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要：礼乐制度为周代社会文明奠定了基石，谱写了周代辉煌灿烂的历史。作为礼乐重器的青铜编钟，其不仅反映了西周时期社会的权力分配模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周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编钟之上刻有珍贵的铭文记录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用来标音和记录律名关系的钟体铭文，这些都是周代社会和价值理念的浓缩。“乐以移风易俗，礼以安上化人”，西周时期礼乐相辅相成，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周代社会拥有森严的等级制度，使尊卑有序，以治国安邦，在中国古代影响深远。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曾侯乙编钟，承载了中国先秦时期的礼乐文化，体现了中国古人对音律的不断探索与追求，代表了当时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水平。曾侯乙编钟是国之重器，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它见证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历程，是战国早期礼乐文明的遗存，其所蕴含的内在精神以及美学特征令人深思。
关键词：礼乐制度,编钟,美学
一、西周礼乐制度
我国古代西周文化集中体现于礼乐制度，统治者利用不同形式的乐、舞、礼器制定等级，在规范着人们行为准则的同时，又汇总了各种规章制度，从而使得周朝统治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了自己的政权。礼乐制度，顾名思义由礼和乐这两个部分组成，礼与乐二者相辅相成，“礼”主要是划分人的身份并规范社会，以形成等级森严的制度；“乐”则是在礼的等级制度基础上，以音乐的方式缓解社会矛盾，实则礼乐制度即等级制度的另一种叫法。在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地位，维护政权，将一种等级制度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礼作为规则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乐则是以娱乐的形式作为一种辅助补充，以便将礼乐制度更好地实施下去。这样一套礼乐并重、礼与乐相辅相成的等级制度不仅是西周文化的集中体现，更是反映了“礼乐文明”对整个华夏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正如《礼记·乐记》里所提到的“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乐制度在我国古代具有重大意义，影响深远。
西周制礼作乐，以五声八音为乐，将礼制与乐制相结合，统治者实际上是借礼乐制度以达到尊卑有序、权力分配、稳固统治、治国安邦的目的。西周礼乐制度的实质，已不仅仅是一种仪式，而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在管理国家的同时，能做到协调社会等级关系。“中国礼制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产生与形成的最初阶段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后来礼作为政治权力分配的确定因素，用来调整君与神、君与臣、官与民、夏与夷以及贵族之间的政治关系。”
西周礼乐制度可谓是礼乐不分家，所谓“礼之所及乐必从之”“不知音者不可与之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记》中也有所描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八音分类法历史悠久，是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已有按照乐器的制作材料来划分其种类的方法，将乐器分为金、木、石、土、丝、革、匏、竹这八类。其中“金”类主要是钟、镈，钟盛行于青铜时代，是我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代表乐器。钟不仅可以作为乐器通过敲击来演奏，还可以作为礼器象征着权力，代表身份地位。由此可见，钟是我国古代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之一，编钟则是由许多个钟、镈组合而成的打击乐器，并根据钟、镈体积的大小、音的高低次序依次排列而成的大型器具。
钟作为我国古代青铜乐器中较重要的一种，声音宏大、气势磅礴，钟声响起不由得使人产生一种庄严肃穆的感受，所以统治阶级常常用钟来象征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并以此达到统治目的，“钟鼓之乐”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国古代先秦时期礼乐文化的代表。
二、曾侯乙编钟
