
 
1969年, 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缪里尔·斯帕克 (Muriel Spark, 1918—2006) 凭借其《公众形象》 (The Public Image) 获得首届英国文学布克奖提名, 并入选最后的六人短名单 (shortlist) , 成为继《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之后的又一扛鼎力作, 再次确立了她无可辩驳的文坛地位。小说出版之际就引人瞩目、好评如潮。拜厄特评价它是“关于成名对于个人的影响的形而上学研究[……]小说短小又精妙, 可怕且有趣” (Byatt 807) 。韦斯特认为这本小说写得“特别精彩和优雅” (qtd.in Stannard 351) 。斯帕克在小说中运用了非个性化叙述的手法, 不露声色地讲述故事, 如同评论家所说的, “作者冷冰冰地叙述着, 好比专业的大夫在解剖尸体” (Fremantle 4) 。他认为作者仅仅是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客观地叙述, 不透露任何情感。然而, 有学者对小说进行价值判断, 断定这是一部“黑色的道德寓言”:“罗马是真理的中心, 同时又是骗子云集的地方;[……]这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短小、严密, 精彩绝伦” (Kermode778) 。在1968年版小说《公众形象》的封面上, 斯帕克本人也指出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伦理道德故事”。那么, 是否如她所言, 这部小说蕴含着深刻的伦理道德启示呢?

新世纪以来,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迅速, 如同贝克所言, “近十年来, 聂珍钊先生和他的同事正在致力于把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为充分、完备的学科” (Baker14) 。本文试图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公众形象》中的女主人公安娜贝尔 (Annabel) 对伦理身份的建构、在此过程中遭遇的伦理困境和她最终的伦理抉择。安娜贝尔的多重伦理身份的错位令她深陷伦理困境, 而她由最初不惜代价不遗余力地维护其演员的公众形象, 到最终出于对于儿子的母爱选择了母亲的伦理身份, 可见她自身伦理意识的觉醒:演员是安娜贝尔安身立命的职业身份, 尽管她对此公众形象的庇护令自己名利双收, 也使得她差点身败名裂, 而母亲身份的回归令她重获安宁与自由的生活。这部短小精悍的小说不仅生动有趣, 更重要的是在道德层面上蕴含着对读者的多重启迪。斯帕克试图用客观的叙述为世人提供某种道德规范, 并产生一定的警醒作用。

一、安娜贝尔的多重伦理身份与认同危机

《公众形象》中的女主人公安娜贝尔具有多重伦理身份, 不同的身份对于她的行为有着极大影响, 导致了她的认同危机, 并决定了她在面对困境时的最终抉择。她的伦理选择帮助她厘清各种错综复杂的伦理身份, 并解决主要危机。聂珍钊教授指出, “在文学文本中, 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 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264) 。在《公众形象》中, 安娜贝尔拥有的伦理身份包括妻子、情人、母亲、演员。这些身份的建构过程交织在一起, 形成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 使安娜贝尔产生认同危机。


