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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 不仅宣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瓦解, 同时也宣告了传统本体论艺术哲学、传统本质主义艺术理论的瓦解——形而上学美学或艺术哲学因之进入其终结阶段。当代艺术哲学应如何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展开有别于传统的艺术本体论追问?“艺术是什么”“艺术能否定义”等艺术哲学基本问题将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诸多哲学转向中, 当代哲学开辟了生存论美学的路径, 为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艺术哲学反思提供了新的向度。
关键词：
艺术本质; 形而上学; 终结; 语言分析美学; 生存论艺术哲学; 艺术定义;
作者简介：宋伟 (1957-) , 男, 汉, 山东长岛人, 哲学博士,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人文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辽宁大学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辽宁省美学学会副会长, 人大复印资料《艺术学理论》编委。研究方向:美学理论, 艺术学理论, 文化理论。
基金： 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资本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13&ZD071) 阶段性成果之一;
How Can the Definition of Art be Possible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SONG Wei School of Art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inguistic turn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not only declare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but also declare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ontological art philosophy and the traditional essentialist art theory which indicates that metaphysics aesthetics or art philosophy has entered its final stage. How should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arts unfold the traditional ontological questioning after the turn of linguistics? " What is art?" " Can we define art?", etc. and in what way will other basic questions such as these in art philosophy be presented? In many philosophical turns,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pens up the path of existential aesthetics and provides a new dimension for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art in post-metaphysical era.
Keyword：
The end of Metaphysics; Linguistic Analysis Aesthetic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of art; Definition of Art;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 形而上学的终结都可以说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事件。在黑格尔称之为“厮杀战场”的哲学疆界, 雄踞西方两千多年之久的传统形而上学被逐渐销蚀瓦解, 最后轰然崩溃坍塌, 哲学因而进入其终结阶段, 理论也因而进入其后理论时代。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动摇和瓦解了西方文化思想的根基, 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文化思想知识生产的结构谱系, 其震荡与断裂的强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当代文化思想转型过程中, 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言分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发动了最为有效的攻击。语言学转向不仅宣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瓦解, 同时也宣告了传统本体论艺术哲学、传统本质主义艺术理论的瓦解———传统形而上学美学或艺术哲学因之进入其终结阶段。
在此, 我们以语言分析哲学清洗形而上学为重点考察对象, 重新思考传统形而上学如何在语言学转向中走向瓦解, 进而追问形而上学瓦解之后, 是否还需要探寻艺术本体等问题?是否还需要探寻艺术的定义?如果依然还需要的话, 它将迫使我们从理论的层面上继续追问艺术本源等相关问题。那么, 这种追问与以往的“本质主义”提问方式, 将会有怎样的区别或不同?这种追问与以往的艺术定义方式, 将会有怎样的变异或旨趣?
