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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希腊时期神话和悲剧中的伦理观念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话中血缘伦理观念的萌芽。三代天父更替的神话和普遍存在的杀婴神话中, 父辈与子辈之间奉行的是弱肉强食和新老更替的自然法则, 主人公在血亲相杀过程中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以及对暴力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显示出血缘伦理意识的初步觉醒。第二个阶段是悲剧中血缘伦理观念与城邦伦理观念的冲突与并峙。绝大多数悲剧中的主人公, 在城邦伦理观念的冲击和挑战中, 选择对以乱伦禁忌和血亲相杀禁忌为核心的血缘伦理观念的坚守。第三个阶段是以悲剧《俄狄浦斯王》为代表的伦理观念的深化和成熟。俄狄浦斯对凶手的追查和自我惩罚, 显示了人类在自然法则限定下, 对血缘伦理和城邦伦理的信守, 成就了极限境遇下的伦理典范。
关键词：
古希腊神话; 血缘维系; 自然法则; 血缘伦理; 城邦伦理;
作者简介：杨丽娟,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古希腊文学研究。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古希腊神话中的生态意识研究” (11BWW052) ;
Ethical Concepts in Ancient Greek Mythology and Tragedy
Yang Lij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thics of ancient Greek mythology and tragedy roughly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first stage is the ger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blood ethics in mythology. In the myths of the replacement of father and son and the universal infanticide myths, the father and the children follow the law of jungle and succession of the new to the old. The protagonist's inner fear and uneasiness in the process of blood killing and the negative evaluation of violent behavior shows the initial awakening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kinship ethics. The second stage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ncept of blood ethic and the concept of the city. The protagonists of most tragedies, under the impact and challenge of the city-state ethics, choose to hold on to the kinship ethics which is centered on the taboo of incest and killing relatives. The third stage is the deepening and maturity of the ethical concepts represented by the king Oedipus. In Oedipus the King, Oedipus' s pursuit of the killer and self-punishment abides by both the kinship ethics and the city-state ethics, achieves an ethical model under the extreme condition of ethical environment.
Keyword：
Greek mythology; sustaining way of blood; law of jungle; the kinship ethics; the city-state ethics;
关于古希腊神话与悲剧的伦理学研究, 此前已有较多成果, 学者们就此问题展开的探讨丰富而复杂, 常常围绕不同的核心概念展开。例如, 海伦·诺斯非常著名的两部著作《适度:古希腊文学中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约束》和《从神话到圣像:关于文学和艺术中古希腊伦理信条的反思》围绕“适度” (sōphron) 问题, 勾勒出古希腊伦理观念 (Greek ethics) 的立体图景。其中, 第二部著作从神话传统、政治、教育和雄辩术等方面研究了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关于“适度”的美德, 介绍了古希腊神话中那些秉持“适度”原则的男女主人公和富于哲学意味的神话, 以及对于“过度” (hybris) 的惩罚。 (1) 道格拉斯·凯恩斯对古希腊文学中伦理观念的探讨则围绕羞耻心 (Aidos) 这一复杂的道德概念展开 (2) 。休·劳埃德·琼斯围绕对宙斯和普罗米修斯形象的详细分析, 揭示出柏拉图之前古希腊伦理思想中缺少意志 (will) 、责任 (duty) 和义务 (obligation) 等概念的原因, 并提及至今仍有学者信奉荷马完全缺乏公正和道德观念的观点 (3) 。尼古拉斯·史密斯则指出, 古希腊时期的伦理观念不像当代那样强调对行为的判断, 而是对那些使一个人成为好人或优秀的人的品质更感兴趣, 他围绕崇高 (Arete) 、幸福 (eudaimonia) 、卓越 (excellence) 、正义 (justice) 、美德 (virtue) 等概念探讨了古希腊伦理观念的起源 (4) 。