对于安娜贝尔伦理身份复杂性的描写展示了斯帕克的小说特色, 如同英国著名批评家里奇曼德所说的, “《公众形象》显示着斯帕克作品的一个“阴暗化” (darkening) 阶段。她的小说体现了不确定性、混乱、不忠诚和暴力等等当代社会的普遍特征” (Richmond 106) 。这其中涉及伦理道德的特征与安娜贝尔的多样化伦理身份息息相关。就婚姻伦理而言, 安娜贝尔兼具妻子与婚外情人的身份, 而这两重伦理身份之间存在永恒与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它们的错位导致了伦理秩序的混乱。“伦理混乱即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伦理困境”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7) 。作为弗雷德里克的妻子, 安娜贝尔违背了婚姻伦理中的忠诚原则, 在兽性因子的驱使下, 与丈夫之外的好几个男人发生性关系。肉体的欢愉驱使她不断去追寻这种短暂的快乐, 但是她并没有从中得到真正的满足感和安全感, 而是感到了无尽的虚无。作者以极为客观的方式描述了安娜贝尔的数次婚外出轨事件, 没有任何情感的渲染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小说叙述到, 除了与比利有过短暂的情人关系外, 她还曾经跟一个学生有长达两个月的婚外恋, “那一年, 她与一个学戏剧的严肃的美国学生有过私情。他在她出演的电影内扮演着一个不重要的角色” (Spark12) 。这段恋情持续时间不长, 因为她的丈夫很快对此有所觉察并产生怀疑。虽然斯帕克使用客观中立的非个性化叙事, 并没有对此加以任何道德评判, 读者仍然可以从后面的叙事中揣测出, 这段关系不可避免地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夫妻感情。斯帕克还提到安娜贝尔与电影制片人陆桂的婚外情, “按照本意, 安娜贝尔答应为陆桂拍摄新的片子, 但是她在几个月后才敲定此事。她还说她太累了, 不想再与他上床” (Spark34) 。随后不久, 安娜贝尔认为自己迟早会与陆桂产生“真正投入感情的婚外恋” (Spark36) 。可见, 安娜贝尔并非纯粹地追求肉欲的满足, 她有着情感上的强烈需求。在安娜贝尔身上, 情与欲并不能截然分离。作为情感丰富的女性主体, 仅仅限于身体的交流是远远不够的, 纯粹的欲望满足往往会带来更大的虚空感, 唯有丰盈的灵魂才能赋予欲望更深的意义。

显而易见的是, 安娜贝尔对于自己的妻子身份无法产生认同感,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 斯芬克斯因子起到了主导作用。“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 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 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 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8) 。安娜贝尔拥有多个情人的原因在于某些时候她的兽性因子在与人性因子的对抗中占据了一定的上风。也许是因为她处于身不由己的演艺界, 耳闻目染一些不良风气, 最终她违背道德标准, 受制于原欲, 纵情于感官的享乐。这反映了她当时薄弱的伦理意识。

在她试图解决认同危机的过程中, 安娜贝尔的自由意志, 甚至是自然意志表现强势, 胜出并操纵了她的理性意志。“自然意志主要是人的原欲即力比多的外在表现形式, 自由意志是人的欲望的外在表现形式, 理性意志是人的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42) 。安娜贝尔的理性屈服于其欲望, 因此她生活放纵, 引发了诸多家庭矛盾。其事例证明, 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的泛滥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对社会道德责任感的轻视, 进而危及到婚姻和家庭的幸福。安娜贝尔对丈夫的背叛与他们不和睦的夫妻关系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且, 自从她在演艺界成名后, 她忙碌于工作, 致力于进一步塑造更加完美的公众形象和屏幕形象, 无暇与丈夫深入交流, 忽略了对原本并不幸福、甚至是岌岌可危的婚姻的呵护和关爱。“如果不是因为安娜贝尔在后来的一部电影中取得成功, 他们现在已经分开了” (Spark 22) 。斯帕克多次提及安娜贝尔的丈夫弗雷德里克频繁考虑分手的事情, “他决定要离开安娜贝尔” (Spark28) 。当他未能获得安娜贝尔主演的电影中的一个角色时, 他的愤怒再次表现出来, “他现在无时不刻在想着结束这段婚姻、取消这种公众形象, 宣布它是空虚和毫无意义的” (Spark 29) 。可见, 弗雷德里克要比安娜贝尔更早预见到公众形象的虚伪性, 以及要维系这种公众形象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

