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艺术中的“当代性”及其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体现论文

 

 

　　20世纪初，随着当代艺术的风靡，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艺术家开始深入理解和探讨“当代艺术”这一词汇。几乎所有涉足艺术领域的人，心中都不禁会浮现出一个疑问：“什么是当代艺术？”事实上，当代艺术已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成为一个复杂的词汇。在不同语境中，它的含义截然不同：它可以指某种艺术创作，一种特定的审美感受，一个艺术史时期，一种展览方式，艺术博物馆中的特定部门，或是某种习惯、品味，甚至代表着艺术市场上更高的价位。

 

　　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许多先锋艺术家如后印象派的凡·高与高更、崇尚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的毕加索和布拉克、追求狂野风格的野兽派马蒂斯，越来越对古典、传统的追求物象外表形似的绘画不屑一顾，转而注重运用创新性和夸张性的手法来表达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以及艺术家自己的内心情感。在这一时期，艺术家的手法技艺仿佛已不再重要，架上绘画逐渐开始向观念艺术转化，绘画的形象性和美学感已不是最主要的，而艺术的观念性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时候，现代主流艺术逐渐转变为我们所谓的“当代艺术”。因此，当代艺术是由继达达主义之后，通过20世纪纽约美国式艺术的发展以及波洛克艺术家的创作理念的推行，逐渐演变出来的。当代艺术的典型特征在于采用新的媒介，创造新的艺术形态，表达新的艺术感受和新的观念。

 

 

　　20世纪初，来自各国的许多艺术家在面临金钱和名誉的诱惑时，为了追求新颖并吸引观众的好奇心，只能另辟蹊径，创作惊艳和具有争论的作品。因此，艺术家时常会感到迷茫，试图通过给自己的作品贴上“当代性”的标签来加分。他们开始转向“美国式当代艺术”，颠覆现存的艺术类别和媒介，将架上绘画美术拉下神坛，转而倾向于装置、概念以及偶发行为等艺术形式，只为跟随国际潮流。然而，这类区别于传统绘画的观念艺术，虽然在国际国内的双年展和艺术展览上屡屡获奖，但也容易被媒体、博物馆、市场等第三方机构所挟持。比如，装置艺术中的“克娄阿卡”作品，是一个模拟人消化食物过程的机器，利用玻璃瓶、软管、铁罐等物品将食物分解后以大便的形式排出，这一作品令人震惊。不过把“科技制屎”当成艺术，确实令人无法理解。

 

　　在行为艺术中，艺术家卡特兰的作品《喜剧演员》更为贴近我们的时代。一个贴着胶带的香蕉，最后竟能以1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并在媒体的造势下荣获“2019年度最受关注的艺术作品”称号。这件作品本身并无太多艺术价值，但经过媒体舆论的发酵，它变得价值连城。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作品本身的价格，更在于它所产生的热度和流量，这些都被媒体拿来榨取利益。它所引发的巨大反响，实际上更多的是金钱与营销手段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艺术作品本身所固有的特质。这些讲究观念至上的作品，由于媒体的宣传、博物馆的肯定以及市场的推动等三方机构的助力，被捧为当代艺术作品中的佳品，且价值不菲。然而，这也导致了当代艺术界限的模糊和形态的异化。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艺术链条的前半段是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思想、艺术批评、理论研究和传播，后半段才是艺术市场、艺术经营、艺术收藏、艺术流通和艺术拍卖，即使后半段也存在主次之分，但如果不经过这些环节而直接以拍卖数字说话是没有分量的。

 

 

　　上述是大部分人对当代艺术的看法。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通常具有独特的“当代性”，且这一特性贯穿始终。那么，当代艺术中的“当代性”是如何体现的呢？笔者认为，当代艺术在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过去，艺术以架上绘画为主，作品具有可触性和可视性，同时美学感与现实性并存。然而，当代艺术更注重观念的表达和内容的深化，使得观念性和内容性超越了现实性和美学性。其核心也可以理解为艺术作品在创造性语言方面的体现与运用，这是当代艺术在20世纪风靡全球的最显著因素，也是当代艺术走红的手段。这种观念感和新颖的表现形式正是存在于当代艺术中独有的“当代性”。

 

　　巫鸿老师指出，“当代性”并非仅指此时此刻创作的作品,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特殊意图的艺术和理论的建构,其意图在于艺术家或理论家通过这种建构来宣示作品本身独特的历史性和时间性。因此，笔者所理解的艺术作品中的当代性，可以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进行阐释。作品中独特的当代性可以跨越历史和空间，存在于现在、过去和未来之中。它既可以表现为融合三种时间维度的艺术倾向，又可以个体的形式或二者合一的形式存在，体现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联系。我们耳熟能详的当代艺术大部分偏向于现在与未来的结合，展现了对未来独特的艺术指向性；而中国式当代艺术则多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前人的艺术精华，体现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但无论哪种形式的组合，作品中所蕴含的“当代性”是必然存在的。

