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贝尔的多重伦理身份相互交织并互为制约。作为妻子的伦理身份与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产生一定的矛盾。相较而言, 母亲的伦理身份给她带来母性的满足感, 而妻子的伦理身份是非常不成功的。在儿子出生之后, 安娜贝尔只能把放在丈夫身上的原本就很少的精力和时间转移到儿子身上, 这样势必淡化了他们之间本来就日渐分歧的关系。于是, 以前就充满怨气的丈夫不惜以自己的死亡为代价, 设计圈套来加害安娜贝尔, 以达到毁灭其公众形象的目的。此外, 妻子的伦理身份并没有为安娜贝尔带来所期待的幸福和安定, 对于婚姻和家庭的失望令她突破此伦理身份, 从婚外情人这一伦理身份中寻找慰藉。因为不断地更换情人, 她的这一伦理身份没能稳固地发展, 而是处于变换和波动中。尽管婚外情人的身份严重影响了婚姻, 这一身份为她疲惫和不幸的婚姻提供了一个释放的空间, 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震作用, 让婚姻没有迅速瓦解。于她而言, 演员的身份意味着她是公众人物, 因此, 她必须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而婚外情人的身份是个人形象,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她部分真实的自我。在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约束下, 安娜贝尔作为婚外情人有悖于大众的期望, 损害了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个人形象和公众形象之间必须达成表面上的协调统一。安娜贝尔只能尽力找寻两者间的平衡点。权衡之后, 她逐渐舍弃婚外情人的伦理身份, 而选择守护自己的公众形象, 全力扮演好演员的身份, 因为它有助于她实现自我价值。当然, 为了获得自由和更好地实现自我, 演员的伦理身份最后被母亲的伦理身份所取代。这种母亲的伦理身份促使她为了儿子的利益而回归“更自然和真实的生活”, 因此“在伦理健康方面更加健全了” (Kemp 119) 。
二、复杂的伦理两难处境
法国著名学者西苏曾经指出, 斯帕克“是无所不在、超然在外的, 她避免进行道德说教” (Cixous 205) 。诚然, 斯帕较少直接在作品中说教, 但是她还是重视艺术作品的道德说教功能的。“她强调了创作的双重目的:在使人愉悦的同时, 还应该起到教益的作用[……]” (戴鸿斌90) 恰如有论者指出的, 《公众形象》的主人公安娜贝尔最后取得了“伦理上的重新觉醒” (Kemp 119) 。为了探究斯帕克是如何在看似超然客观的叙事下, 通过安娜贝尔传递了复杂的伦理道德观, 达到了道德教育的目的, 首先必须关注安娜贝尔的伦理两难处境。
安娜贝尔的多重伦理身份带来了她性格特征和生活环境的复杂性, 使她不得不面对由此引发的各种伦理困境。她只能试图摆脱这些困境, 以尽可能地去维护或恢复伦理秩序。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 “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伦理困境往往是伦理悖论导致的, 普遍存在于文学文本中。伦理困境有多重表现形式, 例如伦理两难, 就是伦理困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8) 。小说中, 安娜贝尔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伦理两难处境, 包括婚姻、事业、亲情等各个方面, 而这一切都围绕着她的公众形象展开冲突。随着情节进程的推进, 可以发现, 对于安娜贝尔而言, 无论婚姻、家庭, 还是事业、功名, 与公众形象密切相关的这一切都远不如她与儿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来得重要。公众形象的取舍是安娜贝尔从始至终面临的伦理两难。
安娜贝尔的伦理两难困境首先体现在她对于婚姻的态度中:究竟是继续维系婚姻还是选择放弃。正如聂珍钊指出的那样, “伦理两难是难以做出选择的, 一旦做出选择, 就往往导致悲剧”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8) 。如果将就不美满的婚姻, 她的生活不会有太大变故, 还能在公众面前维系她一直以来苦心经营的正面形象, 继续完美幸福的假象, 获取更多的名利。然而她对于这种关系有些于心不甘, 随之而来的负面情绪日渐加剧, 生活质量也有所下降。如果放弃婚姻, 她将摆脱伦理困境, 获得个人自由。但是这将对于她的公众形象造成重创, 对她的事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接着也会破坏她虽然不幸但还算是相对太平的生活。对于安娜贝尔而言, 如何选择对她造成极大的困惑, 无论哪种选择都难以令人满意, 并会产生悲剧。这种伦理困境始终伴随她左右, 直至其丈夫弗雷德里克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也为他们悲剧性的婚姻画上句号。
尽管安娜贝尔的婚姻困境随着丈夫的离世而烟消云散, 她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脱离两难的困境, 而是面临另一种更加艰辛的两难境地。从某种意义上讲, 新的处境比以前的两难境地更加棘手, 因为它的牵涉面更加广泛。这种两难是究竟保持公众形象以维系声誉, 还是舍弃公共形象求得真相大白。这对她而言是个更大的挑战。保持公众形象意味着她可以维系表面的安宁与平静, 这符合公众形象的利益诉求, 但是她不得不接受所谓的朋友比利的敲诈勒索, 这样她还必须付出经济上的代价;而如果舍弃公共形象, 她可以大胆对抗无赖朋友比利, 努力伸张正义, 她丈夫自杀的原因也会真相大白, 这符合她的伦理道德诉求, 但是她的名声与事业必将遭受重创, 陷入绝境。
最终, 安娜贝尔面临着更为重大的两难处境, 即维系公众形象还是守护母亲的伦理身份。如果选择维系公众形象, 虽然她可以继续以往的生活, 但是她将不得不屈从于比利的勒索, 并耗费心机对新闻媒体和法院解释自己丈夫的自杀, 只有她成功了, 才能被制片人陆桂和广大的影迷所接纳, 才能恢复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受损的名誉, 重新进入演艺圈, 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选择母亲的伦理身份, 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 她可以寻找到完整的自我, 无需受制于比利以及社会的舆论等等, 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保护了儿子, 使他不受舆论的关注和牵累, 从而拥有安宁的生活空间和优质的生活环境。从此意义上讲, 她张扬和庇护了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 因此实现了自己的伦理价值。然而, 她将失去演员的工作和颇费心思赢来的一切名誉。
