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 “不幸的人”还只是因偶然而犯罪的兄弟姐妹、自己人, 他们还是值得人民同情和挽救的迷路浪子, 尚未沦为撒旦和“宗教大法官”之类不可救药的异教徒。
二、“不幸的人”与“聚和性”体验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前面引文中所指出的, “不幸的人”一词蕴含着基督教的人性本恶的原罪思想, 即人的与生俱来的罪性和犯罪动机:“我们其实也是有罪的”。“人之有罪在于:他本人就是恶的一部分 (他为此而指责上帝) , 同时也是世上痛苦的一部分, 而他本人也就是这种痛苦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想消除恶与罪的存在, 我们首先应当承认的是我们自身有罪” (劳特295) 。而把罪犯称为“不幸的人”实则是一种共同承担罪责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有的人都有罪责。每个人对罪恶认识的程度不同。有些人因为犯罪而有罪感, 另一些人则是没有犯罪就有罪感。表面看上去的无罪仅是一种幻觉:每个人都对世界之恶负有责任。任何人都有可能获救和经历精神重生 (如《圣经》中的扫罗变成保罗) 。人的这种获救之途是基督救赎牺牲及复活的隐喻” (扎哈罗夫88) 。
由此又生发了惩罚和赎罪的概念。“正是从罪孽和对罪孽的态度上可以显现出一个人是否真正是信仰上帝的人。因为只有信仰上帝的人才能感觉到自己确实有罪, 并愿意赎罪” (劳特300) 。《死屋手记》里展现的就是一群“不幸的人”由于犯罪而要在特定的时空监狱之中接受惩罚、进行赎罪的画面。人民与“不幸的人”因此就联结为赎罪的命运共同体。
监狱往往也是凝聚“不幸的人”之共识、充分展示他们美好天赋的时空体。绝大多数“不幸的人”都能在东正教的感召下追求社会的认同感, 这也可谓一种狭义的对“聚和性” (соборность) 的特殊体验。根据俄国宗教思想家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的解释, “聚和性是一种独特的结合, 即结合于其中的所有个性都可以充分敞开, 取得自我唯一的、不可重复的、别具一格的本质规定, 取得自我完整俱在的创作自由的定位, 这种自由使每一个性都成为一种说出来的、崭新的、对于所有人均需要的话语” (Иванов101) 。在监狱服刑这个特定的时空体中, 个性谈不上充分敞开, 自由亦非完整俱在, 因为劳改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对罪犯的犯罪动机和罪行进行惩恶扬善与纠偏改错, “不幸的人”展现的必须是合理合法的个性, 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 “聚和性”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爱和同情体现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不管塑造什么样的人物个性或意识, 都是以‘爱’为纽带‘聚和’的, 要不是被‘爱’同情的小人物, 要不是丧失‘爱’的可憎的变态性格, 要不是维护基督博爱的信徒, 要不是用暴力去抗争的社会底层人物, 等等” (张杰76) 。
接受别人爱的施舍, 同时也将爱的施舍给予别人, 是认同感的传递和接力。作为囚犯, 能够接受别人的施舍是一种幸福, 也是一种获得社会认同的存在感, 而他们将自己所得到的微不足道的施舍中的一部分再施舍给教堂时, 所获得的就不仅是一种存在感, 更是一种个体精神的净化和升华。这种因爱而爱的良性互动, 是《死屋手记》中一种独特的“聚和性”体验。《死屋手记》详细描述了囚犯在斋戒祈祷时会油然而生的一种三层递进的宗教感受。首先是获得施舍的快感:“我们每次来教堂都能分到一些施舍品;我记得, 不知为什么这种情况竟使我感到快活, 在这种奇怪的快感里有一种异样的、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 (249) 。其次是从得到施舍的钱中拿出一戈比买一支圣烛或丢进教堂的募捐箱里时的自豪感:“‘我也是一个人呀。’当他们往箱里丢钱的时候, 心里可能这样想, ‘在上帝面前, 人人都是平等的呀[……]’” (249) 最后是接受圣餐礼时的激动:每个人都觉得, 神甫的祝福“即使是强盗, 也来接受吧” (249) 这句话, 仿佛是针对他自己讲的, 触及到了灵魂的深处。
借助于爱体验到超越个体的“聚和性”, 进而坚定对爱的信仰, 是东正教的核心思想, 也是追求东正教认同感的高级阶段。正如俄国宗教哲学家谢尔盖·布尔加科夫所说:“当民族性的本能从模糊成为明晰进入认识的时候, 这种本能就被体验为对自己民族的某种深刻的、神秘的倾慕和爱, 此爱不是理性主义伦理学所理解的枯燥乏味的和道德主义的爱[……], 而是神秘主义意义上的爱, 是某种能生出灵魂翅膀的情爱, 是在与他人的统一中的享受, 是对聚和性的体验, 是真正的超越自我, 是特殊的‘超越’。[……]对聚和性的感受, 是一种激情, 是一种爱, 它使爱者对被爱者有一种特殊情感。爱愈强, 信愈坚, 两者相互依赖相互支持。我们的最基本、最深刻的感受不是生自判断推理, 而是先于判断, 来自我们个性的黑暗深处” (《文化哲学》20) 。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 相比于基督般无私之爱的伟大力量, 强制和暴力只会将社会拖入病态的深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拥有实施肉刑的权力, 乃是社会的弊病之一, 是毁灭社会上任何一种萌芽、任何一种文明变革意图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是使社会不可避免地遭到解体的根本原因” (216) 。这与谢尔盖·布尔加科夫所列出的东正教与天主教的一大差别说不谋而合, 后者指出:“东正教徒的基本性格特点是由温顺和爱决定的。由此就产生了他们的谦逊、真诚和朴实, 这与罗马天主教所固有的改宗精神和内在强制性 (compelle intrare) 是格格不入的。东正教不强行说服人, 不引诱人, 而是使人自己迷恋和向往, 这是东正教在世界中的作用方式” (《东正教》194) 。
