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 ·图尼埃短篇小说中的空间与地方论文

 

　　关键词：米歇尔·图尼埃,都市空间,地方,栖居

 

　　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米歇尔·图尼埃凭借神话小说三部曲先后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和龚古尔文学奖，蜚声文坛，之后转而投身短篇小说及寓言故事的创作，呈现出“色彩缤纷的睿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作家不断关注消费社会、城市发展等现代主题，尤其敏感于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的对峙所带来的矛盾与张力。短篇小说《铃兰空地》《小布塞出走》和《诸圣瞻礼节的蘑菇》分别出自图尼埃的短篇小说集《大松鸡》（1978）和《爱情夜半餐》（1989），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置身于惯常的现代空间体验之中，却被陌异感所裹挟，呈现一种失根状态，或彷徨，或挣扎，或逃离，在一段段回归地方的寻根之旅中寻求救赎。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巴黎作家，图尼埃本人却对现代都市空间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和排斥，他在自传《圣灵风》中写道：“（巴黎）这个城市千分之一的部分被富丽堂皇的纪念性建筑所覆盖或展现出高贵的视野，但我们并不生活在纪念性建筑中，也不生活在视野中，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城市对幸福生活的艺术更陌生，更彻底地不热情好客，或者更愚蠢地让树木为汽车牺牲。生在巴黎，我就好像不出生在任何地方，如同天上掉下来的流星一般。……

 

　　巴黎满是为事业而来的外省人，一旦时机到了就赶紧逃离。……巴黎像一个泵一样吸引又排斥着外省的法国人。”[1]图尼埃深刻意识到巴黎城市发展的问题，虽表面光鲜却不顾居民的实际需求，生活空间与居民之间形成疏离。巴黎作为法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吸引了众多外省人士来此追求事业发展，却很难使人建立起文化身份和归属感，很难被感知为一个温馨亲切、具有“地方感”的家园。因此，图尼埃作品中的巴黎时常被设定为一场逃离的起点。从《铃兰空地》中货车司机的逃离，到《小布塞出走》中孩童的逃离，再到《诸圣瞻礼节的蘑菇》中富商的逃离，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主人公总是选择离开巴黎去往别处。

 

　　首先，现代都市面临着地方性的消逝，地方正蜕变为各种“非地方”(non-places)或者“类地方”(almost-places)。法国人类学家奥热认为，“非地方”是“不能被界定为关系性的，或者历史性的，或者与身份认同相关的空间”[2]77-78，包括酒店、机场、高速公路等过渡性空间，以及飞机、火车、地铁等现代交通工具。非地方因其过渡性和流动性，很难产生亲密的人际关系或共同的文化记忆。一旦长时间陷入非地方，极易造成人与社会的疏离，以及人与自身的疏离。因此，逃离现代都市空间，即逃离永无休止的“非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图尼埃并未详细描绘“非地方”的具体场景，而是着重呈现了人长久居于“非地方”的心理状态，刻画出这种情感体验带给人的深刻转变。

 

　　在《铃兰空地》中，主人公比埃尔是一名居住在巴黎远郊的年轻货车司机，常年奔走在高速公路上，很少回家。比埃尔对他的半挂车感情颇深，也对高速公路怀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他认为自己“应该属于高速公路，不能离开它”[3]48。一天早上，比埃尔在前往名为“铃兰空地”的休息区时，穿过一片春意盎然的小树林，“他忽然感到自己被一种奇怪的、陌生的情绪所控制；这种使他整个身心都感动的情绪，他还从来不曾有过”[3]49。“从嫩绿的叶丛里传来的鸟叫声和虫飞声”与“来往车辆的隆隆声”形成鲜明的对照，比埃尔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远离高速公路的宁静和自然之美，也在两种空间经验的交叠下感到彷徨无措。之后，皮埃尔又邂逅了一位美丽的乡村少女玛丽奈特，然而，一道栅栏横贯在他们面前，将两个空间隔断，比埃尔只能隔着铁丝网与少女交谈。空间的断裂处也是空间的联结处，使主体产生跨越的冲动，而跨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逃离。

 