1978年，在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发掘出来了一套庞大的乐器——曾侯乙编钟，这是我国考古历史上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音律最全、保存最好、气势最恢宏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之王”，世界音乐史由此被改写。这套编钟由钮钟、甬钟、镈钟三种构成，并将其分成八组，按照形状大小和音高的不同悬挂在三层钟架上，另有楚惠王赠送的一枚镈钟放置在最下层。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了这套庞大的曾侯乙编钟，由于其数量之多、体积之大也被称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一套编钟。令人惊叹的是，黄翔鹏、王湘等专家对编钟进行了逐个测音，发现其音域之广竟可跨五个半八度，并且十二个半音齐备，只比现代八十八个琴键的钢琴少了一个八度，这在距今两千多年的古代，实属不易。曾侯乙编钟可以奏出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的乐曲，具有良好的音乐性能。而且这些编钟钟体上大部分刻有珍贵的铭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是我们了解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认识周代社会和礼乐制度的原始史料，其超凡的铸造技艺不言而喻，被许多专家学者称为“稀世之宝”。
编钟是由多个外形扁圆的钟以体积的大小、音调的高低依次排列组合成八组，分别悬挂于三层巨大的钟架上，其由青铜铸成，并用木槌敲击而发声，每个钟的音调都不相同，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钟架上共有7根木质的横梁，并绘漆以装饰，横梁两端有雕刻着精美蟠龙纹的青铜套，中下层的横梁之间有6个佩剑铜人，手高高举起与头顶平齐以此支撑梁架，中部还有8根铜柱加固。这些托起钟架的铜人，制作也十分精细，个个身穿长袍并佩剑在腰旁，身系腰带，衣褶仍清晰可见，甚至是铜人的表情都刻画得栩栩如生，面容生动，神情肃穆。以此作为钟座，更加突出了编钟的华贵，给人一种庄严的感觉。这套庞大的编钟外观气势磅礴，就连青铜人像的细节都制作得如此精美，不愧是“稀世之宝”，实属难得的佳作。
(一)“一钟双音”
这套庞大的曾侯乙编钟是由65件编钟组成的，具有宽广的音域和相当充实的音列。当发掘出这件宝藏后，人们不仅被其庞大的外观所震撼，更对它发出的乐音深感兴趣。1978年，研究学者对曾侯乙编钟进行测音，发现一个钟体竟然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即“一钟双音”，这一发明在世界音乐发展中意义非凡，这是我国古人对编钟音乐做出的突出贡献。钟作为常见的响器已有悠久的历史，但只有我国的编钟可以称之为乐器，这是因为钟发出的声音一般都是单调的、持续绵长的，而只有中国的编钟拥有特殊的铸造工艺和独特的设计，使其声音减弱较快，并能够做到一钟双音，所以可以将其编组成列作为乐器来演奏。钟体似椭圆状，这种独特的造型使得钟体正部和侧部的长度不同，因此分别敲击编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就可以演奏出两个乐音，这体现了古人的聪明才智，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铸造师已具备高超的技艺，并且对于“一钟双音”技术可以娴熟运用。
曾侯乙编钟的“一钟双音”凝结着我国古人智慧的结晶以及高超的铸铜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一钟双音”技术为演奏七声音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中国传统音阶为五声音阶，分别是宫(do)、商(re)、角(mi)、徵(sol)、羽(la)，在还未发掘出曾侯乙编钟之前，中国传统乐器主要以这五个音阶为主，缺少4(fa)和7(si)这两个音，早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以“变”来表示降低半音，如“变宫”就是比宫低半音，即7(si)；“变徵”就是比徵低半音，即4(fa)，这两个变音的出现为五声音阶填补了空缺。曾侯乙编钟总体音域宽广，十二个半音俱全，有完整的半音音阶，可以演奏五声、六声、七声音阶的乐曲，以及演奏采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乐曲，音列同如今的C大调七声音阶一样，在距今两千多年的古代，这样一套音质纯净、声音优美，而且具有如此完备音律的编钟确实令人惊叹。关于七声音阶的由来，有人认为是从欧洲传来的，而曾侯乙编钟的发掘打破了这一说法，《国语·周语下》中记载了周景王与乐官伶州鸠关于“七律”的讨论，即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这“七律之音”，韦昭还强调说明了“周有七音”，看来在周景王之前已有七声音阶。曾侯乙编钟拥有如此完备的钟律体系，想必在这之前经历了数百年甚至更久远的发展和改进。曾侯乙编钟的出现，以及它特有的“一钟双音”特点使人们对七声音阶乐器诞生时间的推断提前到更久远的战国早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的重大发现，由此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在编钟的内部有专门用于调音的凹槽，称为隧。隧使得钟体内部被不完全地分割成不同形状的板块，继而不同的板块又可以发出不同的音高，这也就是一个编钟为什么能发出两个音高的原理。隧这种不完全的分割又可以使钟体抑制过长时间的振动，从而避免了演奏时不能止音的混乱现象。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编钟的制造极具超凡的科技水平。