一、本质主义艺术定义方式的无效
众所周知, 在颠覆瓦解传统形而上学的进程中, 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言分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发动了最为有效的攻击。语言分析哲学宣告了以往形而上学的伪假性, 宣判了以往哲学形而上学命题的失效或无效, 从而启动了“拒斥形而上学”的语言哲学转向, 因而, 语言哲学转向被称之为继康德之后哲学史上的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语言分析哲学家看来, 那些争执不休的玄而又玄的哲学命题, 其实质都可以还原或简化为语言逻辑问题。在对传统哲学命题进行一番分析检视后, 维特根斯坦宣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或问题, 与其说是虚假的, 不如说是无谓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一类问题, 我们只能确定它们荒谬无稽的性质。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的来由是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语言逻辑。”[1]38这之后, 另一位分析哲学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又做了进一步的阐扬:逻辑分析揭示了形而上学的断言陈述是假陈述, 因而哲学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都是无意义的。在著名的《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中, 卡尔纳普写到:“从古希腊的怀疑派起, 到十九世纪的经验主义者为止, 有过不少反对形而上学的人。各式各样的批评都提出过。许多人宣称, 形而上学的学说与我们的经验知识矛盾, 因而是假的。另一些人则根据形而上学问题越出人类知识的界限, 认为它是不可靠的。许多反对形而上学的人宣称, 研究形而上学问题是徒劳的。……现代逻辑的发展, 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在形而上学领域里, 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 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这就做到了彻底清除形而上学, 这是早期的反形而上学观点还不可能做到的。”[2]6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下, 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将一切关于超验的追问判为逻辑的谬误, 将一切关于价值的追问判为假伪的命题。这样就把以往哲学中的本体论 (关于事物本质、本源、本体的追问) 和价值论 (关于存在的意义、信仰、价值的追问) 两个主题清理弃置于哲学运思的大门之外。因为“形而上学整个是由这些假陈述组成的”[2]7。传统哲学中所谓本源、本质、本体、本性、绝对性、物质、精神等概念和命题都不过是超出经验、超出现象、无法证实的语言伪设, 因而都是伪命题, 必须予以清除, 只有这样才可能确保哲学运思逻辑的明晰有效性。据此, 语言分析哲学在清理语言的过程中, 直接宣判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 宣判了本质主义提问方式的终结。正如语言学转向宣告了传统形而上学终结一样, 与之息息相关, 传统本体论艺术哲学、传统本质主义艺术理论, 即传统形而上学美学或艺术哲学也随之进入其终结阶段。一直以来, “研究艺术的本质主义者则坚信:某些特征肯定对审美体验具有本质意义, 所有艺术都具有这些共同特征。……这种根据本质主义术语来研究美学的主张, 最终引起人们的疑问。重新思考形形色色的哲学本质主义, 是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的主要贡献之一”[3]48。总之, 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不仅带来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瓦解, 同样, 也带来了建基形而上学之上的传统美学理论或艺术理论的变革与转型。
就艺术理论来说, 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以往建基于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所有关于艺术本质的理论言说都被宣布为无效, 以至于人们对“艺术是什么?”的提问方式, 也提出了极富颠覆性的质疑:是否存在普遍共同的艺术本质或规律?是否可以运用逻辑概念的方式为艺术定义?甚至, 在此种普遍质疑的声浪中, 已经有人对艺术哲学或艺术理论存在的合理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斯蒂芬·戴维斯在总结回顾时说:“大约在二十世纪中期, 一些哲学家提出, 给艺术下定义是毫无意义的。其中一些人从根本上否认给艺术下定义的可能性;另一些人则认为给艺术下定义一无用处, 毫无教益。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这是对新出现的一连串不合格定义的一种反应。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 这是普遍的反本质论哲学趋势的反映。”[4]34在此, 我们或许可以继续询问, 在形而上学终结之后, 在本质主义失效之后, 美学理论或艺术理论的作用何在?理论在美学或艺术哲学中究竟还有没有作用可言?
