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社会上层人士如何接近底层人民、弥合之间的隔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首先, 他认为, 知识分子和贵族应该改变习惯, 因为改变人民天性中的缺点很难, 所以只有通过贵族自身态度的改变才能间接地影响人民。他们应该放弃偏见, 改变对人民的敌视态度, 真心诚意地去接触和了解人民。其次, 用人民乐于接受的方法善待人民, 不要欺骗。用俄罗斯的方式对待人民, 会博得人民的尊敬与认可。再次, 贵族要学习人民身上那种来自俄罗斯土地的顽强精神和对上帝的信仰, 拥有人民那样非凡的适应能力和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 以便能够为共同的事业做出贡献。这其中, 最主要的还是要借助于东正教的精神力量, 因为东正教的认同感能逐渐弥合他们之间的心灵隔阂。而人民对上帝的信仰, 恰恰可以弥补贵族和知识分子空虚的心灵, 纠正他们扭曲的人格。正如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篇讲话》中指出的:“就是这些平民百姓中最坏的人通常都保存着知识分子中最好的人所丧失的东西:对上帝的信仰和对自己的罪恶的意识。[……]如果在启蒙代表中间, 宗教情感的残迹迫使他因先进文学家的渎神行为而恐惧的话, 那么在死屋里, 这个宗教情感应该在苦役犯恭顺的和虔诚的信仰的影响下而复活和更新” (202)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指出, 人民也可以向贵族和知识分子学习到一定的知识和判断力。
此外,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小说里对贵族和知识分子成为人民的领路人寄予了希望。从犯人们干包工活拆驳船一事中可以看出:只要把人民组织好, 让人民团结起来, 就能最大程度地挖掘人民的潜力, 发挥他们强大的创造力。这样的领路人角色, 像彼得罗夫之类是不能胜任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 他们虽不能成为事业的倡导者和主要领袖, 却是事业的主要完成者和开拓者, 因为他们只有坚强的决心和勇敢的精神。而这还完全不够, 他们还需要具有干共同事业的明确的目标、计划和策略, 这些就是领路人的使命。为了共同的事业, 陀思妥耶夫斯基寄希望于他们的团结协作。有鉴于此, 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大声疾呼:不要让人民在监狱里无益的内耗中浪费其才华和生命, 应该利用他们的优势来为共同的事业服务。
四、某些思想家偏爱《死屋手记》的原因
尽管《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两部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要明显弱于其他五部思想性长篇小说, 可为什么有些思想家, 如列夫·托尔斯泰和尼采还是比较看重《死屋手记》?
首先, 是因为他们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不幸的人”等底层人民的同情、希望和仁爱, 对他们的创造力充满信心。尼采在读完《死屋手记》后, 完全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不幸的人”和罪犯问题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他们 (指西伯利亚的苦役犯——引者注) 完全不是他之前想象的那样。他们就像是用最好的、最坚实的和最珍贵的树木雕琢而成的, 而这些树木唯有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才能长成” (Ницше620) 。陀学家弗里德连杰尔因此认为, 托尔斯泰的女主人公如安娜·卡列尼娜, 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那样, 不仅是‘罪犯’, 而且也是‘不幸的人’” (189) 。
在他们眼里, 这些“不幸的人”, 尽管是偶然失足的兄弟姐妹, 但可能在道德上还要比那些不信教、不敬神的上层人士更优秀。正如弗里德连杰尔指出的那样:“在《死屋手记》中, 一位就经历和心理气质来说与托尔斯泰截然不同的人, 对俄罗斯平民的内心美, 以及对平民的道德价值优于有教养的贵族少数人的道德价值, 抱有强烈信念 (托尔斯泰本人对此也抱有同样强烈的信念) , 这一信念该使托尔斯泰感到惊异” (181) 。
其次, 他们还都是“环境决定论”的反对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安娜·卡列尼娜》时发现, 列夫·托尔斯泰的主张竟然与他的观点异曲同工:“人在面临全部生活真实的时候, 他不怪罪别人, 只怪罪自己” (Достоевский25:52) 。尼采也认为人的内在原因要大于外部原因:“人的内在力量要大的多, 被看成外部影响的许多东西, 不过是您同它的内在一致性。环境也完全可能被利用, 并且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 (转引自劳特296) 。
