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社会观念的不断进步，女性在电影界的地位和角色逐渐得到重视。女性电影作为反映女性生活和情感的重要载体，为观众提供了深入了解女性形象和自我觉醒的平台。在“她经济”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电影的发展呈现井喷之势，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关注女性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并尝试呈现更真实、更丰富的女性形象，这些角色形象往往具有独立的思想、情感与行为能力，打破了以往电影中刻板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实现。
关键词：女性电影,女性,人物形象建构,自我觉醒
一、女性电影的概念分析
女性电影从诞生开始定义就很多，也伴随着一些争议。女性电影这一术语是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而产生的概念，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在讲述女性电影的定义，以及它在社会中的意义时表示，总体而言，女性电影代表着女性看世界的方式，是区别于男性视角的表达，让在男性主导的电影叙事中常被边缘化或忽视的女性情感，内心困惑，失语困顿等层面，逐步获得展现与重视。
（一）女性电影概念的出现和界定
女性电影的概念来自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好莱坞，最早使用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哈斯克在《从敬畏到强*：电影中的女性塑造》一书中首次用“女性电影”命名这类影片。[1]这一术语在使用之初带有戏谑之意，后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电影”这一名词已褪去了其讽刺之意，而成为电影中一个重要的类型范畴。“女性电影”这一概念，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女性导演的作品或仅以女性角色为核心的故事，其更为深刻和全面的定义在于创作主体需由女性来主导，它强调的是一种从女性独特视角出发的电影创作方式，影片要带有鲜明的女性意识。而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很难做到主创人员都是女性，所以,对电影而言，以女性导演的、表现女性为主的、主题是关涉女性生存体验，显示女性的真实存在和觉醒的作品，都可以算作是女性电影。[2]
（二）女性电影中的女性意识表达
伴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女性电影与时代同行并不断觉醒。女性意识绕不开哲学命题的终极三问，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首先，女性思考“我是谁”时应摒弃传统男权思维，以女性为主体，从女性视角出发，重新审视自我价值，体现出女性内在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气质，在明确“我是谁”的基础上，从而解决“我从哪里来”和“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尊重生物学路径和社会学路径导致的性别差异，追寻意义深处，做可能成为的自己，从而获取人生价值。2019年由滕丛丛指导、姚晨主演的《送我上青云》作为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现实题材的女性主义电影，从女性世界的角度讲述女性的意识觉醒形态，探讨新时期中国女性电影中女性意识的表达与发展，凭借对女性真实生存境遇的展现，增强了观众对女性在社会中处境的理解。[3]
二、女性电影与时代的关系
时代背景和社会变迁对女性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女性电影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现象和女性意识。电影诞生伊始，男性就拥有着绝对的控制权，作为主体存在，而女性则是作为被凝视和被掌控的客体角色出现，并且这些女性形象几乎是被标签化的：隐忍付出的妻子、无私奉献的母亲、再者是纯洁的贞女、红颜祸水等等围绕男性、服务于男性的角色，失去了自我价值，很少有拥有自主意识的独立个体的形象，正如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一书中提出了电影镜头代表的是”男性凝视的目光”，揭示了当时电影主流环境中的电影叙述机制。通过观察女性电影的发展历程，研究当代女性电影，我们可以深入思考不同时代的社会现象和女性意识的发展变化，当代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和权力问题以及如何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一）女性电影与社会权力的关系
女性电影诞生于女权运动，女性电影不仅反映了社会权力结构中女性的地位和处境，同时也呈现女性的力量和成长，挑战和改变着传统的社会权力模式。首先，女性电影揭示了社会权力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例如，在《隐藏人物》中，一群默默为NASA火箭事业做出贡献的女性黑人群体面临着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挑战。尽管她们具备出色的能力，但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尊重和机会。这种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体现了社会权力结构中的深层次偏见和不平等。