以上这些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既显示出这一领域已有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也显示出文学伦理学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正如聂珍钊教授在专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所指出的那样, 文学伦理学研究方法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 缺少明确的方法论, 致使伦理批评仍然是一个与哲学批评和政治批评结合在一起的广义的概念。 (5) 聂珍钊教授正是在此前提下开展了自己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建构, 将“伦理”概念界定为“社会体系以及人与社会和人之间客观存在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7) , 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 进入文学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 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 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 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 用伦理的观点对人物、事件、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 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评价”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7) 。相对于既有文学伦理学研究, 聂珍钊教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界定和阐释更加符合文学研究的学科定位和实践需要。
对古希腊时期血缘伦理观念的探讨在人类学关于禁忌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就, 如弗雷泽的《金枝》《图腾信仰》《图腾信仰与异族通婚》以及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 等等, 但这些作品因其宏观性而未能将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中的血缘伦理观念作为详述的对象。与宏观研究不同的具体文本分析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如聂珍钊教授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的解读, 包括“斯芬克斯因子”概念的提出和阐释, 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就古希腊时期的神话和悲剧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来说,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梳理、总结从神话时代到古典时期 (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初) 伦理观念的发展、巩固和冲突, 展现神话和悲剧主人公所面临的伦理环境和他们所做出的伦理选择 (6) , 揭示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中自然法则、血缘伦理和城邦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在理论应用方面, 刘建军教授在其“维系方式”理论中提出的“血缘维系” (7) 概念, 为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中伦理观念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从一般意义上说, 在古希腊神话产生、流传直到演化为古典悲剧的过程中, 古希腊社会一直处于血缘维系之下。在此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 血缘是维系神与神、神与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纽带, 血缘关系是伦理关系的根本。赫西俄德的《神谱》 (Θεογονία) 呈现了诸神的血缘谱系, 宙斯是“天父”或“神人之父”, 众缪斯吟唱的对象是令人敬畏的诸神一族, “他们是大地女神该娅和广袤的天神乌拉诺斯最初生下的神明” (赫西俄德17) 。此外, 神与凡人结合生育的英雄也纳入同一血缘谱系之中, 最为著名的是阿伽门农所属的阿特柔斯家族、俄狄浦斯所属的忒拜王族和以雅典创建者刻克洛普斯为家长的雅典王族。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禁止血亲相杀和乱伦为核心内容的血缘伦理观念逐渐形成, 既规束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也抵御后起城邦伦理所奉行的集体观念, 强力作用于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实践, 成为血缘维系下古希腊社会最根本的伦理观念。