当代美国艺术批评家莫里斯·威茨曾在《理论在美学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作为哲学家, 我们最好取消‘艺术的本质为何?’这类问题;……美学理论———所有美学理论———在原则上都错误地认为, 存在正确的理论。因为它们彻底曲解了艺术概念的逻辑, 错误地主张‘艺术’可顺应现实或拥有任何真正的定义。……美学理论出自自身的要求, 试图定义不可被定义的事物。……他们令人困惑的逻辑显得既无意义也没有价值。”[5]529从莫里斯·威茨的观点可以看出, 当代艺术理论家对于建基于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艺术提问方式, 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并径直宣布那些试图寻找艺术本质或艺术定义的努力不过是无意义、无价值的徒劳作为。这一切意味着, 伴随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 以往关于艺术本质的理论探讨不仅是无效的, 甚至就连类似有关“艺术本质是什么?”的提问方式也必须予以清算和放弃, 由此引发出当代艺术理论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持续论争。
长期以来, 传统美学或艺术哲学始终坚信自己所应该关注的核心议题与主要任务就是“艺术是什么?”“艺术的本质是什么?”“艺术的定义是什么?”等相关问题。肯尼克在指认传统美学的本质主义特征时认为:“传统美学家们孜孜以求的是艺术与美、审美经验和创造活动的本质。”“所谓‘传统美学’, 指的是我们熟悉的哲学分支, 这一分支旨在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美?何为审美经验?何为创造活动?审美判断和审美趣味有何标准?批评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可以把第一类问题称之为传统美学的‘基本问题’。”[6]220作为艺术理论的基本问题或元问题, 这些追问始终构成传统美学或艺术哲学所最为关注、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理论议题。其中, 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具有理论的奠基作用, 因为, 定义是对本质的公式化表达, 因而传统美学探求艺术或美的本质, 其旨归意在寻求表达本质的定义或公式。
历史地看, 尽管从古希腊思想家开始就经常慨叹“美是难的”, 但一代又一代哲人依然苦思冥想、辩难争论、乐此不疲, 对“美是什么?”或“艺术是什么?”等议题进行着持续不断地探讨;尽管在不断地探讨过程中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公式或定义, 始终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但人们依然十分执着地艰难探寻, 因为理论家们始终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那就是人类将不断地接近事物的真相, 迟早会揭开美或艺术的面纱, 揭示美或艺术的本质或规律, 破解艺术审美的谜底。也就是说, 虽然难以找到正确的答案, 但美学家似乎从未怀疑过这个“问题本身”, 因为, 他们始终认为, “美是什么?”“艺术是什么?”等问题的提出, 无疑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议程。这也就是说, 在历史以来的美学家们看来, 问题本身或提问方式本身因其具有自明性根本无需质疑。
然而, 语言分析哲学的出现, 颠覆性地改变这一切, 彻底击穿了“问题本身”或“提问本身”的自明性状态。显而易见, 语言分析哲学确实具有很强大的拆解能力, 其重大的意义在于, 对问题本身或提问方式本身提出了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种对于自明性问题的质疑, 其重点并非致力于如何寻找问题的解答, 它所做的是, 通过拆解掉“问题本身”或“提问方式本身”, 从而达到径直地取消问题的理论效果。对此, 古德曼曾不无沮丧地描述说:艺术理论家已经陷入到一个左右两难的困境。“在卷帙浩繁的美学文献资料中, 到处都丢弃着解答‘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的令人绝望的尝试。……如果回答‘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的尝试, 最后颇具特色地以沮丧和混乱告终的话, 也许———正如哲学中常见的情况———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7]201试想, 一旦问题本身或提问方式本身因其不合理或荒谬不经而被宣判为无效并被取消掉, 那无异于一切归零, 其理论效果只能是令所有曾经苦思冥想的人无所适从, 茫然空虚。从这个意义上说, 语言分析哲学给予传统美学或艺术哲学的打击是致命的。
二、语言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清洗
维特根斯坦将大部分精力用在语言逻辑分析上。在维特根斯坦看来, 只有用精确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新审视传统哲学命题的明晰有效性, 才可能清理以往哲学命题的模糊与混乱, 从而确立语言及哲学的界限, 划清什么“可以言说”, 什么“不可以言说”。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言分析哲学所采取的方法是一种逻辑实证主义方法, “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1]44。也就是说, 语言分析哲学视逻辑为哲学之本质, 而哲学的方法或哲学本身就应该是或只能是逻辑分析, 而逻辑的分析必依赖于语言的分析, 因为只有在语言中逻辑才可能得以运行。因而, 对语言的分析批判就构成了语言分析哲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切入点。