安娜贝尔的认同危机不仅仅存在于妻子与婚外情人身份之间, 而且也作用于她的妻子与母亲的身份。在家庭内部, 她承担的两种伦理身份——妻子和母亲——形成鲜明的对照。两种由血缘关系构筑的身份所折射出的成功和失败显示出她伦理身份的矛盾性, 进一步体现了作为个体存在的安娜贝尔在性格方面的多面性。如果说她以婚外情人的伦理错位来对抗妻子的身份, 那么在儿子出生之后, 担负母亲伦理职责的安娜贝尔对于妻子身份的认同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经历了从背离到默认的过程。丈夫弗雷德里克最后的自杀终结了安娜贝尔的妻子身份。生命的终结意味着现有伦理关系的消解。无可否认, 母亲的身份给予了安娜贝尔极大的责任感、认同感和安全感。作为母亲, 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儿子, 工作之余的全部精力和时间几乎都投入于此, “这个名字叫做卡尔的婴儿是她生活的现实。他的存在带给她一种童年以后再也找不到的感觉, 让她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是安全可靠的” (Spark 35) 。显然, 儿子的降临使得安娜贝尔的伦理身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她不仅仅作为妻子而存在。母亲的身份使得她意识到自己的伦理责任。新的伦理身份不但改变了她的生活, 带给她无限的乐趣, 同时也带来甜蜜的牵挂。安娜贝尔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在小说中得到渲染和褒扬, 体现了母爱的主题。这种伦理身份的建构为安娜贝尔带来正面的效应, 让她在精神层面上获得极大的满足。因此, 有学者评论她儿子“在整部小说中充当着道德上的积极因子, 代表了安娜贝尔的实际情况, 同时提供给她一种可选的生活方式” (Whittaker 112) 。这为她日后的伦理选择埋下了伏笔。

就职业身份而言, 作为荧幕上闻名遐迩的“虎太太”, 安娜贝尔是颇有社会影响力的演员, 这是她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伦理身份, 与她的公众形象密切相关。公众形象不仅包括主体外在的美好形象、优雅得体的举止、恰到好处的言辞, 还有主流社会认同的幸福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 所有这一切都与安娜贝尔日益成功的事业相辅相成, 昭示着安娜贝尔是一个为众人艳羡的成功的符号。她已然成为一个象征物, 承载着公众的心理期待。一旦公众形象破灭, 将会给安娜贝尔的事业造成致命打击。刚进入影视界时, 她“被要求扮演电影中的不重要角色, 经常是同一类型角色” (Spark8) 。她的角色包括打字员、护士、小保姆等等。如果没有制片人陆桂的“慧眼识珠”, 她可能一直默默无闻。陆桂发现她长相中的优点, 设法美化她的眼睛, 用夸张的手法在屏幕上为她塑造出有着像猫或老虎一样“大眼睛”的“虎太太”形象。除了屏幕上的形象, 陆桂为安娜贝尔指派的秘书弗兰斯思珂 (Francesca) 也在极力提高她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安娜贝尔获得良好的开端。与新闻界的其他所有人一样, 陆桂的秘书弗兰斯思珂为作为女演员的她做了有创意的出色报道, 因此成功地推出了她与电影” (Spark 24) 。她经常为安娜贝尔和她丈夫拍照, 并且刊发出来。弗兰斯思珂甚至不惜制造假象, 故意在照片和宣传中营造一种他们夫妻彼此恩爱的气氛, 借此塑造安娜贝尔在事业和生活上都获得成功的公众形象。经过包装的安娜贝尔迅速走红, 多次担任影片中的主角, 获得“英国虎太太”的绰号, 成为引人瞩目的明星。社会意义上的伦理身份奠定了安娜贝尔日益攀升的社会地位, 也突出了她的公众形象。然而, 公众形象几乎不太可能与真实的自我相融合。人性本身的复杂善变、多维立体决定了个体无法永远以光鲜亮丽的正面公众形象示人, 虚假的人格面具不能掩盖真实的自我。一旦二者发生分裂, 普罗大众会感觉受到欺骗。公共形象的坍塌带来的不仅是名利的丧失, 更重要的是公信力和人格本身被质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正是这种公众形象致使安娜贝陷入日后的伦理困境并面对艰难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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