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统一”的美学探索:白银时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与俄罗斯文论（附论文PDF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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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研究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然而, 学界更多聚焦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 较少涉及文学批评理论。其实, 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是由东正教铸成的, 理论的科学性并非与宗教性是相互对立的, 尤其是在白银时代, 东正教神学思想与俄罗斯文学批评理论关系密切。正是在这一互动影响中, 真理存在于“三位一体”的“万物统一”之中;“完整知识”体系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神学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神人合一”是文学形象的深刻内涵, 也是文学批评所要揭示的主要对象;“象征”与“现实”的交融则是艺术感知世界的理想途径。白银时代的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认知世界的窗口, 对进一步提升国民自身的精神素养和艺术鉴赏水平, 促进我国文艺理论建设和批评方法的创新,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东正教; 俄罗斯文论; 白银时代; 万物统一;

作者简介：张杰,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与文论研究。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 (15ZDB092) ;


Abstract：
As researchers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thodox Church and Russian literary theory gradually becomes a crucial subject matter in the academic world of Russian literature. However, researches are more focused on in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Orthodox Church and Russian literary creation than they are on Orthodox literary criticism. In fact, Russian national spirit is forged by Orthodoxy; science in theories and religion do not necessarily stand against each other. In the Silver Age in particular, the Orthodox Church theology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 It is precisely in their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mutual influence that truth exists in the “total unity” of “trinity”. The system of “integral knowledge” is an inseparable whole made up of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theology. “Theanthropism” is a deep layer of literary images and also the main object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fusion of “symbol” and “reality” is an ideal route to the artistic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Orthodox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Silver Age has opened a window to the world for u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levating artistic appreciation level of the general public, as well as promoting our literary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in approaches to literary criticism.

Keyword：
Orthodox Church; Russian literary theory; Silver Age; total unity;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艺理论及其思潮往往是本民族文学发展的引领者, 在近一百多年的俄罗斯文学进程中尤其是如此。然而, 长期以来, 文学理论被视为是科学研究的产物, 而科学与神学之间仿佛是没有共同之处的, 或者说应该是迥然不同的, 因此文学理论似乎又是与宗教格格不入的。在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 备受关注的是以现实反映、审美表现和历史溯源等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理论, 例如现实主义、形式主义和历史诗学等。但是, 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是由东正教铸成的。正如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嘉耶夫所指出:“俄罗斯人的灵魂是由东正教会铸成的, 它具有纯粹的宗教结构” (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исмыслрусскогокоммунизма8) 。“这意味着, 俄罗斯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宗教的” (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исмыслрусскогокоммунизма63) 。上个世纪末, 虽然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已经开始探索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关系, 不过主要还是集中在文学创作方面。其实, 在俄国, 尤其是在白银时代, 东正教神学思想与俄罗斯文学理论及其思潮的关系更加紧密。许多文学理论甚至与东正教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独特的真理探索路径、文学思潮、批评方法等, 甚至彼此很难区分。可以说, 在很大程度上, 白银时代东正教神学思想铸就了近一百多年以来的俄罗斯文学理论及其思潮的灵魂。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 俄罗斯出现过两次声势浩大的东正教文艺复兴运动, 前者是白银时代的东正教哲学、文学和文化思潮的兴起, 后者是在苏联解体前后这一思潮的复苏, 这种兴起与复苏直接导致了俄罗斯社会的急剧动荡和变革。回眸近一百多年以来俄罗斯社会历史的变迁, 在白银时代东正教神学思想影响下, 俄罗斯文学理论及其思潮在探索真理、揭示艺术创作内涵、创新审美批评方法等方面, 特别是提升国民的精神素养, 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 以白银时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为核心的俄罗斯文论, 更能集中体现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探索和价值追求。它独特的探索路径不仅为俄罗斯民族认知世界开启了一扇窗口, 更是让西方知识界为之敬佩和叹服。本文主要深入探讨在白银时代东正教文化背景下, 俄罗斯思想界探索真理的方法、文学理论及其思潮的深刻精神内涵, 揭示其审美批评的方法论价值, 尝试用它们去解读具体的文学文本, 努力为我国文艺理论建设和批评方法的创新, 提供值得借鉴的参考。

一、三位一体:真理与方法

真理往往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探索的主要对象, 并准备为之奋斗的目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通常是人类揭示真理的两条主要途径。然而, 翻开近一百多年来俄罗斯东正教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画卷, 我们不难发现, 处在这一历史画廊中的思想家们几乎都经历过由科学研究向神学探索的思想转向。他们多数是集东正教哲学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于一身, 他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发现, 在现实的实证科学研究中, 真理的认识是无法穷尽的, 西方知识界的危机正是在于陷入了以实证和思维为核心的科学研究之中, 把以信仰为根本的神学排除在真理探索之外。在他们看来, 只有在宗教的信仰世界中, 才能够发掘真理的本质, 即以“爱”为本的宗教精神。“万物统一”于“绝对本原”, 即上帝 (索洛维约夫, 《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242) , 任何把科学与神学相分离的作法都是片面的, 是无法企及真理的。在俄罗斯, 这一精神又是与文学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著名美学家列昂尼德·纳乌莫维奇·斯托罗维奇在《俄罗斯哲学史》一书中, 就区分了西方哲学与俄罗斯哲学的不同特征, 前者主要与知识理论、认识论联系在一起, 后者则更主要关注艺术审美、宗教、伦理和社会政治问题 (Столович5—10) 。