　　与比埃尔一样，《诸圣瞻礼节的蘑菇》中的主人公也被一种不安感笼罩。“我”是一个开着豪华汽车、经常环球旅行的巴黎富贾。这个周末“我”本该飞往里约热内卢参加一场马球比赛，却因为飞机临时取消不得不留在空无一人的家中。妻子离去，佣人被遣散，“我”孤零零地在“令人不安的空虚中漂浮摇摆。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仿佛‘裸露着’，就像一颗摇动的牙齿，仅仅依靠惯性的力量留在它牙龈孔的位置。哪怕是舌头最轻微的挤压也会掀起牙龈根部，将柔软带血的牙洞暴露出来。”[4]38牙齿的比喻揭示了“我”生活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只是靠着惯性勉强维持现状。牙齿的松动暗示了一种潜在的危机，个体可能随时失去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当“我”被花园中一束瘦弱的蘑菇勾起童年回忆，我的内心再也按捺不住逃离此地的冲动，那束蘑菇扮演着“舌头最轻微的挤压”，促使我打破现状。比埃尔和“我”的心理状态极其相似，是因为二人都曾拥有地方生存的经验，如今却不停穿梭于都市中的各种过渡性空间，即被悬置于“非地方”，呈现一种无根的状态。家只是旅途的出发点和归宿，却不是个人生活的中心。因此，为了寻求心灵的庇护，必须去寻找另一个“地方”、另一个精神原乡。

 

　　虽然着墨不多，但图尼埃笔下的现代都市也暗含异质性特征。现代都市空间充满了阶级的区隔，并由这种区隔构成一种严格的统治秩序。由乡村而来的城市新移民表面被都市接纳，实则被限制和隔离。因此，逃离现代都市空间，也意味着逃离阶级区隔带来的压抑与困顿。在《铃兰空地》中，图尼埃描绘了每天清晨行驶于巴黎环城大道的各类车辆：“由小卡车、资产阶级的小轿车和劳动人民的大客车汇成的这股车流把真正跑公路的司机们淹没”[3]41而当汽车行驶至各个高速公路收费站时，“跑公路的司机们”才崭露头角，进入自己的“属地”。汽车作为工业化和消费主义发展的产物，一经生产就塑造出新的空间，并迅速成为“权力和财富的景观展示，怀抱着实用之外的象征目的”[5]。不同类型的汽车代表了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我”的宾利车使“我”的身体更具有自主流动性，使“我”拥有更丰富的空间体验，而比埃尔开着“半挂车”虽然表面上享受着公路驰骋的快感，却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比埃尔的困境在于，他从偏僻山村移居到巴黎远郊，虽然在平行意义上实现了由边缘向中心的迁移，实则处于都市空间结构的底层，并被困其中，对高速公路的适应只是一种表象，他从未真正理解都市生存的逻辑。异乡人终究难以在巴黎扎根。

 

　　如果说《铃兰空地》和《诸圣瞻礼节的蘑菇》衍射出现代都市生活空间的流动性和异质性，《小布塞出走》则着重描绘了人们居住空间的变异带来的矛盾与冲突。逃离现代都市空间，也意味着逃离现代居住空间的异化。小布塞原本生活在一个与巴黎毗邻的小村庄中，一天晚上，父亲骄傲地宣布：全家要搬到巴黎机场附近一座摩天大楼的二十四层，在那里可以享受到一切舒适、便利的现代化设施：空调，日光灯、彩电。虽然新家面积仅六十平方米，因隔音需要窗户被全部钉死，但父亲坚定地认为：“这就是现代化生活，得适应才行！”[3]82小布塞不愿舍弃心爱的菜园和兔子，于是在圣诞节当晚逃往巴黎郊区的森林。巴什拉曾惋叹：“巴黎没有家宅。大城市的居民们住在层层叠叠的盒子里。”[6]31高楼大厦中的狭小公寓完全隔绝了人与自然的亲密互动，日光灯代替了阳光，空调代替了穿堂风，家宅被一种功能至上主义宰制，丧失了“宇宙空间性”[6]32，人与环境形成二元对立的关系。都市的高速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人居住空间的压缩变异，还有对自然的破坏。小布塞的父亲是巴黎伐木工工长，他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认为巴黎的树木应当让位于高速公路和立交桥构成的交通网。从某种意义上讲，老布塞的观念被现代都市权力阶层的主流价值话语同化，他没有意识到，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伐木工的身份认同也会随之解构，而城市也会因为环境的破坏变得越来越不宜居。因此，对于小布塞来说，摩天大楼不是家，巴黎也不是家，他的出走不仅是对父亲绝对权威的反抗，更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逃离。