钟体上还有珍贵的铭文，用来记事、标音和记录标注律名关系等，被专家称为“一部音乐论著”“古代乐律学典籍”。曾侯乙编钟及其铭文，在这套庞大的器物上以声音和文字两种不同的形式互相印证，将两千多年前祖先们的辉煌成就保存了下来。曾侯乙编钟可谓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都绝无仅有的重大发现，它如同一部有声典籍，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先秦音乐有了新的认识。
(二)乐悬制度
钟磬之乐优美动听，曾侯乙编钟、编磬发出的金石之声气势恢宏，金声玉振的演奏更是营造出了一种立体的演奏效果，可谓是百乐之首。对于这些乐器如何摆放以及铸钟作乐也有具体的规定和限制，即“乐悬制度”。悬也就是悬挂的意思，乐悬制度是指将编钟、编磬等单独的乐器或是组合的乐器有差别地排列起来，从而形成的一种编悬结构，并以天子“宫悬”为主要标志。乐悬制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将钟磬类的大型编悬乐器排列并悬挂起来；广义是指由各种金石器组成的大型堂上乐、堂下乐等，主要应用在吉礼、宾礼、嘉礼中。乐悬制度不仅是礼乐制度的核心，同时也是将钟磬音响作为体现贵族身份地位的方式。所谓“大夫无故不彻县(悬)，士无故不彻琴瑟”,就是这个道理。
当时对于钟架的摆放具有严格的规定：作为周天子，钟架的摆放是四面挂钟；诸侯则是三面挂钟，实际上挂钟为三面曲尺形，即轩悬。乐悬制度是西周礼乐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编钟又是乐悬制度的主体，所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礼仪性乐器，非编钟莫属。
三、曾侯乙编钟“和”的美学思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更迭，虽然周代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周代礼乐文化至今仍是人们不断推崇的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今天中华民族依然崇尚以礼待人，以和为贵。“和”作为我国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推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天下无争，家国和睦。曾侯乙编钟与周代礼乐制度紧密相连、一脉相承，在周代礼乐制度不断发展之下，赋予了乐器那个时代的印记，传承着周代礼乐的精华，承载着我国一代代哲人的智慧结晶，钟声乐音做到了和谐共处，体现了“和”的美学思想。
(一)外观与艺术内涵相互和谐
编钟无论是从整体的排放布列来看，还是从单个的钟体来看，无不呈现出一种对称美。编钟的外观造型采用了中国式左右对称的形式，不仅在音乐性能方面满足了曾侯乙编钟自身功能上的需要，而且在造型美观方面也给人一种均衡匀称的舒适感。我国古代文化中常常会提到“中声”“中和”的美学思想，“中和之声”是音乐美的核心，体现着音律美，同时调理阴阳，以期政治和平，调和人神等。正是由于对称所蕴含的美学思想，无论是在编钟的整体造型上，还是钟体的纹饰上，多采用对称方式，表达一种肃穆凛然的庄重感，使编钟的艺术内涵与外观造型相互和谐。
(二)“一钟双音”象征着“和而不同”
曾侯乙编钟凭借其独特的“一钟双音”特质，发出了天籁之音，余音绕梁、响彻千年。“一钟双音”的设计寓意着“钟声和合”，这一独特的设计也是“和而不同”的体现。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和”，古人崇尚以“和”为贵，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既保留了钟的基本发音原理，又在此基础上展现了自身独有的特征，可谓“和而不同”。
在曾侯乙墓内中室发现了许多乐器，如以编钟、编磬、建鼓为主的“钟磬之乐”和以鼎为主礼器的“金石之乐”，仿佛那一幕幕诸侯们钟鸣鼎食的礼乐场景、贵族的富贵奢华生活呈现在我们眼前。曾侯乙编钟的排列以及摆放位置、独有的“一钟双音”特质、宽泛的音域跨度、钟形“合瓦式”的样貌、钟体上各种律名的排列等等，无不体现出曾侯乙编钟是周代礼乐活动的重要之器。
(三)编钟之曲体现“天人合一”
1978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震惊了全世界，而以编钟本体进行音乐创作并演奏的曲目更是令人耳目一新，自编钟出土以来共奏响了三次——首次演出是曾侯乙编钟出土的1978年，在进行了基本的测音和整理后，奏响了《东方红》等现代曲目，人们首次感受到了黄钟大吕之声；第二次奏响是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曾侯乙编钟于中南海为驻华大使奏响了《春江花月夜》等古曲，一展我国古老悠久的文化特色；曾侯乙编钟第三次奏响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我国作曲家谭盾创作了编钟交响乐《交响曲1997：天·地·人》，向世界展示了编钟音乐的魅力，青铜之器发出的声音震撼人心。
