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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 在新文学的消费、传播、接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女性读者又因其性别特质, 成为新文学启蒙叙事的言说对象, 以男性作者为主要生产力量的新文学由此构建了一系列建立于女性读者之上的想象, 并出现一种习见的叙述结构:“男作者与女读者”。本文着意分析新文学男作者的小说文本中所呈现的女读者形象, 讨论她们如何被书写形塑, 如何消费文学亦被文学所消费, 透过内在的性别视野, 揭橥新文学启蒙机制与消费机制间的复杂关联。
关键词：
女读者; 男作者; 性别启蒙; 消费主义;
基金： 教育部2017年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7YJC751022) 的阶段性成果;
Male Writers and Female Readers: Reading Problems in New Literature Reading
Liu Xiaoyu
1934年, 上海《现代》杂志举办一次题为“文艺作品对于我的生活的影响”的征文活动, 在统计结果中, 占据多数的是20岁左右的大中学生, 其次是教员、银行职员、律师、编辑、医生等中产阶层人士 (1) 。这个结果与是时其他报刊调查或观察言论无甚出入, 再次指明新文学的接受主体为“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份子” (2)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现代》的调查表专门设置了要求填写性别的一栏。统计结果显示, 男性138人, 女性15人, 未详者46人。即使假设未详者中有一半为女性, 男女的比例仍然悬殊。但这个比例与是时整体的学生群体中男女性别之比, 倒是大致无差:从1929年至1930年, 全国中学生人数共计248668人, 女生为33073人, 占13.30% (3) ;1929年, 高等教育司统计全国大学男女生总数17285人, 其中大学女生1485人, 所占比例为8.59% (4) 。
“新文学”所召唤的主要读者对象, 正是整体的“新文化运动”欲依托的社会阶层: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群体 (即或如教员、职员、文员等, 在进入职业序列之前, 亦需经“求学”这一过渡阶段的打磨) 。在周策纵的讨论中, 他们被称为“新知识分子”阶层 (5) 。而在新式学校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 虽然属于社会阶层中的小众, 亦昭示了一个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学共同体。现代女子教育, 不仅培养出一批才情横溢的女作家, 也培养出相当数量的女读者。“近来女子进学校求学, 大都喜欢研究文学” (6) , 大抵已经成为当时共识。另一方面, 新文学的读者面亦拓展至校园之外。20世纪30年代茅盾《子夜》畅销, 引得“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的少奶奶、大小姐”, 电影界中人物以及舞女, 都为之吸引争相阅读, 便是一例 (7) 。可见在新文学的消费、传播、接受中, 女读者的作用不可小觑。
以性别视角讨论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 已有诸多具启发性的研究成果。然多将目光聚焦于作为创作主体的女作家, 而作为阅读接受群体的女性读者, 则少人瞩目。或有关注, 亦将之限于女作家生成的“前史”来考察 (8) 。有更多“无名”的女读者, 她们对新文学的阅读未必催生其投身文学的行动, 但停留在“读者”层面并不影响她们参与并形塑了新文学的再生产。