人类通常把知识视为是真理探索的结晶, 而知识的构成又被西方学术界划分为自然科学与以哲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然而, 白银时代东正教文化哲学家、文学思想家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在《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一书中指出, “完整知识”应该是三位一体的, 是由神学 (神秘主义的知识) 、哲学 (唯理论的知识) 和科学 (经验主义的知识) 所构成的。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综合, 才能囊括知识的完整真理。舍此, 则科学、哲学和神学只能是知识的个别部分, 即被割下来的知识器官, 因此和真正的完整真理毫无共同之处” (195) 。索洛维约夫的“完整知识”并非只是三种知识的简单相加, 而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有机融合。他以为, 西方思想界的危机在于“西方哲学以作为智力的个人思维与作为权威的全民信仰的分裂为起点” (Cоловьев, Сочинения5) 。在索洛维约夫看来, 西方思想界坚持二元论的思维模式, 即把知识分为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 无法达到“完整知识”的“万物统一”的境界。

索洛维约夫指出:“人的真正本性呈现出三种基本存在形式:感觉、思维和能动的意志” (《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161) 。人类社会存在着与此相对应的三个领域, 即以实证为主体的科学领域、以思维为基础的哲学领域、以意志为核心的信仰领域。这三个领域又分别对应于知识领域的实证科学、抽象哲学和神学理论, 对应于社会实践领域的经济社会、以国家为主导的政治社会、以教会为主导的精神社会。索洛维约夫强调, 只有把人类文明的成果与神圣的本原相联系, 这才可以获得“万物统一”的“完整知识”, 实现精神社会与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相融合的“完整社会”。显然, 在这里, 神学是联系实证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纽带, 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支柱, 是探索真理的根本。

在索洛维约夫看来, 艺术创作又是展示这一探索的理想途径和方法。他在《艺术的普遍意义》一文中写道:“完美艺术的最终任务一定要体现绝对理想, 这不仅是在想象空间中。实际上, 应该体现一种崇高精神, 并把它融化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 (Cоловьев, Сочинения47) 。艺术形象应该是人类现实生活与崇高信仰、真理求索的精神之间相互融合的载体。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与索洛维约夫同时代的东正教神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们, 大都把文学艺术形象视为是精神与个性的同一。不过, 这种同一并不只是认识层面上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白银时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家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借鉴了基督教基本信条之一的“三位一体”, 把“圣父、圣子和圣灵”改造成“物质、精神和存在”。在他看来, 句子是最能够反映语言形象的, 句子的一般形式是“我是什么”。这里的“我”是主语, 表示主体, “什么”是谓语, 表示客体, 而“是”就是联系动词, 表示存在。布尔加科夫在“三位一体”的文学批评理论中, 文学艺术形象就是一个完整的存在, 联系着主体与客体, 这三者是有机联系的、不可分割的 (Булгаков416) 。人们可以通过文学艺术形象, 深刻地感悟到现实生活 (客体) 中的精神 (主体) , 同时也可以领会到精神世界中的现实。任何的科学归纳和分析都是不全面的, 都会造成某种层面上的缺失, 难以展示精神载体的完整性。只有艺术的表现和感受, 才能够实现“三位一体”的整体把握。

在具体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形象时, 布尔加科夫并不把文学形象和个性视为是某种思想的代言人, 而是一个联系主体与客体的、活生生的艺术存在。他关注的是现实的人与精神的人、理智的人与情感的人、善良的人与残酷的人之间的共存和交融。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的是各个文学形象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发掘在具体的话语语境中艺术呈现出的超越个体的精神价值。伊凡·卡拉马佐夫既崇尚理智和科学, 而又感到道德原则的无力;他奉行的“为所欲为”的处事原则, 对麦尔佳科夫弑父听之任之, 却又不断进行着良心的自我谴责;他同情人们的苦难生活, 本意上向往基督的理想, 但又觉得现实的残酷, 无法摆脱宗教大法官的思想, 即使用象征着暴力的“恺撒之剑”。伊凡的弟弟阿辽沙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理想化人物, 是最能够体现信仰和精神的文学形象, 但是他在行动上又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当他看到神父佐西马的尸体腐烂时, 他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彻底粉碎。阿辽沙是一个自愿为他人受苦受难的精神典型, 但是他最终还是离开了修道院, 走向了尘世生活。阿辽沙始终处于信仰与生活、精神与现实等的极度矛盾之中。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大德米特里, 虽然几乎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混蛋, 却又让读者感到如此的有力。他那颗堕落的灵魂时而也会迸发出良知的火花, 他慷慨帮助了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 他真诚地爱着格鲁申卡, 同情她的遭遇。他虽然没有弑父, 但却甘愿承受处罚, 甚至声明自己也是上帝的儿子, 等等。其实, 从意义再生的角度来看, 在这些形象中, 这些对话与矛盾不仅使得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的意义, 而且更可以超越具体的形象, 感受到善与恶、理想与现实、忍耐与暴力的共存和共融, 从而体验到东正教“聚和性”、“弥赛亚意识”的精神内涵。“聚和性”就是指依靠一个共同信仰的“聚”, 不同因素之间的“和”, 可以“和而不同”的包容 (张百春55) 。“弥赛亚意识”则是一种救赎意识, 这里既包括拯救他人, 也是自我心灵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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