 

 

　　地方是“一个使已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7]44，人在与地方的互动中获得身份标识和归属感。当现代都市空间丧失了“地方性”，人的社会与文化身份便趋于瓦解。图尼埃笔下的主人公们迷失在现代性的浓云迷雾之中，呈现一种“在场又不在场”的状态，他们的身体穿梭于现代都市构建起的开放空间中，他们的心灵却向往着“地方”。这种身体与心灵的割裂带来无尽的焦虑和痛苦，只有退回地方，才能重获心灵的宽慰，才能重构自我的同一性。

 

　　在所有的“地方”中，故乡的地位无可比拟。故乡抚育人成长，它深刻地塑造了人最初的价值观和个性特征，尤其是远离城市喧嚣的乡村，更是图尼埃笔下最让人怀恋的地方。人在孩童时期更容易捕捉到鲜活的感官体验，而远离都市人造景观的乡村环境构成一个绝妙的游乐场，孩子在其中可以恣意观察一只甲虫、一棵树甚至一块石头，在与自然的亲密互动中，产生对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全部感官的刺激，体验物质世界的丰富性和自然的神秘性。孩童正是经由这种鲜活的体验与故乡紧密联结，这种多感官的快乐在他成年之后，在异乡生活的快速流变中再也难以寻得。在《诸圣瞻礼节的蘑菇》中，“我”于半梦半醒之间回忆着故乡的急流谷和它的蘑菇，回忆着童年玩伴和各种捕猎工具。我深知，“这段（童年）时光非常短暂，但它构成了我所有存在的基石。”[4]40我急不可耐地在凌晨时分驱车返回故乡，为的就是采一些蘑菇。当“我”像孩童般重新用双手去感受土壤的温度，嗅到蘑菇的清新味道，我才能暂时忘却现代都市生活塑造出的理性与冷漠，重拾被遮蔽的直觉和感性。

 

　　对故乡的情感也不全然是积极正面的，囿于贫困的故乡也会使人想要逃离。在《铃兰空地》中，比埃尔对故乡的情感就充满矛盾。比埃尔出生在法国中部一个名为帕林纳的偏僻小村庄，那里是法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在比埃尔小时候保留着人畜同住的居住形式：“尽里边是牛，左边是猪圈，右边是鸡窝，鸡窝上还开了一个带闸门的洞，可以让家禽进出。靠近窗口是饭桌，每一边有两张大床，供一家人睡觉。像这样，到了冬天，一点热气也跑不掉。不过从外面进去，里面的那股子气味呀，真是够呛！”[4]57不仅如此，地面也是“踩实的泥地。根本谈不到方砖地或者地板。……沾在你鞋底上的田里的泥跟房子里面的泥，都是一个样，它们掺混在一起。”[4]57比埃尔详细讲述了老宅的空间结构和居住方式，可见童年生活的细节萦绕心头难以忘怀。虽然生活清贫、环境简陋，但比埃尔也承认，家乡并不是一无是处，比如冬天烧的柴火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热，圣诞节时有装饰得非常好看的枞树。比埃尔和母亲离开故乡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人们总是相信，在大城市中更容易获得成功。但讽刺的是，现在的比埃尔终日被困于高速公路，他的内心生活早已变得荒芜，故乡质朴的生活方式和无处不在的自然生机反而变得无比珍贵，于是他又开始怀念最初离开的地方。或许，只有离开故乡，与故乡保持距离，才能重新审视故乡的价值。在得知玛丽奈特家的农场距离铃兰空地只有不到五百米后，比埃尔试图爬梯子跨越铁栅栏，却被警察拦下。同事加斯东仿佛洞察一切道：“你愿意我来说吗？梯子的事。你以为那是为了去吻吻玛丽奈特吗？不光是为了这个。这特别是为了离开高速公路，回到你那个什么山附近的帕林纳去！”[4]57作者正是借加斯东之口言明，比埃尔的越界行为不仅仅是因为对爱情的追求，更有对故乡的追忆。异乡人体验着“都市的非人性质”，面临意义的缺失与虚无，对意义的追寻体现为对爱的追寻，而对自然和对人的爱正是重获归属感的关键。

 