讨论新文学的女性读者, 需在文学社会学的框架中去判别其身份位置, 还原多元的接受反应, 有待另文详述。本文则着意分析由此种整体的阅读状况所引发的文学内部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 因其性别特质, 女读者常常被在文学场域占据主导位置的男作家写入小说, 甚至出现一种习见的叙述结构:“男作者与女读者”。文本中的女读者, 与历史现场的参与力量有关, 但却不能等同, 因其是男性视角建构出的形象序列。在男作者笔下, 她们如何被书写、被想象, 如何在文本中阅读?这些是本文试图追寻的问题。通过勾勒她们出入于文本间的身影, 作为创作主体与对话对象的男作者亦将自己的面影与行迹投射其间, 分析“男作者与女读者”这一性别关系中的微妙张力, 或许能为我们观照新文学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互生提供多维面的理解。
一性别视角下的启蒙对象
当女性读者进入新文学, 她们的形象往往被建构于新文化的启蒙叙事中, 被书写的同时也成为被启蒙、被召唤的对象。对新的知识、文化、文学的阅读, 不仅形塑着女性读者对自我的认知, 而且成为新式知识女性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一。
沈从文的小说《一个妇人的日记》摹拟湘西一位略有文识的主妇之口, 记录其细碎的日常生活。家中四弟远游在外, 其来信不仅给偏远的老家带来南京、北京等地的新鲜见闻, 还常常附寄《妇女杂志》等报刊给大嫂, 建议她莫忘看书练字, “万一将来还寻得出升学机会, 则大嫂再到学校去念书也不算很迟”。新式报刊带来的新知识,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位湘西女子, 因“看妇女杂志上说是用樟脑可以杀虫”, 大嫂便如法炮制。四弟以文为生, 大嫂也常将四弟的文章、新诗念与母亲听, 并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朦胧混沌的读后感:“四弟做诗不用韵, 句子不整齐, 但又不像词, 读来是也还像好的, 但好处我就说不出。” (9) 虽然旧式家庭中女性的觉醒姿态尚不明朗, 但印刷出版物裹挟新的文明所带来的精神冲击, 已自不待言。
茅盾写于1929年的《虹》则塑造了一位更具典型意义的女读者。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时, 梅行素正在成都一所女校读书。在恋人韦玉———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影响下, 她接触到《新青年》等新文化出版物, 从此开始关注“书报流通处的窗橱里陈列了一些惹眼的杂志, 都是‘新’字排行的弟兄。封面的要目上有什么‘吃人的礼教’等类的名词”。她还发现学校中的女同学徐绮君也偷偷看新杂志 (由其大哥从北京寄来) , “一种不可名状然而清晰地意识到的力量, 将她们俩粘合了”, “新思想的追求和新同志的骤得, 都使梅女士暂时忘记了切身问题的烦恼” (10) 。由于分享同一种新的知识, 她们在友谊和个体命运的选择上, 都有了更为密切的黏连。通过书局、邮政和分享, 文化传播的空间无远弗届而又具体到个人, 一个小小的阅读共同体由此建立起来。“呼朋唤友”的成长模式, 在新文学的一些男性主人公身上, 其实并不鲜见。新青年受启蒙的方式和结果是趋同一致的, 从白纸黑字上接受到新文化、新思潮带来的冲击。梅行素的经历呈现了新文化思潮产生影响的经典模式:阅读“临时割断了读者个人与周围世界的联系, 但又使读者与作品中的宇宙建立起新的关系” (11) , 阅读得来的新观念又往往生长着挣脱旧有秩序的内在动力, 从而使叛逆者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从想像落实为实践。
在另一短篇《创造》中, 茅盾更为微观地将这种启蒙关系设置在一个新式的都市小家庭内部。丈夫君实视妻子娴娴为一块璞玉, 计划将她塑造为具现代意识的新女性, 指点她看书学习。此方案实行两年后, 娴娴变得举止优雅、知识宽阔, 然而却令君实担忧:自我觉醒之后, 娴娴不满只在小家庭中做一个太太, 而且与君实的分歧越来越深, 认为他已跟不上时代。在新知识的习得与养成中, 两人的权力关系却被反转, 最终君实只能眼睁睁看着娴娴“失控”, 离开家庭走向革命。在性别关系最为对象化的二人世界中, 婚姻“创造”了娴娴, 却不能束缚住她。启蒙的不可把握的结果, 在作家反讽的叙事中隐隐为男性启蒙者笼罩上一层暗影。