最后, 也是最终的缘由, 就在于对东正教的或近似于宗教的博爱力量和牺牲精神的认同。弗里德连杰尔指出, 德国思想家尼采就曾因为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人道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 而断言“他们十分尊重‘小人物’, 尊重‘庄稼汉’”, 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基督宗教色彩”正是来源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人道主义思想及观念”:“他们的宗教是他们对‘庄稼汉’的爱与崇敬的哲学表现, 是他们肯定‘庄稼汉’应与‘大人物’平等, 甚至承认前者在道德上超过后者的一种独特的形式” (弗里德连杰尔243) 。谢尔盖·布尔加科夫认为, 东正教的博爱精神是很多作家都认可的共同的价值标准:“东正教中包含着约翰基督教的痕迹:‘孩子们, 你们要互爱!’。这是对所有人的爱, 甚至不管他们的信仰是什么。这个特点为全部东正教徒所共有, 包括东正教长老和苦行者, 甚至那些在自己的意识中远离东正教的世俗作家, 如列夫·托尔斯泰, 列斯科夫等” (布尔加科夫, 《东正教》194) 。所以,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监狱和强制性劳动根本不能感化“不幸的人”, 因为监狱体制只能让普通百姓与现实世界隔绝开来, 而普通犯人具有根深蒂固的意识, 认为自己的罪行只是缺点。如若一味颂扬监狱体制只会导致人的心灵的衰弱枯竭, 而颂扬者无非是“把这个精神上已枯萎成木乃伊的半疯的人, 捧出来当作感化和忏悔的典范” (17) 。显然, 作家关注与重视“不幸的人”等“小人物”, 认同并颂扬东正教的博爱和奉献精神, 呼应了其根基主义思想所主张的消除社会上下层之间隔阂的内在要求。
从《死屋手记》中的摇旗呐喊开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就一直在呼吁俄国社会的上下层要实现普遍和解和紧密团结。一方面, 俄国人民绝大多数笃信东正教, 所以很大程度地保留了俄国文化传统的基因, 但在俄国现代化改革的大潮下, “人民是孤单的, 没有给他出谋划策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20:1072) , 除了上帝和沙皇, 因此他们急需作为领路人的进步知识分子;另一方面, 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虽然头脑精明, 但大多对俄国人民不了解、不理解, 甚至存在偏见, 却又期盼社会振作、俄国强大起来。若没有人民的参与, 知识分子要振兴俄国社会的想法无异于空中楼阁。为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 知识分子只有认识到俄国人民对“伟大的、普遍的、全人类的、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团结”的渴求, 理解他们所认为的“只有通过以基督之名实现全世界的普遍团结才能得到拯救”的信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20:1072—073) , 方能成为人民所希冀的、也能接受的领头羊角色。而在这之前, 与人民和睦相处, 尤其是把人民看作“自己人”, 是推进和解与团结需要迈出的第一步。否则, “没有这种认可, 就不可能有团结”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20:1074) 。由此可见, 追求东正教乃至泛宗教意义上的认同感, 以实现普遍团结之目的, 可谓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精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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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五大思想小说” (пять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романов) 又称“五卷书” (пятикнижие) 或“伟大的五卷书” (великое пятикнижие) , 分别指《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别尔嘉耶夫以《地下室手记》为分水岭, 把这五大思想小说列入了《地下室手记》之后的创作 (Бердяев, Смысл творчества 353) 。
2 本文所有相关引文均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 曾宪溥王健夫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 。下文随文注明具体页码, 不再一一说明。
3 比如, 有研究者认为:“流放生活使他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者注) 远离俄国的先进阶层, 因而他思想中固有的消极面有所发展, 开始背离了自己曾经执着追求的进步的社会理想” (李兆林徐玉琴236) 。还有研究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转变开始于苦役时期, 后来才最终完成, 正是在这段日子里, 他的内心发生了斗争, 他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寻找中间立场” (Достоевский4 :292—293) 。
《《死屋手记》中“不幸的人”与东正教认同感》附全文PDF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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