在语言分析哲学看来, 诸多哲学命题的无谓无效, 所有哲学运思的模糊与混乱, 均源于人类运用语言的模糊与混乱。模糊混乱的语言无法构成哲学反思的真命题, 它不过是一些“看上去很美”的伪命题, 这样, 判定语言命题的真伪就成了确保哲学逻辑清晰性的可靠而有效的方法。那么, 判定语言命题究竟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的理据何在呢?1929年, 维也纳学派在自己所发表的宣言中写到:“每一个科学陈述的意义都必须通过还原到一个关于给与的陈述才是可陈说的。”[8]145著名语言分析哲学家艾耶尔也曾给出过一个简洁的说明:“我们用以检验明显的事实陈述的真伪标准就是可证实性的标准。”[8]33由此可见, 语言分析哲学的基本理路是:判定语言及命题的真伪只能依靠实证经验, 唯此才可能判定语言命题的真实可靠性。换句话说, 只有能够直接被感觉经验所证实的语言, 只有能够直接还原为事实存在的语言命题, 才具有真实可靠性, 而那些难以或无法还原为实证经验的语言命题则应该一律被宣判为伪命题。
按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实证观点, 当我们说“这朵花是红的”时, 这是一个真命题的语言陈述, 而当我们说“这朵花是美的”时, 则是一个伪命题的语言陈述。这是因为, 花的红色是一个可以依靠感觉经验来得到证实且可以检验的事实。经验的事实表明, 花的颜色是可以凭借人的感觉经验来感知的, 红色的花的存在是一个确切地被感知或可分析的客观的对象性事实;作为一个陈述, “这朵花是红的”判断, 可以通过科学的实证分析来加以验证和确证。而作为一个陈述, “这朵花是美的”则难以凭借感知经验来证实和验证。因为, 作为一个陈述, “这朵花是美的”是一个非客观对象性的陈述。也就是说, 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对象性的事实存在,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用科学实证的分析方法从花中离析出美的客观物理属性。因此, “这朵花是红的”语言命题, 能够靠感觉经验来加以实体性证明, 从而可以确立其真实可靠性, 并判定其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语言陈述;而“这朵花是美的”语言命题, 则无法凭借感觉经验来加以实体性证明, 因而不可能获得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有效性确证。
显而易见, 当我们用“美”一词来陈述花时, 并非一个事实的陈述, 而是一种价值的判断。一般来说, 价值判断并不密闭于事物的纯然客观事实之中, 所以不可能将其还原为纯然的可以实证的经验感觉或对象性事实。依照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 作为审美价值判断, “这朵花是美的”, 无法还原为纯然的可以实证的经验感觉或对象性事实, 只能将其视为一个伪命题的陈述。依此理据, 语言分析哲学将所有关乎价值的判断一律判定为伪命题, 比如像善恶、美丑、自由、神性等陈述言说, 均属于不可还原为经验事实的伪命题, 因此, 这些概念和命题自然就被拒斥于哲学运思的门槛之外。依此理据, 语言分析哲学不仅把善恶、美丑、自由、神性等价值判断清除出哲学的场域, 他们还对以往哲学关于事物本质的哲学探讨进行了彻底的消解和清理。因为, 当人们探究追问某一事物的本质时, 就意味着这一探究已同事物的事实相疏离。在逻辑实证的语言分析哲学看来,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 “世界是由事实以及这些就是一切事实这个情况决定的”[1]22。那种试图穿透事物的事实而去探究事物内在本质的尝试, 同样疏离于事物本身的活动, 因而构成一种误入歧途的蔽障。从这个角度来说, 传统形而上学因而陷入了语言和逻辑的雾障之中。基于这种认识, 语言分析哲学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旗帜下提出了一个口号, 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鲜明理论立场———“拒斥形而上学”。
逻辑实证主义在终结传统形而上学上发挥了十分有效的重要作用, 致使人们谈及语言学转向的当代意义时, 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方面。但是, 应该注意到的是, 语言学转向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对传统本体论思维的消解、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 却始终在工具理性层面上进行。这意味着, 逻辑实证主义在深层作业面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内在深层的关联。如果说本质主义、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等思想方式构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质, 其理性逻辑运思还是一种比较粗陋的、非透明的理论方式, 那么, 至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 这种思维方式因其精细的实证分析就变成为一种更为精密而透明的理论方式了。也就是说, 通过理性透明的语言分析、运用精致的逻辑图式, 语言分析给哲学划定了语言—逻辑—思维的界限, 从而以一种精致的工具理性逻辑的方式, 宣布了另一种粗陋的传统理性逻辑的无效;以一种透明的语言逻辑命题, 宣布了另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的语言逻辑命题的失效。从此意义上说, 语言分析哲学转向不过是一种以形而上学的极端形式完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消解与颠覆。在这里, 我们依然看到的是“理性形而上学的怪影”。