虽然女性身份各异、参与程度不同, 但三则小说都彰显了阅读的启蒙强力。从旁观式的浏览到因之改变人生轨迹, 新式印刷物在女读者身上所起到的作用, 正是五四“人的觉醒”主题的集中呈现。从贤妻良母式的传统女性到新式女学生, 再到挣脱小家庭束缚出走的妻子, 女性自我认同的意识与行动力被一步步凸显, 而这背后所隐现的却是男性角色在启蒙中的绝对权力。尽管在君实这里, 启蒙本身的力量压倒了性别关系, 而这亦是新文化性别教化的题中之义。
除了将女读者的动态形诸笔墨外, 在不少小说中, 新文学的男作者———小说家的形象也不时现身, 叙事的视点常常聚焦于作家与女读者之间的种种故事, 将“男作者与女读者”具象化为一种微妙、充满张力的二元关系。譬如王以仁笔下的少敏, 其女性友人梦蕙“在书堆中抽出了几份《晨钟》周报, 翻出少敏的文章来看。她想高声吟哦着少敏的诗, 又恐被兄嫂听见, 要讪笑她。她只口内轻轻的诵着。她又抽出一本月刊来看少敏的小说”。因梦蕙“知道这篇小说, 是少敏比着自己的身世的……少敏的风格, 在她的脑中, 刻着一层不可磨灭的印象;少敏的议论, 又引起她无限的同情;尤其是少敏的小说和诗, 使她感着深深的沉下去的悲哀”。两相比较, 自己包办婚姻的丈夫不过成了“土偶式的庸材” (12) 。叶灵凤的一篇小说也展现了文学如何转化阅读为“崇拜”机制, 使女读者对男作者产生倾慕。女主角莎瑂是青年作家昙华的忠实读者, “一口气将昙华君的这篇创作读了五十几页, 最后才像舍不得匆匆就读完似的停了下来”。莎瑂不禁感叹:“昙华君的一枝笔真锋厉。女性的心理写得怎这样的透彻。我真疑惑他不是男性。” (13) 邵洵美化名刘舞心所写的小说则描述了学得一点新知识皮毛的女主人公如何为小说所迷, 从而去信作者表白心迹的故事 (14) 。尽管刘舞心本来就是个虚构身份, 小说的情节却有现实事件来映照:1933年《申报》为男作家林微音的小说《西冷的黄昏》广而告之时, 即称“有一位远地的女读者, 因为她的遭遇和苦痛, 和某篇小说中的女角太相像了, 于是写信给那位小说家, 便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因缘” (15) 。
蒋光慈的《野祭》也属于这种模式, 特殊之处在于小说为因阅读生发的恋爱问题内置了革命的视景 (16) 。如果说女读者倾心于男作者的自恋式故事, 仍不脱传统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 那么在新文学视域下, 无论承继了郁达夫感伤传统的自叙传、还是扑捉现代都市灵魂的海派叙事、抑或左翼的“革命加恋爱”小说, 都殊途同归地择定了作为一种叙述结构的“男作者与女读者”, 却不能视作巧合。与其辨说其“异”的价值指归, 不如注目其“同”享的共情模式。通过对阅读行为的书写, 包裹在恋爱叙事外壳下的性别启蒙的内核被刻意戏剧化, 与之同构的, 是男作者通过文本内外的现身而将这一过程双重合法化。
二消费主义的表征
诚然, 启蒙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而生的新文学所负载的历史任务, 然而在萌芽期的召唤完成之后, 当新文学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习见的阅读内容, 成为一种知识青年所共享的生活方式, 内蕴其中的某种消费性特征, 便显现出来。
1924年《学生杂志》的《青年还不驱除烦闷吗》一文宣言:“在我们有知识的青年第一可拿来做慰藉品的, 就是小说了。失恋的人, 谁不愿去读哀情小说?谁不愿去替书中人流些眼泪?” (17) 他们从小说中得到求学不易的共鸣, 习得恋爱的技巧与悲欢, 照着小说的桥段模仿如何社交, 甚至领悟如何设计自己的出路。小说不仅是被阅读的一二文本, 新文学的读者们也在阅读中习得、打开新的生活。彭家煌小说《皮克的情书》中, 皮克向女友写信求爱, 常常讨论朋友的新诗习作, 当女友坐火车回乡时, 皮克预备了四本书供她旅途消遣———除风靡一时的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英国学者“给结婚的男女看的书” (18) 《结婚的爱》之外, 鲁迅的《呐喊》以及是时正畅销的张资平小说赫然在列 (19) 。“新文学不仅作为一种文学方式, 同时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乃至一种消费方式, 广泛地渗透于青年的群体之中。” (20)