其次，女性电影中的女主角往往具有强烈的个性和自我意识，例如，《妇女参政论者》中的女主角玛德·沃茨原本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被压迫者，但随着故事的展开，她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价值，并成为推动女性选举权运动的积极力量。这种自我意识和行动不仅改变了女主角自己的命运，也为其他女性争取权益树立了榜样。
这些电影都以现实生活为素材，将重点聚焦于女性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而揭示在父权制社会体系下，大多数女性所遭遇的不公，反映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均衡等方面，颠覆往常被物化、被窥视的完美女性形象，荧幕上的女性角色不再是光鲜迷人吉祥物、性感小猫，而是逐渐转化为和男性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公民。
（二）时代语境下的女性形象
早期电影中，女性形象往往是柔弱、依赖男性的形象，充分体现出当时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的现实状况。以国产电影中女性形象为例，可以在发现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女性开始觉醒，女性的社会角色也悄然发生变化，开始逐渐形成了“男性化”女性电影形象，《红色娘子军》讲述了吴琼花从一个命运悲惨的奴隶成长为红色娘子军的传奇故事。旧时代的女性获得了新生，并逐步成长为女英雄，这是那个时代的电影固定模式，体现出当时重要的泛英雄主义女性形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得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女性电影市场也随之向前，更加开放包容。1987年，黄蜀芹执导的剧情片《人·鬼·情》，以裴艳玲的真实人生轨迹为灵感源泉，精心创作了一部影视作品，其中，裴艳玲亲自披挂上阵，饰演女主秋芸，一位在戏曲艺术领域内不懈追求、终获辉煌成就的女性形象，她的故事不仅是对个人奋斗历程的颂扬，也是对戏曲艺术传承与创新的致敬。同时也揭示了当下那一时期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女性在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时所面临的挑战，八十年代的女性电影多为传统妇女形象，女性身份较单一且多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女性的自我觉醒意识没有比较清晰的体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主义的影响让电影艺术进一步彰显出男权主义语境下的女性形象。《菊豆》中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四太太颂莲，这些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充满“欲望的诱惑”，展现出对女性荧幕形象的“被消费化”。
新世纪时期，越来越多的女性导演开始在电影界崭露头角，她们站在女性的立场进行创作，以女性内心的精神世界出发审视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权力结构，为电影界带来了更加多样化和丰富化的声音和视角，比如滕丛丛的《送我上青云》、邵艺辉的《爱情神话》、殷若昕的《我的姐姐》等都呈现出女性丰富多元的生活状态。
三、女性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建构
女性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建构通常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反映了女性在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多重身份和角色，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女性电影都应该注重呈现女性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经历，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权力结构，为观众呈现更加真实、丰富、多样的女性形象和故事。同时，女性电影也应该关注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以电影为媒介推动社会对女性的关注和认可。
（一）女性形象的重塑
女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重塑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它反映了当代社会对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关注和追求。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艺术观念的革新，国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逐渐摆脱了传统框架的束缚，展现出多元化与复杂性。影片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不再拘泥于过往的单一模式，而是勇于挑战男权社会中的固有偏见与价值体系，呈现出一种对平等与尊重的深切呼唤。也激励着越来越多的电影创作者将镜头聚焦于女性议题，深入探索女性的内心世界、社会关系以及两性、母女等多重维度下的情感纠葛与身份认同。因此，一系列触及女性生活真谛、探讨性别平等与社会进步的影视作品相继问世，邵艺辉导演的《爱情神话》对影片中三位个性鲜明的中年女性形象的塑造，跳出了传统女性形象塑造的刻板印象。老白前妻蓓蓓一句“我不过是犯了所有男人都犯的错误而已”，让观众知道了老白离婚的原因，跳脱出大家的惯性思维，觉得离婚通常都是男人出轨犯了错，让鲜活、生动、脱俗的现代女性群像跃然银屏之上，[4]这种倒错式的换置打破了观众对影视剧中“前妻”形象的刻板印象，三个女人用“剩菜”“大锅饭”等隐喻调侃与老白的关系时，大胆的性暗示颠倒性地把老白置于欲望对象的位置上，而她们则在调侃的嬉笑中享受着自由和主动的快感。这样的颠覆手法既是影片喜感的来源，也是影片立场的一种表达，打破刻板印象，让女人夺回自己的主体性。