　　相对于故乡，家宅是一个更小尺度的“地方”，它不仅仅庇护我们的身体，还是思想、回忆和梦想的交汇点，是家人间情感联结的纽带。作为最“原初”的地方，家宅的意义不言而喻，当人被迫改换家宅，当家宅变得冰冷、乏味，家宅的意义便面临贬值的风险，人只能去寻找另外的“呵护场所”。段义孚将“呵护场所”定义为“类似于家的那种让人放松和愉快的空间，如街角的小卖部、咖啡馆、村落等等”[8]57。小布塞意外地被森林中的卢格尔一家收留，他在卢格尔家重获温馨与舒适，产生了类似于家的安定感和亲切感，因此，卢格尔的林中小屋暂时代替了家的功能，构成一个“呵护场所”。卢格尔的小屋布满自然元素，从外观上类似于小布塞原本居住的村屋：“房屋除了磨石粗砂岩墙基外是全木结构的”[3]86，客厅巨大的壁炉中燃烧着树段，旁边还摆放着一个柳条编成的座椅。更为重要的是，小屋中的圣诞庆祝活动与摩天大楼中的迥然不同。在小屋中，卢格尔扮演着启迪者的形象，向孩子们揭示人远离自然的危机，并赞美植物世界的神圣。而当小布塞返回家中，父母却对他置之不理，只顾坐在新买的电视机前观看滑稽节目。卢格尔的家宅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结，也见证了家人之间的亲密互动，价值观在此传承；而摩天大楼不仅斩断了人地关联，也造成了家人之间的情感隔阂，家宅的意义不断被消解。但是“呵护场所”终究无法代替家宅，只有重塑家宅意义，才能真正实现居住空间与情感归属的和谐统一。

 

 

　　逃离现代都市空间的目的是实现幸福地栖居，而退回地方的行为只是手段。比埃尔和“我”希望通过空间移动的方式重建人地关联、获得精神复归，却均以失败收场，因为他们“逃避的是真实，逃向的是幻想”[9]26。而小布塞的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只有创造精神世界才能重获幸福栖居的可能。

 

　　事实上，比埃尔的空间移动并未成功。他先是邀请少女参加周六晚上的舞会，少女却提议二人隔着栅栏跳舞，这个场面“奇怪而又悲惨”，在优美的音乐声中，皮埃尔的精神实现了跨越，身体却留在原地，这是只实现了一半的跨越。身心分离的痛苦让他不能自已，他决定驱车寻找少女所在的村庄，一路上却处处受阻，不到五百米的距离无论如何都无法到达。加斯东质疑道：“你知道，你的吕西尼……我甚至怀疑，它是不是存在……”[3]72难道玛丽奈特的村子是一个幻象吗？它唤起比埃尔的儿时回忆，营造一种地理乡愁，寄托了比埃尔的乌托邦理想，使他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涌现出来，因此它具有某种象征性。但它又是实际存在的，最终，比埃尔在冲动之下横跨高速公路去寻找近在咫尺的村庄，却被来往的车流湮没。运送比埃尔的救护车在返回时经过一块路牌，“但是失去知觉的比埃尔不能够看见牌子上写着：‘吕西尼——絮尔——乌什，0.5公里’”[3]75。故事在此戛然而止，充满对残酷现实的嘲讽。比埃尔的悲剧极具寓言性：铃兰空地另一侧的村子表面上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实际上却隐藏着排他性，它邀请人们偶然驻足观望，却从根本上排斥着异质性侵入。栅栏两端的世界从根本上是断裂的、不可通约的，淳朴之乡不欢迎异化之人。

 

　　与比埃尔不同的是，“我”成功返回了故乡，却无法久留。在找到已经破败的老宅后，“我”想要重新将它买回进行修葺，“我”在心中规划着理想住宅的模样：宽敞的浴室、巨大的壁炉、车库、马厩、狗窝、菜园、兔窝、鸽棚、鸡栏、鱼塘……这些词语的排列勾画出一个资产阶级化的、以“我”为主宰的、空间堆砌的居住场景，它远远超出了居住者本人的实际需要，是一种物质欲望和野心的投射，因此具有不真实性。我的这一意图很快被镇长识破：“把这片废墟变成一栋豪华别墅，加个车库，一些马厩，看门人的房子，鬼知道还有什么？……你还想要掀翻整个村子？”[4]59镇长的担心不无道理，他将“我”视作一个居高临下的入侵者，怀有一种目的性的改造意图，这与故乡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我”的到来不仅打破了村庄的宁静，还会将都市空间的碎片引入其中，迫使这个“世外桃源”嵌入现代化的发展体系，失去其独特性和文化内涵，从而变得面目全非。再者，地方是身份认同的源泉，对地方的入侵和改造最终将导致地方的消逝和身份认同的消解。镇长在面对城市化、现代化侵袭时表现出的警惕和抵抗态度也许仅仅出于对改变的恐惧，却在无形中守护住地方的传统价值，使得地方得以维系，使得地方没有被全球化扩张所吞噬，使得地方没有蜕化为无地方或非地方。