这种阅读聚合固然提供了积极的文化向心力, 另一方面却可能也存在着内部的自我消解。沈从文便曾不无讽刺地描绘当时爱装腔作势的学生群体:“洋大学生是多半穿着洋服的。若习文学, 有的还经常把一只手插在大衣襟缝中作成拜伦诗人神气。还有更可笑处, 就是只预备写诗, 已印好了加有边款‘XX诗稿’信笺的这种诗人。” (21) 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亦可见对“沉沦”式的文学青年颓废习气的嘲讽。代表时髦、新潮风尚的新文学甚至可能为别有用心者利用, 成为包装自己的手段。张闻天写于1926年的一篇小说, 描绘一位以投机恋爱为目的进入新式女校任教的“周先生”, 他“知道学生欢喜看新出版的书, 他自己也就去买新出版的书来看, 看到他以为好的, 他就拿来教给他们, 而且时时请她们到他的教员室里来共同讨论, 共同批评”, 不上半年, “学生对于他大大的欢迎了”, 可好景不长, 第二学期新来一个“少年文学家”, 周先生的风头被抢走, 他在课堂上所教授的改为经史百家杂钞、历代词选之类, “俨然是一位古老先生了” (22) 。
周先生的“受捧”与“失宠”, 关乎特定环境下他想取悦的观众 (读者) ———以追逐新文化、新文学为时尚的女学生。在对某种时髦潮流的追赶中, 新文学成为了摩登符号, 点缀于男女青年的日常举止与社交关系。能否谈论新文学、谈得如何, 显然已经是社交关系中的一门“必修课”。遇上身份更为新锐的创作者“少年文学家”, 只局限于绍介和批评的周先生, 便处于了知识传布的下游, 自然被女学生们“残酷”地淘汰了。
可见新的知识系统不仅参与、塑造着现代青年的自我形象, 而且作为一种现代商品, 在他们的社交关系中, 成为重要的工具。除了前述《皮克的情书》以外, 1926年刊于《语丝》杂志的一篇小说直接以“到书店去”为题, 将两位新式男女青年的恋爱约会, 置于“到北新去取预约书”的情境, 而且男主人公自嘲有“坐洋车看书的时髦脾气”, “本来在家里是最懒不过的, 但是要一出门, 必在架上找一本极漂亮的书, 拿着, 其实那里看下去” (23) , 微讽的笔调中, 作者将知识青年中一种颇为做作的自我呈现、自我展示刻画出来。在小说《看爱人去》中, 沈从文则描写了一个百无聊赖的文学青年, 在朋友怂恿下陪同前去与女学生“约会”。见面的地点在“一个中学生私立的寄宿舍”, 进入女学生的闺房之内, “我”听到别人赞美这房子布置得好, 也打量起来:
当床前头一幅白纸的对联, 用浆糊像裱画店一样贴到墙板上。另外一方墙, 则拦腰用小铜钉钉上一圈三分钱张的复制西洋美人邮信片。书架上, 一些杂志同讲义, 又有些三角几何厚本书。写字条桌前, 窗下钉了一张从《小说月报》上扯下的画片……桌上有四本《东方杂志》同一本《幻洲》。 (24)
杂志、书本、画片, 莫不具有符号性的象征, 提示着女学生的新潮身份 (25) 。然而沈从文却借叙事者之口嘲讽道:“唉, 年青的女人们!从一些书本上, 从一些电影上, 你们就成熟得格外早, 又学到许多媚人的章法, 成全了这世界无数便捷的或有呆福的男子。”正如乔纳森·卡勒在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所洞察的, “爱玛试图在她读的那些浪漫小说与她周围枯燥乏味的环境的对比中界定自己 (或者‘找到自己’) ” (26) 。女读者的人生经验并非由观察现实习得, 反而是从阅读寻得。虚构人物为女读者的社交活动提供了迥异于前的角色模板, 而在沈从文看来, 新文学不过是女读者习得恋爱法则的工具书, 这种自我呈现无不暴露出文学青年造作的生活方式, 在女读者用出版物装点自身的同时, 也将新文学的阅读庸俗化了。
由外在符号打量爱读新文学的女学生, 或许还多少带有浮光掠影式的一瞥, 1924年黎锦明的小说《社交问题》, 则内在地描述了在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社会语境中, 新文学的位置、功能与遭遇。小说描写刚领到薪水的知识青年萍心打算用剩余的六元作“最近的爱情交换品”, 为女友买些礼物。他跑到街上, 掠过各式的点心铺、首饰店、衣服店, 最后选择进入一家书店。新知识阶层阅读的一时风尚, 藉此有了微观的展示:徘徊于英文原版小说 (Stories from Dickens、Sketch Book、《阿娜斯漫游奇境记》) 、科学书籍 (《科学大纲》) 和新文学作品 (冰心的《超人》) 之间, 萍心最终选择了周作人的散文集《自己的园地》。然而又“似乎觉得这书和她太无关系”, 只好又加购“小小洋货店买的丝光袜子、手绢” (27) 。在现代性的物质空间中, 新文学以颇为喜剧化的方式与女性日常消费品一同出现, 暴露了文学书籍作为商业符码的属性。之后萍心回到公寓, 女友来访, 两人的交流却并非如萍心期待的那般顺畅:
“周作人著的么?从前是我们底教员, 很有学问。这书几时出版的?怎么我老没有看到。”她还是冷涩的说———自语似的。
“不久吧, 是, 很好, 有研究……”他一阵灰心。
“……《绿洲》……小说么?……不是……什么———许多日本———啊, 讨论日本文学, ”如前。
“你想看么?这很不错。研究文学的人非看不行, ……尤其是……女界, ”他念到这里, 有些儿涩口, 但再说不出什么话了。 (28)
两人的对话显露出新文学的接受主体间的隔阂之深, 萍心眼中“颇有文学天才”的女学生虽然坐享最顶尖的教育资源, 实际对文学的爱好只停留在浮浅的层面, 徒有姿态性的展览。有意味的是, 1923年末周作人曾应邀为《女高师纪念刊》作文, 正好关涉女子读书问题。文章提醒现代教育的缺陷:“追随时式的与服从礼教的女子同样的盲从”, 希望女高师学生多读一些“具体的说明自然与人生的科学书”, 以科学的修养来辅助协调“中国现代女子似颇有爱好文艺的倾向” (29) 。一个“似”字, 点出表象下的虚浮。作为启蒙导师的新文化 (男) 人对女读者阅读接受状况的体认, 亦可作如是观。
由是我们可以理解萍心在选购书籍时的犹豫、在与女友谈论中感到的疏隔, 均有文本之外的一种统摄性的历史判断支持。而在与萍心周旋的同时, 女主人公又结识一位金融家, 初见时, 金融家便恭维她是可佩的“文学家”, 称自己曾在杂志上看过“淑莼女士”的小说, 这谎言竟“又有些魔性”, 令女学生悦服———她从不曾投稿出过风头, 却又渴望进入文化秩序的上层, 因而乐于接受这象征资本的馈赠。再次见面时, 金融家将自己的居室装扮得极具符号化:“壁上挂满的油画印刷品就是他底美性之象征;桌上列满了的原本英文书就是他底学识的现形……‘妇女问题号’、‘性的研究号’那种杂志指明他是尊重女子的。” (30) 有趣的是, 萍心与金融家均以文学作为“社交”手段博取女性青睐, 而两人视文学的价值却有云泥之别:一者的自我经验与文学阅读已互相映照, 更以文学的标准反过来试图规训女读者的阅读品味;一者不过目之为随手拈来的招摇把戏。轻重之间, 虚荣的女学生最终选择了金融家订婚。文学青年萍心的挫败不仅是恋爱追逐中的个人失落, 亦隐喻文学在消费语境中被作为社交手段时, 其指向现实的历史功能的式微, 虑及作者对女学生和金融家两人教育出身 (女高师和P大) 的强调, 在后“五四”语境中, 这一醒觉可谓双重的批判。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此间所谓女性读者, 问题正在于其是“男人生产的文学的消费者” (31) 。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 将绝对差异化的权力关系凸显于此。阅读这些女读者的同时也是构想、形塑和接受女性形象的过程。在男作家笔下, 藉由男性经验、男性眼光观看到的作为“他者”的女读者, 被动、盲目地追逐着新文学的流行时尚, 经验的雷同却也可能反证着想像的局限。这种症候式表达不仅可做一份男性文献观之, 新文学场域内的自我复制与消费循环, 亦隐隐折射其中。
三权力反转与身份自觉
综见前文, 在或者如实或者浮夸的摹写之下, 男作者无不在阅读中占据优越姿态。而蹇先艾的小说《林先生的乘船》则讽刺性地展现了追捧新文学的女读者如何狂热地消费作品与作家, 指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错位关系。教化学课的林筠是一位十足的文学青年, 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和“做小说”上。他的短篇集《白雪》“都是少男少女的浪漫故事”, “小说的销路不能说坏, 就最小的读者范围说, 已经很受欢迎了”, 由于将同事和学生写入故事, 引发了大家的考据癖:
据说有一位他的女同事一人就买了两本之多;还有另外一位新女性买来后, 就被她的同学分开去看, 把一部整书分散成零篇了。林先生对于他的小说的读者究竟有多少, 当然无从得知, 但就局部的观察, 竟有这种出人意料之外的情形, 欢喜的成分自然有, 这也是人之恒情;他尤其觉得这般人的“像煞有介事”, 真太可笑了。 (32)