在《送我上青云》中，对男性凝视进行了大胆的反击，盛男手中不停拍摄的相机，将镜头对住摄像头，反过来对外界进行凝视。影片中盛男因李总“衣食父母”被激怒，怒撕合同，并将其比喻成希*勒，讽刺“那方面”有问题，突破了常态社会中“被看”的形象，以女性主体的身份去“看”，这种反凝视的视角是对男权规制下的反叛与超越，剧中对女性情欲进行了更为大胆的书写,表达更加露骨,不加掩饰地刻画出女性对男性的欲望,抛弃性的羞耻、污名化和神秘感,将欲望的追求和满足视作女性的合法权利。[5]剧中刘光明和四毛对盛男求欢的拒绝，也反映了现实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与歧视，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大胆地自荐，男人便躲开，他坚持要征服。”[6]这两部影片的创作者均围绕女性生命体验这一核心主题，深入挖掘刻画了不同身份背景、年龄阶段以及性格特质下女性所经历的独有生命轨迹与情感世界。通过镜头语言，展现了女性在不同生活阶段所面临的挑战、成长与蜕变。
（二）女性成长与自我觉醒
在雪瑞·霍尔曼执导的《沙漠之花》中，女主华丽斯从被迫接受女性割礼的经历，到为了逃离包办婚姻而前往摩加迪沙的决定，再到她在英国成为一名模特的成功经历，华丽斯的人生几乎是索马里当代历史的一个缩影。通过华莉丝的生命旅程，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潜力，以及她们在面对挑战时如何蜕变和崛起。《沙漠之花》不仅是一个关于压迫和挣扎的叙事，更是一个典型例证，展现了女性如何从深深的困境中，通过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智慧，逐渐崛起为社会的领导者和改革者。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其打破传统社会施加给女性的固有枷锁，向传统的男权社会宣战，以与男性同等的处事方式行事。无论是处于何种境遇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对自我意识的觉醒，都要从掌控自己开始，不能沦为男性的附庸，而是成为独立的个体，不从属于母亲、妻子的身份，仅仅作为“人”而生活。女性意识并不是完全脱离于社会，与男性坚决斗争的反叛意识，而是在对自己有清醒认知的前提下，明确自己的选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而不依附于任何人存在。
四、结语
本文通过剖析女性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建构及其自我觉醒的意识，揭示出尽管男权话语体系长久以来根深蒂固，但已显现出逐渐松动与瓦解的迹象。预示着性别平等观念的逐步渗透与影响力的增强，女性角色在电影中的呈现方式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她们的形象更加立体、多元，并开始积极寻求自我表达与身份认同，从而对传统的男权话语体系构成了挑战与反思。从历史角度来看，女性电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早期的好莱坞电影到现代的女性题材电影，女性意识正在苏醒与张扬，女性群体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发声空间与机会，女性形象和女性视角在电影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女性在各个领域中的地位和角色也在不断变化，通过呈现女性在不同领域中的经历和挑战，展示女性的能力和价值。未来女性电影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潜力，而女性导演们在创作时更是在新的消费文化中打造出一片属于女性的文化空间，让更多的女性能够通过影视作品来唤醒自我意识的觉醒。
参考文献：
[1]秦喜清.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实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
[2]应宇力.女性电影史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张丹.抵达内心的彼岸:《送我上青云》中“80后”女文青的浮世漂流[J].电影新作,2020(4).
[4]康延智.颠覆性抑或展演性:《送我上青云》的女性话语权力探索[J].电影评介,2022(06):14-17.
[5]导演邵艺辉独家解读:《爱情神话》有哪些打开方式[EB/OL].(2021－12－30)[2022－03－21].
[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文章出自SCI论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unwensci.com/yishulunwen/8118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