 

　　在图尼埃笔下，退回地方只是暂时帮助人们逃避对现实的不满，却无法实现真正的栖居，小说结局所表现出的悲观主义色彩似乎在告诫人们：现实既不可逃避也无法改变。但图尼埃并不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而是秉持一种“快乐悲观主义”[10]57的哲学，即微笑着顺从不可改变的现实，接受生活的本来面貌。小布塞的故事带给人隐约的希望，稚嫩的孩童最终通过从自然中汲取灵感找到通达栖居之门的钥匙。返回家中的小布塞独自一人待在房中，穿着卢格尔送给他的靴子躺在床上，进入奇妙的幻想世界：“他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栗子树，树上竖立着朵朵好似奶油状枝形大烛台样的花儿。他悬浮在静止的蓝天中。突然，一阵风吹过，皮埃尔轻轻地叫了一声。他那成千上万的绿色翅膀在空中舞动。他的枝干轻轻摇摆，为人祝福。一扇阳光展开又关闭在其簇叶的海蓝色树影中。他快乐之极。”[3]94卢格尔让小布塞明白了地方与自然的亲缘关系，明白了自然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他通过想象自己幻化成树走向与自然的神交，获得无与伦比的幸福感，就如同巴什拉通过想象城市是一片嘈杂的海洋来应对巴黎深夜的噪声。小布塞对自然的想象并不等同于与现实妥协，而是一种自我建构的方式。居于城市，也许只有经由创造一个“真诚的、属于我的形象”[6]33，经由对自然不断地冥思，才有可能超越现实，跳脱出主体的局限性，实现与自我的和解。作家借此提醒人们，即便不能改变我们身处的环境，也不要在残酷的现实中变得麻木不仁。梦想对于栖居至关重要，梦想是获得幸福感的密钥，而对自然的冥思最能帮助我们保持这种能力，因为自然是滋养人们想象力的不竭的源泉。这正是自然的价值所在，也是地方的价值所在。

 

　　图尼埃通过描绘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人物的现代空间体验，诉说了身处现代性之中的都市人所面临的窘迫与无奈，揭示了人们对地方感的真切需求。在他看来，现代人既无法完全置身于都市空间之外生存，也不能将都市空间经验还原成地方经验去体认。我们在退回地方寻求身份重构的同时，必须给予地方关爱和尊重。再者，正如段义孚所指出的，“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是人类满足感的最深来源之一”[11]，为了更好地存在于世，对自然的冥思必不可少，因为人们最终要寻求一种精神归属，一种安放生命和安放自我的可能性，唯有与自然交融才能回归本原，实现幸福地栖居。

 

 

　　[1]MICHEL TOURNIER.Le Vent Paraclet[M].Paris:Gallimard,1977:19.

 

　　[2]MARC AUGÉ.Non-places: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Trans.John Howe.London:Verso,1995:77-78.

 

　　[3]米歇尔·图尼埃.皮埃尔或夜的秘密[M].柳鸣九,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4]米歇尔·图尼埃.爱情半夜餐[M].姚梦颖,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5]汪民安.序二:现代性的巴黎与巴黎的现代性[M]//大卫·哈维.巴黎城记.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7]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44.

 

　　[8]宋秀葵.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1.

 

　　[9]段义孚.逃避主义[M].周尚意,张春梅,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26.

 

　　[10]MATHILDE BATAILLÉ.Michel Tournier:l’écriture du temps[M].Renne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2017:152.

 

　　[11]段义孚.地方感:人的意义何在？[J].宋秀葵,陈金凤,译.鄱阳湖学刊,2017:3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