而当林筠不堪打扰从G中学转往E城的女子学校教书, 又再一次落入困扰:“上课不到几天, 便有人在化学班上和他谈起文学来了;小姐们都以为新文学是一种轻巧的学问, 不费脑力的;所以很是欢喜讨论这一类问题, 而且这不也很时髦的么?她们有些是爱读时下流行的几种刊物的, 林先生就常有诗文在上面发表, 因此……有人便特意来问他最近有些什么新作没有, 可否给她们看看?如其有发表的, 在什么杂志, 也望他告知。” (33) 如果说G中学的遭遇与林筠取材身边有关, 那么在E城, 女学生对他的关注则来自新文学本身。当林筠表示“要研究文学, 你们去问国文厉先生好了”之时, 遭到女学生的一致反对, 理由是“他就会做八股文……我们说的是做小说;先生不是有一本小说集出版么?先生非告诉我们怎么做不可。我们班上组织了一个文学会。将来还要请先生做指导员呢”。此处与前述张闻天的《周先生》形成有趣的对照, 林筠俨然就是那个抢走周先生风头的少年文学家。然而面对女读者的热情, 面对她们在案头摆放的《白雪》, 林“并不感激, 反倒觉得‘无理取闹’与无聊”, 以至于受窘恼怒。不管“逃”到哪间学校, 文学家身份的林先生都无法逃离“看”与“被看”, 需要承受女读者的追捧将自己反置于消费位置的尴尬境遇。
如果说G中学的女读者对林先生的热情源于索隐的通俗趣味, 那么在E城, 他的遭遇则在更具隐喻性的新/旧文学的二元框架中展开。而在新文学阅读的内部序列, 男作者与女读者之间, 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 则有可能存在着更为丰富的社会性意涵。沈从文写于1927年的小说《老实人》采用新文学习见的嵌套式框架, 展开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新文学作者与其读者在公园空间内产生交集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自宽君”, 大抵是沈从文的“自况”。他终日“无所事”, 在公园茶座被两位“学生模样的女人”所吸引, 发现这两位女学生带着两本书, 就不免发出一点嘲讽:“来到北海图书馆看书, 在自宽君看来, 那是算顶合式的地方。但见人拿书到北海来或是坐到大路旁板凳上去看, 则总觉有点装腔作势的嫌疑。纵自己是如何欢喜看这书, 从别人看这情形, 多少会疑到是故意!” (34)
前文已经提到, 这来自沈从文对是时北京城中一些阅读时尚的观察———摩登、进步的女学生, 对作为文化商品的新文学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和阅读能力, 不过, 她们何尝不是将新文学作为一种装点自己的“饰品”。当自宽君发现两位女学生携带并一直讨论的书, 竟是自己的小说集《山楂》时, 他又激动痛快不能自抑:
把书印出来卖拿书铺版税, 无论如何一版总有两千个读者, 这两千未相识的朋友于自己总算是同情者了吧。然而这类读者虽从书的销数上可以断定是并不少, 可是主顾俨然同自宽君本人是无关。是些什么人来看这书, 他就常常想到也是一些空想。既无一个人从他手上来寄钱买这书, 也不曾在书摊子边见到谁出钱买这书看, 因此书摊出版以后, 除了用着各样柔软言语请求书铺老板早为结账外, 读者却全不问了。如今却见到这样两个青年女人拿着这书, 且这人又是那么样清雅秀丽, 不能不使人在心中生一种感激, 以及由感激中生出一点无害于事的分外乐观!
小说的“自相矛盾”、文学的“交流”机制恰恰显露于此:“小说之集中于个人经验和人际关系的倾向的发展, 是与一系列的自相矛盾联系在一起的。读者与文学所设想的虚构人物之感情的最为强烈的共鸣, 竟会由于利用了印刷这种最不为情感所影响、最客观、最社会化的交流媒介而产生。” (35) 就在作者面前, 浑然不知的女读者盛赞《山楂》“比许多翻译还要好”, 有“一种朴素的忧郁, 同到一种文字组织的美丽”, 话题随之荡开, 两人分享起更多阅读经验。通过描写自宽君在一旁偷听她们的谈话, 沈从文自觉地复现了一个微观而具体的新文学交流情境:
“……周二先生你是会过?”
“怎么不?我听他讲希腊的诗。……”
“还有一个姓冯的, 文字也非常美, 据说学周二先生。”
“在文字上面讲求美, 是创造社人骂的。不过我看我是主重视这美。两种都重要。也不是有了内容就不必修词。”
“是吗!那这本书 (引者注:指《山楂》) 真合了你两个条件了。”
“……我又不是批评家。”
“但你看得多。说, 那几个好?”