显而易见的是, 《公众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蕴含的“潜在的道德力量” (Whittaker 115) 。如同《伦理学核心术语》中所说的, “关爱这个概念被用于作为伦理道德叙述的基础” (Kuusela 11) 。正是基于对儿子的关爱之情, 安娜贝尔渴望远离是非, 为儿子找到宁静的环境, 维护她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 因此是符合伦理的;然而, 她的离开将留给外人无尽的猜想, 加上新闻界可能的不实报道, 可能会导致周围人的伦理混乱, 破坏了正常的伦理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又是错误的。她是否从短暂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延续以往的生活模式, 追求更加完美的事业, 或者带着儿子彻底离开这个喧嚣的城市, 重新开始, 也许会是开始崭新的平静生活?如何解决困境还取决于她对生活目标和价值观的定位:是否不顾社会的一切羁绊, 达到追逐名利的目标?或者追求真正的自由, 实现自己认可的人生价值, 与儿子过上无拘无束但波澜不惊的安逸生活?无论做出何种选择, 都将导致部分利益的丧失。正是由于难以判断终极选择的利弊, 安娜贝尔面临伦理两难时颇为踌躇。小说结尾处她登机前的心理活动体现了她对儿子与自由的感悟, “等待登机的顺序时, 她同时感觉到自由和不自由。行李包的重负已经不在了;她觉得肚子里好像还很神奇地怀着孩子, 但是她事实上并没有怀孕” (Spark 124) 。显然, 对她而言, 自由是相对的, 一方面, 逃离了公众形象这个虚假的人格面具让她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另一方面, 出于对儿子的高度责任感, 她又是感觉不自由的。
三、艰难的伦理选择
聂珍钊教授指出, “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从人的本质的立场理解伦理选择, 而且认为伦理选择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构成。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人物存在, 就必然面临伦理选择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 只要是选择, 必然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只要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选择, 就必然增加选择的复杂性和导致选择结果的不同”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7) 。伴随着每一次伦理困境的出现, 安娜贝尔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各种伦理选择。这些选择反映了斯帕克对于作品的教益作用的强调。在一次访谈中, 她说:“难道你不认为, 我们作家的工作就是这样吗:营造诚实的气氛, 使人自知, 还有制造荒谬和活泼轻快的普遍感觉, 以此来保护我们免受来自社会的可笑的压迫” (Toynbee 74) 。这体现了斯帕克“寓教于乐”的文学观。在《公众形象》中, 安娜贝尔多次面临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伦理选择。她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 作品中描写的一切都是以安娜贝尔的伦理选择为基础。她的各种选择推动着整部小说叙事进程的发展。小说最终的伦理选择解放了安娜贝尔, 使她“经历了一场道德觉醒, 决定置身于琐碎和堕落的事件之外” (Richmond 106) 。
安娜贝尔最初面临的伦理选择就是是否继续保持妻子的伦理身份, 妻子身份不仅仅关乎她个人的幸福, 更是她塑造公众形象的重要手段。在丈夫去世之前, 安娜贝尔与他的矛盾冲突成为她是否选择离婚的关键。安娜贝尔刚结婚时, 与丈夫的关系一般。当她在电影事业上略有成就时, 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当初她小有名气时, 她的婚姻濒临终结” (Spark 13) 。他们彼此缺乏信任感, 因此他们的婚姻充满了非理性意志——“主要指一切感情和行动的非理性驱动力”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1) 。在非理性意志的驱使下, 他们不只是在感情上互相背叛, 而且无视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肆意寻欢作乐。“非理性意志属于伦理学范畴, 往往带有价值判断”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1) 。斯帕克客观描述他们的婚姻背叛, 接着又浓墨详述他们婚姻关系的逐渐恶化, 在看似不经意的书写中隐含了她本人的价值判断, 警示读者以此为鉴。安娜贝尔在选择的困惑中摇摆不定。如果她选择中断婚姻, 她失去的不仅仅是丈夫和家庭。她将失去事业和名誉。她和她的电影制片人一直在尽量塑造她家庭幸福的形象, 以此博得更多观众对她的支持和关爱。如果离婚了, 公众形象将轰然倒塌, 势必给她的声誉和事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 如果她选择守护婚姻, 她将不得不忍受着丈夫带来的种种困扰和伤害——他总是瞧不起她, “在她与男性朋友、特别是比利在一起时, 她的丈夫时常用宽容的态度温和地暗示她的愚蠢” (Spark 9) ;他不找工作, 而是“越来越多地呆在家里, 常常一整天都呆在他们肯辛顿的房子里。他的开销全部由她负责” (Spark 9) ;他的脾气越来越坏, “有一次, 他过度保护着自己的尊严, 冲着一个电影导演大发雷霆。她开始感到了不安” (Spark 11) 。种种迹象表明, 他们的婚姻危机四伏。在婚姻和公众形象之间, 安娜贝尔选择了后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 她选择维系名存实亡的婚姻, 继续拥有妻子的伦理身份。但是, 她与丈夫都分别拥有婚外情人, 也就破坏了婚姻伦理中的契约精神。随着伦理规则和伦理秩序的被破坏, 他们遭到了惩罚——婚姻以一种可悲的形式解体, 验证了聂珍钊教授所说的:“社会的伦理规则是伦理秩序的保障, 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就必然要受到伦理规则的制约, 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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