上述分析表明, 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理据, 建基于科学理性至上的理论前题预设上, 而在深层的意义上依然没有走出“理性形而上学迷宫”。如此看来, 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分析哲学企望用逻辑实证分析的方法来完成拒斥形而上学, 进而拒斥一切关于生存意义与价值追问的想法, 不仅是科学乐观主义的一厢情愿, 反而越发加重了人类关于自身生存思考的困惑或不安。同时, 它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人们, 事实陈述所谓的科学实证或精确可靠性也许并不那么可靠, 一旦将其用之于关于生存问题的追问, 更加难以奏效。这是因为, 一切关于生存意义与价值的追问, 只有建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而事实陈述绝不可能僭越或取代价值判断, 正如科学技术理性的高度发展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类生存意义的问题一样。
从艺术哲学的层面看, 拆解形而上学之后, 语言分析哲学对当代艺术理论所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让人们重新审视“艺术能否定义?”“如何定义艺术”等问题。具体而言, 受语言分析哲学的影响, 一些艺术理论家开始质疑传统美学的艺术定义。对此, 美国艺术理论家卡罗尔在《艺术哲学———当代分析美学导论》中也做过总结:“如果‘艺术理论’这个术语的意思是‘一个本质性的定义’, 那么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就不是一种艺术理论。实际上, 它把全部艺术理论 (设想为定义的那种) 看作在根本上是有缺欠的。而且, 因为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相信全部艺术理论都犯了那个根本性的错误, 即把他们的事业看作制造本质性的定义, 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就认为全部艺术理论都是错误的。”[9]252显然, 家族相似理论对于拆解本质主义单一绝对的艺术定义的确具有十分有效的力量。一直以来人们对语言分析哲学尤其是“家族相似理论”对艺术理论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十分重视, 但另一方面, 也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今天看来, 分析哲学的某些结论下得似乎过于仓促, 我们不太可能去建立完全排除‘什么是艺术’这类形而上学问题的艺术哲学, 除非我们主张彻底的取消主义, 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某些形而上学的问题来作为它的研究对象。而且, 维特根斯坦的某些主张显然被夸大了, 而某些主张则又被忽视了。”[10]69至此, 我们看到, 在关于艺术能否定义的当代艺术理论论域中, 无论是本质主义, 还是反本质主义, 都与语言分析哲学尤其是维特根斯坦紧密相关。为此, 为进一步思考“艺术能否定义”这一当代艺术理论难题, 还是让我们回到维特根斯坦, 以期从中探寻富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思想史问题。
如前所引, “维特根斯坦的某些主张显然被夸大了, 而某些主张则又被忽视了”。在此, 提请我们关注的是,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 维特根斯坦的哪些主张被夸大了?而哪些主张又被忽视了呢?或许, 这正是我们解决当代艺术难题的关键所在。显然, 面对维特根斯坦这样的思想家, 要解决或回答他的“哪些主张被夸大了, 而又有哪些主张被忽视了”, 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 “维特根斯坦把审美称之为美学之谜, 这点已表明他在美学中所达到的深度, 同时也表明了他在美学领域所遇到的困难。但是维特根斯坦本人也构成了一个谜, 这点人们是感受到了的, 奥地利诗人伯伦哈德曾说:‘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能加以回答的。’这点具有双重意义, 它既影响对维特根斯坦本人的理解, 也影响对维特根斯坦所面对的问题本身的理解;它即和维特根斯坦本人有关, 也与他所面临的问题本身有关。”[11]213
三、说不可言说的价值意义追问
我们看到, 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 一旦运思的指向涉及到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他便明确的宣称逻辑实证分析的界限和无效。维特根斯坦指出:“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被解答, 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到。”[1]97这表明, 维特根斯坦试图在语言逻辑分析过程中始终留守住一块神秘主义的空场。面对这神秘主义的空场, 面对关于生存的价值与意义问题, 他最终表示出一种特有的姿态:沉默。维特根斯坦写下那句著名的话:“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必须沉默。”富有启发意义的是, 这句话正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全书的最后结语。作为《逻辑哲学论》的结语, 这句话是否划定了语言分析哲学自身的界限?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 在逻辑实证终结或工具理性极限的地方正是我们展开价值追问的启始之地?