作为监狱小说, 《死屋手记》频繁描写牢房的逼仄和压抑, 牢房之外远方的广阔与晴朗, 以及身处教堂时追求高远和飞腾的升华感。小说虽较少见枯燥乏味的宗教说理, 却又弥漫着褒扬和倡导宗教认同感的浓烈意味。小说屡次提到笃信宗教的囚犯对身边人的无形影响, 他们因信仰而获得了狱内外人士的普遍尊敬。就“聚和性”思想而言, 《死屋手记》更多强调的是特定时空中的“聚”, 即此概念最早的提出者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所说的“多方面的统一” (Хомяков243) , 亦即对上帝的信仰, 对东正教的认同感, 而并非“和而不同”中的“和”, 亦即“不是简单地服从统一”的“每一个个性的自由和独立性” (张杰75) 。因为作家看到, 这些作为“每一个个性”的“不幸的人”在监狱中乃至现实中互相之间存在着越撕越大的心理鸿沟, 他希望去弥合贵族与人民之间愈益加深的隔膜。这就是作家的根基主义思想在《死屋手记》中的体现。
三、东正教认同感与作家的根基主义思想
《死屋手记》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以贵族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人士脱离社会底层民众的现象和后果的切身感受, 体现了他对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巨大隔膜的现状和相互关系的未来走向的忧思。在写作《死屋手记》的过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执笔起草了《〈时代〉杂志1961年征订启事》, 它被认为是根基派共同的思想纲领之一, 我们在《死屋手记》中时常可以找到《启事》中一些高度凝练的思想的具体体现, 这两个文本可以互参互证。需要指出的是, 《死屋手记》中的根基主义思想并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时期才突然产生, 这是他自进入文坛以来就逐渐形成的一种看待现实的视角, 或者说思想立场。因此, 《死屋手记》并不像有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 是一部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仰之变的小说 (3) , 而是延续着作家一贯的思想和信念。约瑟夫·弗兰克指出:西伯利亚流放“这些经验当然有助于改变陀思妥耶夫斯基, 但它们的性质还不足以与他早期的信仰构成尖锐的冲突;它们更多的是强化了他先前世界观更纯粹的道德—宗教的方面, 而脱离了与社会—政治行动学说的联系” (128)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小说和它之前的许多小说均反映了作家对社会上层和底层人民关系问题的一贯思考, 而它不过是加深了他原有的认识, 并没有使其思想立场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如果要说有所不同的话, 最大的区别就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营里深切体会到了上层贵族脱离底层人民的现象的严重性, 程度之深让他震惊。正如作者自白:“总而言之,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普通老百姓。我本人也变成了普通老百姓, 变成了象他们那样的苦役犯。[……]我既惊奇, 又感到难堪, 仿佛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也没有听说过, 尽管我不但知道, 而且也听说过。但现实生活给人的印象却与道听途说的完全不同” (86) 。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 一个普通犯人进入监狱后, 很快就能与其他人打成一片, “如同来到自己家里”, 而一个贵族入狱后就完全不同了。“不管他如何正直、善良、聪明, 他将一连数年受到大家的敌视和蔑视;他不能为大家所了解, 更主要的——大家都不信任他” (280) 。不仅是有些贵族与人民的隔膜愈益深刻, 而且贵族与贵族之间的隔膜也开始加深, 结果造成贵族在贵族那里找不到认同感, 却在普通百姓那里找到了认同感。他希望借助东正教来弥合这种隔阂, 这些感受和思考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在《死屋手记》中的具体体现。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 狱中这些“不幸的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但总体来说天性都是非常美好的, 比如阿列伊这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些人的性格天生就是那么美好, 仿佛是上帝恩赐的一般, 你甚至不敢设想他们有朝一日会变坏。你任何时候对他们都尽可放心” (68) 。主人公在入狱一年后, 不禁心生感慨:由于苦闷, 一年多来他竟然未能在那些看似恶毒、充满敌意的狱友身上看出好人来, 因为这些“善于思考, 富有感情”的狱友“被一层令人讨厌的外壳包裹着” (251) 。