“我欢喜鲁迅。欢喜周二先生。欢喜……在年青人中那作竹林故事的文字就很美。还有这本书, 我看也非常之好。”
“……真是批评家了。哈, ……” (36)
从女读者的谈话看来, 接受高等教育的二人对鲁迅、周作人、废名等名作家都相当熟稔, 亦了解文坛的趣味分野与力量制衡。她们已从被动、盲从、混沌的阅读状态中脱身出来, 开始在文学风尚中选择、评判, 建立起自己的美学标准与阅读体系。这样的女读者, 显然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当她们将自宽君的《山楂》评价为“也非常之好”, 激励到自宽君的就不仅仅是因为有女读者阅读, 而是欣慰于作为身份边缘的写作者, 自己的小说在接受过程中进入了新文学审美等级中的理想序列。自宽君初见时嘲讽她们造作的态度此时早已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对她们将文学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解与激赏。
当自宽君看到, “这女人把这书中的不拘某一篇从头阅览到结果, 那所得的愉快将比这书能为书局印行还更值欣庆”, “他想听听这两个读者的天真坦白持中的批评。自宽君想把女人作一面镜子, 看看这镜子所反应出来的他小说内容合不合于女子心理分析成功失败的影子”。于是一路尾随, 几番鼓起勇气想要搭讪表明身份, 然而衣着寒酸的他却被受到惊吓的女读者当作骚扰者, 叫来警察驱赶。这样带着身份区隔的“追女仔”闹剧在沈从文的小说中, 并不鲜见, 在《怯汉》中, 游荡在城市街头的穷愁主人公在性苦闷的驱使下也曾跟踪两位年青女子, 最终她们的身影消失在女子师范大学门前, 潦倒卑琐的边缘青年与象征摩登进步的女学生之间就现出性别与阶层的张力。不过在《老实人》这里, 当人物关系多上一重“作者”与“读者”的联系后, 使得都市文化网络空间中新文学不同身份参与者的多重交互与实际上的阶层区隔, 有了更为具象的呈现。
小说中的阅读场景不仅是经验的实录与印记, 也是经验的再现与形式化。自宽君的嘲讽亦不免带有沾沾自喜的意味, 沈从文在小说中安排了叙事者“我”来听自宽君讲他的奇遇, 故事的间离感来自叙事者的反讽, 体现作者本身作为被消费者的自我认知。这种经验的自觉非沈从文独有, 某种程度上为新文学的男作者共享。王任叔的一则小说同样以戏谑口吻“再现”前来请教的女读者给诗人、小说家阿贵带来的优越感 (37) 。
另一小说《焕乎先生》中, 沈从文描写了一位潦倒的青年男作家, 终日“硬写”卖文为生, 当他窥视到对屋亭子间新搬来的女人“房里一个椅子上有一分[份]依稀像现代评论的杂志”, 便大胆猜想自己刊于杂志的“押寨夫人一小说”会被女子读到, “若果这杂志是这几期现代评论, 则女人当不会不见到了”, 因为“一个女人看杂志, 决不会放过了小说来注意前面的政局评论” (38) , 并幻想凭此与她展开一场浪漫邂逅。1926年4月至5月间, 《现代评论》上确乎连载了沈从文题为《在别一个国度里———关于住八蛮山落草的大王娶讨太太与宋家来往的一束信件》的小说 (39) , 《焕乎先生》的情节与现实若合符节, 再现了作者的切身经验。沈从文不动声色地揭示了新文学消费的悖论, 以及他对这种作者-读者 (生产-消费) 的关系处境的自觉意识。
对女性好感的期待与对读者阅读反应的期待构成某种同构的经验关系, 而建立于“依稀”“若果”等一系列不确定的模糊假设基础之上的猜度, 其背后呼之欲出的隐喻或许是现代都市的那套文化体系与价值秩序对边缘者的意味不明、结果未定的诱惑与迎拒。耽于幻想却怯于行动, 作为经验主体的焕乎先生停留在狭窄、逼仄的象征性空间———亭子间, 向外窥视的举动收获的是再一次生产的动力与素材, 权力的翻转也被再一次确认:他将以性别消费的眼光将女读者再次写入创作, 而在生产之后, 作者“已死”, 读与不读, 接受与否, 均如那一本依稀可辨认的杂志, 交由文学市场与消费主体来决定。《焕乎先生》写于1928年沈从文从北京南下上海之际, 初以《新梦》为名, 分次刊于《晨报副刊》 (40) 。连载过程对应沈从文地理位置的迁移, 在第一节中, 焕乎先生还是“北京城所谓许多年青穷人中把作小说来抵抗生活的年青人之一” (41) , 第二节他已坐在上海亭子间苦想“硬写”。在重“商”的消费性语境中的立足之难, 即时地投射在小说的生产之中。沈从文对海派风气的自觉反思, 已可见其雏形。
四走出文本:女读者的醒觉
通过“男作者与女读者”的叙述结构, 通过性符码化了的视角与语词, 以男性作者为主要生产力量的新文学构建了一系列建立于女性读者之上的想象。构想中的女读者, 被启蒙、被规训, 消费文学亦被文学所消费。
