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创作中, 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通常被视为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然而, 在近一百多年以来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学创作中, 这两者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 促动着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象征的现实化与现实的象征化。这一批评理论考察一切文学现象的出发点和主要参照就是古希腊的文化与宗教, 在该理论中, 只有古希腊的宗教文化体现着文学活动的本真意义。象征与现实的融合就是要让现代文学艺术回归本真意义, 即追溯到其宗教根基上去。对于俄罗斯文学创作而言, 就是要复归到东正教文化之中。
白银时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家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在《当代象征主义的两大本原》 (1908) 、《象征主义的遗训》 (1910) 和《关于象征主义的沉思》 (1912) 等著作中, 表现出迥异于以象征派诗人勃留索夫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创作理念, 旗帜鲜明地阐释了现代东正教文化视域中象征主义理论的现实化特征。他明确指出, 经典的文学创作均不应该把“天堂”与“尘世”相分离, 象征是以“现实”方式体现宗教思想的理想艺术途径。他写道:“运用象征认识每一种现实, 审视它们与最高的现实, 也即现实之中更现实的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 (Иванов100) 。他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看成是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在当今的象征化反映。他运用移情原则, 在“现实”与“象征”、“客观”与“主观”、“情感”与“宗教”的融合中, 来揭示艺术的真实。
在维·伊·伊凡诺夫那里, 任何文学文本的现实都具有双重含义, 一是一般的现实, 即该文本创作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 二是最高的现实, 也就是心理的现实, 这一现实可以超越具体的现实, 与读者的心灵碰撞, 让读者体验到艺术的真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作家别雷的长篇小说《彼得堡》, 就是一部典型的通过象征艺术来揭示真实的经典之作。从该文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现实来看, 就是在1905年10月的9天里, 小说主角——俄罗斯帝国首都彼得堡的状况。然而, 别雷采用了独特的象征艺术, 把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浓缩到了这个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彼得堡。他在有限的现实时空中, 展示了心理化了的现实, 使得时空得以无限延伸。这里交织着西方的唯理主义、实证主义与东方的神秘主义、情感之上等的冲撞。小说中不仅每个人物、每个事件均延伸出无限的象征意味, 而且整部小说也体现出总的象征意义。
小说明显通过几何图形和空间象征物来展示了这一冲突。小说中围绕着参议员阿波罗活动的中心是彼得堡的直线形涅瓦大街, 它与众多条直线道路和警察站点相互交汇。这张网状结构显示了国家官僚体制的网状结构和理性主义权力的冷酷。另一个曾经的革命者、平民知识分子杜德金也被各种空间象征物包围着, 如混乱的瓦西列夫斯基岛、黑色的楼梯、爬满潮虫和蟑螂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式的阁楼等, 这又象征着对杜德金们扼杀的恶劣环境。这些空间环境的描述象征着以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为标志的西方文明, 而这一文明在别雷心中是没有出路的。小说中, 别雷还试图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方式, 来探索走出西方文明桎梏的道路。参议员阿波罗的儿子尼古拉就曾经想用暴力手段来刺杀自己的父亲, 而作家则以为这并非一条可行之路。别雷用一个准备制作炸弹的装沙丁鱼的罐头盒, 来表明尼古拉优柔、复杂的多重性格。他既厌恶又怜悯父亲, 既想改变社会而又无力行动。在小说中, 别雷看重的是农民宗派主义者斯捷普卡的作法。这位农民的预言才是最为理想和具有启示意义的。斯捷普卡的空间象征物就是他想建造的一艘诺亚方舟。这艘方舟可以游离于教会和国家政权之外, 它的航向既不是完全驶向东方, 也不可能朝着西方, 而是向着人类共同的祖先回归, 驶向人类的文明精神源头。
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的美学观是与其伦理学思想密切相关的。在索洛维约夫看来, 善是美与真的纽带。他在给诗人阿·费特的信中明确了美的定义, 即美是“精神的物质” (Соловьев, Сочинения552) 。他以金刚石为例来说明美是思想的化身, 因为在金刚石身上实现了物质和光的完美结合。这一完美结合体现出的就是“善”。索洛维约夫把自己的伦理学论著全集取名为《为善辩护》 (1894—1897) 就说明了一切。这位白银时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家指出:“如果就道德方面来说 (对于意志而言) , 物质统一就是善, 如果就认识论方面来说 (对于智慧而言) , 它就是绝对的真, 那么, 实际上, 实现物质统一就在外在现实范畴中, 它的实现或表现在感觉, 物质存在方面就是绝对的美” (Соловьев, Сочинения745) 。真善美三者在索洛维约夫那里是不可分割的, 有机统一的, 这种统一最佳的艺术表现途径就是“象征”与“现实”的融合。
长篇小说《彼得堡》充分体现了“万物统一”的东正教美学观。作家以象征的方式揭示了现实社会各种势力的冲突, 深刻表明, 彼得堡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 其内在冲突导致了对人类美好传统、理想、生态和社会的一定破坏。真善美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统一已经失衡, 如要达到平衡和和谐, 就只有回归人类的祖先, 回归人类文明的源头。不难发现, 小说《彼得堡》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反映19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现实的范围, 而是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真实规律, 即循环式回归。
在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那里, 真理存在于“三位一体”的“万物统一”之中;“完整知识”体系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神学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其中神学是关键;“神人合一”是文学文本, 特别是文学形象的深刻内涵, 也是文学批评所要揭示的主要对象。“象征”与“现实”的交融则是艺术感知世界的理想途径。其实, 任何理性分析都有可能导致艺术形象意义的缺失, 也许只有用文学创作来评价创作, 用文学形象来评价形象, 才是文学批评的最佳方式。在当今社会, 如何进一步增强国民自身的艺术素养, 提升文学批评的艺术鉴赏水平, 也许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开启了一扇认知世界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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