一
在血缘维系社会的早期阶段, 并没有明确的伦理观念, 以三代天父更替的故事为代表的神话较为明确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古希腊人伦理观念所达到的程度。学界以往对三代天父更替神话的研究, 主要强调乌拉诺斯、克洛诺斯所代表的老辈神与宙斯所代表的新神之间的关系, 强调在新神取代旧神的过程中新的社会秩序的建构, 对其中所传递的伦理观念关注不多。
在以赫西俄德《神谱》中三代天父更替故事为代表的古希腊神话中, 血亲乱伦的现象普遍存在, 诸神一族本身就是母子、兄妹、父女结合繁育的产物。血亲相杀尚未成为伦理禁忌, 杀婴 (8) 、弃婴以及弑父的现象大量存在。提坦神一出生就受到他们父亲乌拉诺斯的憎恨, 他“把他们全部雪藏” (赫西俄德29) , 克洛诺斯也在自己的儿女出生时, “将他们吞下” (赫西俄德47) , 父辈与子辈之间呈现出以弱肉强食为法则的新老更替现象, 血亲内部代际之间的关系显得残酷无情。究其原因, 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方面, 生命由弱到强再由盛而衰的自然规律, 决定子辈终将取代父辈。人类在婴儿时期最为脆弱, 命运完全掌握在父母手里;长成青年的个体强壮有力, 可以独立确立自己的地位;一旦年老力衰, 又将丧失对自身生命的主宰能力。这一过程的必然性, 通常以神谕或命运神秘而不可抗拒的特点表现出来, 但个体并不会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正值盛年的父亲力图在孩子幼小时剥夺其生存权力, 以绝后患;孩子一旦存活下来, 总是在成年后战胜不复当年之勇的父亲, 取而代之。另一方面, 原始人杀婴或弑父行为折射出当时艰难的生存现实。当人们必须全力应对艰难的生存条件和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力时, 强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发挥着根本的作用, 这一点与动物无异。因此, “弑死非生产的成员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责任, 既然他们处在这样的条件下, 所以他们不得已弑死多余的孩子和精疲力尽的老人” (普列汉诺夫86) 。
早期希腊神话中三代天父更替的过程虽然体现了弱肉强食和新老更替的自然法则, 但对暴力和血亲相杀的否定已经较为明显, 血缘伦理意识已经初步觉醒。乌拉诺斯将子女们投进了阴暗的塔尔塔罗斯, 该娅对此感到非常痛苦, 她“设下一个狡黠而歹毒的圈套” (赫西俄德25) , 鼓动她的孩子们, “就让我们来使一个父亲的恶行遭到报应吧, 因为他是无耻行径的始作俑者” (赫西俄德25) 。该娅所说的“无耻行径”指的应是“雪藏孩子”, 这应是最早的血亲相残的行为, 在此已通过该娅之口予以批判。当所有人都为此计划感到恐惧时, “强悍而狡黠的克洛诺斯壮着胆子” (赫西俄德27) 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保证我能承担此任, 对这样一个恶名远扬的父亲, 我毫不顾惜, 既然他是无耻行径的始作俑者” (赫西俄德27) 。克洛诺斯再次强调了乌拉诺斯是“无耻行径的始作俑者”, 作为自己阉割父亲的理由。即便有乌拉诺斯铲除儿女在先, 该娅的计划仍然被称为“狡黠而歹毒的圈套”, 克洛诺斯阉割父亲的行为也被说成是做下了“可怕的事”, 作品对血亲相杀表现出否定的态度。在克洛诺斯与宙斯的争斗中, 神话文本同样对他们使用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用来形容天父的形容词, 宙斯是“铁石心肠的儿子” (赫西俄德47) , 克洛诺斯是“刚愎自用的家伙” (赫西俄德47) , 他“以下犯上, 不久将会遭到惩罚” (赫西俄德29) 。神话中对弑父行为的惩罚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强壮有力的青年人无情对待衰败孱弱的老年人的方式, 总是在若干年后返归自身, 无人可以逃过幼年、青年、老年这一最根本的生命定律;另一方面是弑亲者内心所遭受的恐惧和不安的折磨。
这种对弱肉强食和新老更替的自然法则予以反思和否定的血缘伦理观念, 同时带有母系血缘向父系血缘转变的特征。在三代天父更替的斗争中, 母亲角色发挥着奇特的作用, 她们联合儿子抵抗当前居于家长地位的父亲。该娅首先与儿子克洛诺斯合谋阉割并推翻了乌拉诺斯, 又帮助瑞娅对付狡黠的克洛诺斯, 使宙斯得以存活下来。后来, 当宙斯将提坦逐出天空时, 该娅与塔尔塔罗斯交媾生下幼子提丰, “如若神人之父未迅速洞察, 提丰将统治会死者与不朽者” (赫西俄德71) 。该娅的行为虽然撼动了一代又一代天父的地位, 取代父亲的儿子代表的仍然是父亲的血缘系统, 代际更替推翻的是个体的父亲, 整体上仍是父系血统的统治地位。单个的父亲被推翻, 总体上的男性秩序、父权中心却逐渐稳固。“这种宏观上的崇父意识的形成, 导致具体的弑父行为必然与罪恶感、恐怖感及相应的惩罚交织在一起” (林文钦51—55) 。可以说, 父权制是确立弑父禁忌伦理观念的根本原因, 对娶母行为的禁忌同样是维护父权秩序的辅助手段, 因为娶母本质上意味着对父亲的取代。所以, “对父亲的反叛也就是对生物学上得到合理证明的权威的反叛, 杀害了父亲也就破坏了保存着集体生命的秩序, 反抗者对整个集体因而也对他们自己犯下了罪” (马尔库塞4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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