而当女读者从启蒙叙事的对象摇身一变, 从被动的接受者成为都市消费语境中骄矜、时尚而又令人难以把握的新女性, 在文本中男作者与女读者之间的关系戏剧性地发生了对调, 被注视、被打量的女读者却反过来戏弄着作者, 或者存在于男作者可望而不可即的社会高位。男作者面对女读者的焦虑感与无力感不仅仅来自于叙事结构的悖反, 这样的症候式表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新文学自身遭遇困境的寓言式书写。作为新文学场域占多数地位的生产者, 男作者无法把握的并非只是性别结构之间的权力反转, 在对文学的符号式追逐中, 在消遣式的阅读风尚中, 新文学的启蒙到底是否已然落实, 或许要打一个问号。
引入女性作家的言说加以对照, 可为这一问题的思考提供不同的视角。由于性别立场之异, 女作家对男作家的女性书写颇有质疑, 如陈学昭言:“能够懂得女子的, 我相信还是女子自己, 就凭那些如何近于女性而以为明白了解女性的男作家们, 他们的描写, 从未引起我多大感应。” (42) 一名叫桂华芬的女性读者更是不留情面地说:“我国的男作家也很少描写着真实的女性, 五四时代, 鲁迅先生已描写出农民的典型‘阿Q’, 今日的典型女性, 却还没有那一位作家像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雕刻出林黛玉以外的一个典型。” (43) 从女性读者的反应批评可见阅读经验的双重性或曰分离结构, 而多数男性视角的新文学书写要么隐藏了这个结构, 要么有意地展览与呈现两性经验的断裂。
另一方面, 女作家笔下的女读者则呈现出更为主动、积极的面向, 如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之一) 》描写革命者若泉和朋友子彬、美琳夫妇在人生选择上的离合。小说中出现的这对伴侣正对应着“男作者与女读者”的关系。子彬是一个“为一部分少年读者所爱戴的颇有一点名望的作家”, 他的爱人美琳就是他的忠实读者, “对于他的作品有着极端的爱好”, “她爱子彬, 她喜欢子彬的每一篇作品, 每篇里面她都找得到一些顶美丽的句子和雅隽的风格。她佩服他的才分”。然而当外在的普罗革命撼动着三人友情以及这个小家庭表象的完美时, 子彬却仍封闭在以文学为业的桎梏中, 拒绝与现实发生联系, 只因害怕许久未有新作, 会被无情的读者淡忘, 从文学市场的循环链条中掉下队去, 而在深夜鼓舞自己“硬写”:
他赌气似地要这末挨着, 要在这夜写出一篇惊人的作品来。他屈指算, 若是《创作》月报还延期半月, 简直有两个月他没有与读者见面, 而《流星》月刊他仿佛记得也没有什么稿子存在那里了。读者们太善忘了, 批评者们也是万分苛刻的。他很伤心这点, 为什么这些人不能给有天才的人以一种并不过分的优容呢?不过他只好刻苦下去, 怕别人误会他的创作力的贫弱。他是能干的, 他写了不少, 而且总比别人好, 至少他自己相信, 终有一天, 他的伟大的作品, 将震惊这一时的文坛。 (44)
读者是子彬的压力, 也是子彬的动力。这种张力的变换平衡, 牵制着作家的创作。在子彬的塑造上, 丁玲部分地投射了好友沈从文的影子。当新文学形成了自足的场域, 读者的回应与反馈也反作用于新文学, 使其生产、消费与传播形成封闭的循环。但在某种重复中, 读者对新文学的伤害在发生———雷同的生产、抄袭的纠纷, 消解了文学意义的娱乐消费……在出版、商业等制度性前提的保证下, 新文学成为一门“生意”, 其生产、消费、回馈以及再生产的循环被商业逻辑提速, 然而其内在的创造力也被商业逻辑所消耗, 变得空洞化、泡沫化。事实上, 当文学的再生产只是在跟随读者口味, 而非引领读者思想, 自足的状态制造了一种虚假繁荣的表象, 意味着自我更新的动力缺失, 背后正蕴含着自我消耗、自我吞噬的危机。当作者、读者无法跳出自我所属阶层的限制, 经验的匮乏、雷同, 场域的封闭、循环, 必然导致阅读和写作都陷入一种尴尬的“硬写”“硬读”的重复消费中去。在茅盾的观察中, “生活”的偏枯, “结果是文学的偏枯” (45) 。如何调适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打破封闭, 重新赋予新文学新的活力与生机, 也是这个场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年轻的作者一代看来, 这种接力式的循环, 却可以从文学外部打破, 他们试图另寻出路, 将蕴含巨大社会潜能的青年读者引领至文学之外的场域空间。事实上, 外在于文学的现实政治, 也正挤迫身处其中的个人做出“哪里走”的抉择。当男作家子彬仍沉溺于文学内部的重复生产, 无望地将责任推卸给他的读者, 女读者美琳已完成了自我觉醒, 迈开脚步走出那个用文学之梦筑就的小家, 美琳再一次获得了启蒙, 但这觉醒的动力并非由文学内部的形式变革有能力赋予, 而是倚赖若泉指引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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