“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必须沉默。”对这句十分简短但极富意涵的断言, 我们可以理解为:不应将逻辑实证主义方法一以贯之地运用到所有领域。对此, 曾有人指责维特根斯坦内在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 这种内在的矛盾正构成其思想的内在张力。这表明维特根斯坦从未放弃对人类存在的思考与追问。也就是说, 面对人之生存的价值与意义, 维特根斯坦试图在不言说的沉默里保存着言说。 (1) 他说:“我不能想象有什么可以描述我所说的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那就是说:我现在认为, 这些无意义的表达式不是无意义的, 因为除了他们的无意义性就是它们的本质, 我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表达式。我用它们来超越世界, 也就是说, 超越有意义的语言。我的整个倾向以及我相信所有试图写或谈伦理学与宗教的倾向都是要冲出语言的界限。但要冲出我们的笼子的四壁是完全、绝对地无指望的。只要伦理学是由于想要说一些关于生命的最终意义、关于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有价值的东西而产生, 它就不是一门科学。它所说的无论如何都不增加我们的知识。但它是人类内心一种倾向的证明, 我个人对这倾向不禁深怀敬意, 终身不会嘲笑它。”[12]253恩格尔曼在谈维特根斯坦时说:“整整一代信徒之所以能把维特根斯坦看作是实证主义者, 是因为他与实证主义者有很为重要的共同之处:他和他们一样在我们能够说的和我们必须对之沉默的东西之间划定了界限。不同之处在于实证主义者没有什么要对之沉默的东西。实证主义认为我们能说的东西就是生活中所有要紧的东西。———这一点是它的本质。而维特根斯坦狂热地相信, 根据他的观点, 人类生活中所有真正要紧的恰恰是我们应当对之沉默的东西。但他还是费了很大的劲去划定不重要的东西, 他如此细微精确的一心勘定的不是那个岛屿的海岸线, 而是海洋的疆域。”[18]241维特根斯坦在此已给出我们答案, 那些关于生命意义的超验追问, 虽然是不可言说的但却是至关重要的, 像伦理学、美学、神学均属关乎生存意义与价值的超验之问和价值判断。 (2) 它是人类精神深处的一种深度的关切, 是生命存在深层的维度。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们不能不对之深怀敬意, 也不能不对之沉默不语。
这样, 我们无可避免地将思考推进到充满悖论的境地: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某些东西确是不可言说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对那些关乎人类安身立命的问题沉默不语。为此, 我们只能“说不可说”———去言说那不可言说的东西, 去追问那不可追问的问题。因为, 事实陈述所无法言说的价值问题, 正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生存问题。伦理之维、审美之维、宗教之维, 构成人类生存的深层维度, 我们无可规避地要对其展开追问。在此一追问中, 我们要艰难地进行那不可言说的言说, 因为:“那位全然不可规避地围浸我们精神的 (上帝) 是不可说的真实。既然没有任何其他什么像他这般———如果他果真是这位围浸我们的———与我们密切相关, 那么, 怎么可能言说他呢?反之, 又怎么可能不言说他呢?……言说从四面八方围浸着我们的上帝的不可知性。”[15]30
正因为此, 维特根斯坦在清理了语言的逻辑有效性之后, 不得不表示对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显然, 那神秘神圣的无限者是难以用逻辑概念来言说清楚的。知是有限的知, 而那不可知乃是无限, 无限的星空正是康德所敬畏的, 在这敬畏里, 人显得如此渺小, 同时亦显得如此伟大和崇高。不可言说的东西, 不可用理性逻辑把握的东西, 不可用概念抽象定义的东西, 是否就是不在呢?我们面对的世界以及自身存在显然是非概念所能穷尽、非理性所能把握的。那些无法用逻辑概念言说清楚的事物, 并不会因我们无法说清而远离我们的视界, 相反那不可言说的事物无时不萦绕浸润于我们的周遭, 正如对于无限的神圣性的渴求无时不在地浸润于我们的周遭。面对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无限神圣者我们又怎样才能在不可言说中言说呢?