作曲家谭盾创作的这首编钟交响乐《交响曲1997：天·地·人》，分别以编钟、大提琴以及童声合唱为主旋律，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还融入了西方音乐文化，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编钟文化的庄重神圣之感，道家哲学“天地人和”的理念便是这部作品的灵感来源，这首歌曲不仅使全世界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真实美好，且在末章“人”中，以“和平”的主题作为结尾，将“天地万物于和谐中合而为一”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沉睡千年的曾侯乙编钟奏响现代乐曲时，一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钦佩古人高超的智慧。编钟代表着先秦礼乐文明，无论是其外在独有的“一钟双音”特性还是内在蕴含的“天人合一”精神，都体现着古人对“和谐”这一音乐理念的崇尚。《交响曲1997：天·地·人》整首曲子中，中国编钟与西方交响乐团一同奏响，彼此合作显得相得益彰，不仅尊重包容了中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异，而且将编钟之声“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涵展现得淋漓尽致。
四、曾侯乙编钟的美学特征
(一)外观造型上的艺术特征
曾侯乙编钟是由3种钟体组合而成的，整套编钟非常庞大，悬挂在3层钟架上，从上到下依次为钮钟、甬钟、镈钟。最上层悬挂着3组钮钟，中间一层是3组甬钟，下层则为2组大型的甬钟，另外还有镈钟一件。
钮钟形体较小，其上有方形钮，钮钟平舞平腹，其上方是一个稍短的钮，底部是弧曲上凹的，悬挂于编钟架的最上层。
甬钟最大的器型特点是钟体上部有一个平舞，舞的上方有一个长长的圆柱形的柱子，专业术语就叫甬，甬部看起来都是上细下粗的像圆锥体一样的柱形。甬钟的各部位都有相应的名称，钟的顶部称为舞、上部为钲、下部为鼓。钟体钲部都设有鼓起的隆包，叫做“枚”，通常都是对称排列，具有极强的装饰性，在起到美观效果的同时，枚也为甬钟的音色、音响增添了光彩。甬钟还有一大特征体现在“一钟双音”，分别在钟体鼓部的中心和侧面敲击，可以发出两个音。大甬钟声音深沉且洪亮，小甬钟的声音则是清脆明亮的。
镈钟最大的特点是底部镈口是平齐的，扁钮，体大，镈钟从外观来看是合瓦形的。曾侯乙编钟的最下层的一枚镈钟是楚惠王送的。镈钟的舞部多是由成对的龙或蛇组成的扁钮，庄严肃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对称美。
(二)钟体上的装饰美
在整套编钟的视觉震撼下，细看每一个编钟，其制作极其精美，钟体上采用了多种装饰绘制手法，如圆雕、浮雕、阴刻、髹漆彩绘等，这些图案、纹样将礼乐制度很好地呈现于艺术表现上，编钟的制作构思理念与其装饰风格相互和谐、互为一致，具有高度的艺术统一性和美学研究价值。曾侯乙编钟可谓是中华民族文化灿烂的艺术瑰宝，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更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
据资料记载，曾侯乙编钟是在浸满水的地下墓坑中发掘出来的，令人无比惊讶的是在经历了两千多年阴暗潮湿的浸泡后，这些编钟依然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钟架上，保存完好，基本没有生锈，青铜的光泽依旧呈现在眼前，钟体钲部的铭文大部分清晰，浮雕龙纹、立体花纹雕饰等细节也都依然精美，如此精美绝伦的曾侯乙编钟，击奏出了震惊世界的天籁之音。
五、结语
西周礼乐制度下形成了社会井然有序、等级分明、人和政兴的局面。曾侯乙编钟与周代礼乐制度紧密相连、一脉相承，在周代礼乐制度不断发展之下，赋予了乐器那个时代的印记，传承着周代礼乐的精华，承载着我国一代代哲人的智慧结晶。曾侯乙编钟独特的“一钟双音”特性以及“天人合一”的内在精神蕴含在今天依旧令人震撼不已，钟声乐音做到了和谐共处，体现了“和”的美学思想。
参考文献：
[1]薛永武.《乐记·礼记》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2]李幼平主编.钟鸣寰宇:“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纪念文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
[3]方建军.曾侯乙编钟的音乐文化基质[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8(03):17-19.
[4]王清雷.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年.
关注SCI论文创作发表，寻求SCI论文修改润色、SCI论文代发表等服务支撑，请锁定SCI论文网！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yishulunwen/5881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