 

 

　　艺术的语言、形式、技法的创造性应成为评判一件艺术品是否具有“当代性”的重要标准，未能达到这一标准的不应该称之为具有“当代性”的当代艺术作品。并非精细、写实、精微的作品就没有当代性，也非风格偏向大刀阔斧、抽象、夸张、表现的作品就具有当代性。不论沿用偏古典的技法和传统的综合材料，还是新颖的表现技法和新式的综合材料，关键在于作品是否能够体现出画家思想观念的表达和艺术风格。

 

 

　　由于20世纪独特的国内外环境和国内外艺术家们的探索，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得到了丰富的养分。张仃等的《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标志着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启航。这些壁画以《山海经》的神话传说、民间流传的风俗、名胜古迹、传统文化等为题材，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件作品注重现当代艺术与传统工艺相融合，尊重个性、思想解放、风格多元，作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此外，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喻红的《烈日当空》、徐冰的《无字天书》等作品，也在20世纪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理念融会贯通，赋予了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艺术作品独特的当代性，为中国式当代艺术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如今，在全球文化交汇的情境中，中国式当代艺术仍需要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学习西方此类观点，不能完全遵循西方艺术发展的模式。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并不完全取决于其物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这种存在于近现代的国人思维定式，需要得到改变。

 

 

　　1980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徘徊在两种逻辑之间：一种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或冷战文化遗产，我们如何将异于西方的特殊经验展示给西方；另一种是如何使自己迅速“国际化”，在普世价值中展示自己的当代性。因此，当代艺术在中国初期的传播过程中，由于这两种逻辑的矛盾，导致立场不定、左右摇摆，影响了自身的发展。经历了四十多年的融合，当代艺术虽然在此期间也曾被贴上“观念至上”“反传统且低俗”“哗众取宠”“艺术市场的陪衬品”等标签，但这些也反映了当代艺术模糊的优劣界限和缺乏相应的艺术理论、批评、方法论支持的现状。但艺术的发展离不开这些考验试错，也离不开本土文化。当代艺术是外来产物，但在中国四十年的传播过程中，在一代代艺术家的不懈创作努力下，各类艺术形式的发掘和艺术实践的成功，使其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逐渐趋向成熟。如今，中国当代艺术不能像以往那样模糊优劣界限，而是要有自己的倚靠和底蕴，即独特的当代性。我国文化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中国当代艺术也可以像书法、国画那样，依托传统底蕴推陈出新，实现现在与过去的结合。

 

　　在20世纪，中国式当代艺术受到了全球化的冲击强烈，许多艺术家因新鲜感而盲目模仿，那时的当代艺术过于前卫，多从未来维度进行创作，而我们的借鉴也多是这种未来视角，导致缺乏理论支撑，发展参差不齐，优劣界限模糊。社会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历史从来没有消失过，它只是以不同的形态再生。艺术也是这样，存在于历史中的传统精神从来没有失去，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代性可以像收集碎片一般，收集这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优秀传统精神。这种当代性在衔接传统精神的同时需要创意创新，但这种创新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之上。艺术家也创作出更多独有的、特殊的以弘扬传统正能量精神，彰显人文关怀的“当代性”作品。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当代性具体体现为画家在创作过程中融入的生活情感、思想、生活态度等，引发心灵共鸣。同时，作品需要体现内心情感、社会价值、真实感受、无意识情境下的真实。历史在变，画家所处的环境、技法形式也在变，观者更是一代又一代地更迭，但真正能引发人类社会共鸣的“当代性”，即画家所想要表达的精神是不变的，这就是“当代性”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想要发现、了解、表现它的根本原因。

 

　　“当代性”可以指引当代艺术之后的发展方向，是艺术发展长河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它对未来艺术的指向性是其能够回到历史的全部意义所在。因此，艺术的每一次突破都是螺旋前进，都是在先贤大师、学派理念、艺术精神上继承且发扬的。艺术的“当代性”对中国传统艺术文化意味着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审视过往。笔者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放眼全世界的同时，最主要的是要回归传统精神，在彰显人文关怀的同时，不忘体现正能量，最终形成既借鉴学习优秀传统精神，又充分体现中国当代艺术独特当代性的全新面貌。因此，扎根于本土、以传统精神为核心的具有“当代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理念，是一条可行的道路，能够清晰界定当代艺术的优劣。放眼未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代性将依托传统精神并与本土文化紧密结合，在继承中发展，必将展现出勃勃生机和独特的当代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