展开不可言说的言说是否可能?如其可能, 如何可能?维特根斯坦说:“诚然有不可言说的东西, 它们显示自己, 此即神秘的东西。”[1]97维特根斯坦在划分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界限时, 也就标明了我们思想的界限。正在这一界限的清理和划分, 同时也意味着, 几千年积存下来的模糊与混乱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同样需要清理与划分。“可以言说”大致上是指, 可以通过经验实证、逻辑同一来检验和定性的对象性的陈述。“可以言说”关涉的是, 经验的、理性的、逻辑的、本质的、实在的、对象性的事实, 因而, 关于“可以言说”的东西的思考, 必然就是一种对象性、客观化的思与言。另一方面, “不可言说”大致上是指, 只有通过超验体验才可能呈现或绽出的非对象性的表征。“不可言说”关涉的是, 超验的、体验的、直觉的、价值的、非对象性的意义呈现, 因而, 是一种非对象性非客观化的思与言。通过语言的划分, 维特根斯坦为超验价值追问, 为审美价值判断何以可能, 开辟出一个崭新的视界。透过这一新的视界, 我们可以清除传统美学的模糊和混乱, 进入一个新的美学视界。
虽然, 语言分析哲学运用逻辑实证的方法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 但并未解决人类存在的价值意义问题, 并未解决审美价值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通过逻辑实证, 语言分析哲学划定了什么是可以言说的, 但, 那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如何言说它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在语言学转向中, 西方当代哲学开辟了生存论美学的路径, 为后形而上学时代展开美和艺术的价值追问提供了新的维度。
传统的本体论美学始终执着于对“美本身”“美本体”或“美本质”的追问, 执着于“美是什么”的提问方式, 试图依靠逻辑理性认知, 把握或认识美的本质或客观存在。与之不同, 生存论美学或艺术哲学将艺术审美视为人类生存境遇所特有的一种呈现方式、展开方式或存在方式。从提问方式上看, 传统艺术哲学执着于“艺术是什么?”的本质定义, 而生存论艺术哲学则提出“艺术如何存在?”张世英先生指出:“旧形而上学家的概念哲学要求说出事物是‘什么’, 与此相对的是, 新的哲学方向则要求显示事物是‘怎样’ (‘如何’) 的, 也就是要显示事物是怎样从隐蔽中构成显现于当前的这个样子的。……这里的‘怎样’不是指自然科学如生物学、化学等所研究的动植物怎样生长、化合物怎样化合的过程, 而是从哲学存在论的意义上显示出当前在场事物之背后的各种关联, 这些背后的‘怎样’关联, 并不像自然科学所要求的那样需要出场和证实。例如, 一座古庙基石上的裂痕所显示的, 是隐蔽在它背后的千年万载的风暴的威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无穷画面。”[1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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