主人公多次对普通人民的创造才能、协作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表示由衷的佩服和赞叹, 比如包工拆驳船的场景, 就反映出人民团结协作所产生的惊人力量和效率。在狱方为了买马而挑马的一幕里, 普通百姓囚犯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主人翁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诸多囚犯都把为狱方买一匹价廉物美的马这件事完全当成了自家的事情, 纷纷出主意, 亲自挑选和比试, 以至于因挑马标准的不同而出现了以两个原盗马贼兼马贩子为首的两拨人, 一时争执不下。“囚犯们焦急地等待着每一匹新马被牵进来。他们都像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尤其使他们感到快慰的是, 他们现在仿佛都成了自由人, 好像真的是在用自己的钱给自己买马” (262—263) 。这种轮流公开展示自己懂马、识马之技能, 并为公家省钱而竭力与马贩子讨价还价的行为, 既说明囚犯中人才济济, 无疑也反映出追求社会的认同感是他们的集体无意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通百姓身上还看到了就连城市里的专业演员都比不上的出色的艺术天赋。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表示, 监狱里这些“不幸的人”临时客串的“演员”以及他们所依据的演出剧本, 都算得上是隐藏于民间的无价瑰宝, 因此他提出:“如果文明的戏剧研究者能对现有的、也许并非毫无价值的民间戏剧进行一番新的、十分认真的研究, 那将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163—164) 。
与普通囚犯身上的优点和他们团结起来所表现出的惊人创造力相比, 贵族囚犯完全相形见绌。在狱中贵族们常常相互吸引, 但又互相提防, 这似乎已成常态, 以至于贵族们竟然没有一个知己, 往往只有监狱里的狗和其他的小动物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责那些腐化堕落、品质恶劣的贵族, 说他们是被贵族抛弃、又不为普通百姓接受的无根基者, 简直一无是处、贻害无穷。贵族们堕落的原因各不相同, 但有些贵族苦役犯完全会由于囚犯身份而故意降低了做人的标准。有些贵族囚犯故意封闭自己的心灵, 从不对人倾诉衷肠, 显得异常孤僻。“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物也都显得有点病态, 性格孤僻, 而且十分偏执” (295)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 这些孤僻的贵族囚犯, 在内心里或多或少对普通百姓存在深刻的偏见, 不愿意接近他们, 故意把自己与人民隔绝起来。“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总是怀着很深的偏见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人, 只看到苦役犯残酷无情的一面, 不能甚至也不愿在他们身上看到任何好的品质, 任何的人性” (296) 。
小说中关于监狱里请愿的一节, 非常典型地说明了普通人民和贵族之间深刻的隔膜。作者在小说的多个地方探讨了人民之所以不信任贵族、人民和贵族之所以脱节的原因。在作者看来, 除了个别贵族无法容忍的个人缺陷, 造成目前这种贵族和人民之间这种状似油和水之关系的原因, 主要是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贵族就是贵族, 人民就是人民”的意识。因此, 这种看法使得整个社会在对待贵族和人民时, 态度就有显著的差别, 最明显的体现就是, 狱方在对待贵族时总要适可而止, 而对待普通百姓囚犯则是唯恐不够狠。另外一个原因,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 就是贵族们在精神上的贫乏, 其表现就是深深的失落感, 这也造成了贵族之间的相互隔离和不信任。
但是,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对狱中那些老百姓的缺点视而不见, 他看到, 普通老百姓经常会自轻自贱。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看到了底层人民身上狂放不羁的破坏力, 比如那个壮硕无比的鞑靼人卡津, 他曾怀着喜悦的心情将一个无辜的小孩慢慢地折磨至死。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痛心的是, 普通老百姓竟然随意糟蹋自己的才华, 任性地轻视和破坏自己的首创精神。“任何一项创举, 任何一种首创精神,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痛苦, 都是负担。他们仿佛生下来就注定了不能自己开创任何事业, 而只能侍奉别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 而只能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他们的天职就是听从别人吩咐” (64) 。因此,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 贵族和人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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