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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洱海地区白族调腔音特性与地域生活环境的关联性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4-11-18 13:43:42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摘要:流传于“苍山-洱海”相间的白族调是当地族群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中重要的交流语言,而在其音乐结构中蕴含的腔音特性,显示了该族群长期受该地区特殊的地域生活环境影响的结果,也展现了族群文化与地域之间的深刻关系。本文旨在通过深入研究环洱海地区白族调中的腔音特性,探讨其与地域生活环境的关联性。研究发现,白族调的腔音特性与洱海地区的自然环境、民族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白族民歌中独特的音乐风格,使其成为白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白族调,腔音特性,地域生活环境
 
  引言
 
  大理白族民歌有山歌、小调、叙事歌和白族汉调等多种民歌体裁,其中最以山歌体裁的民歌-一白族调最为出众,不仅在白族地区流传广泛,而且其独具特色的音乐形式和歌词格律也相别于其他民歌,形成自己独有的音乐特色,它是基于白族方言演唱的一种白族民间音乐艺术形式。大理白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民间歌唱活动渗透到白族人民的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白族调的题材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白族历史、民间传说、地理环境和爱情劳动生活等,其中以歌唱爱情和劳动题材类的民歌最多,并多在户外场合一一田间、山野演唱。

       因受环境和方言等因素的影响,大理各地白族调在音乐形态方面差异较大,可分为环洱海地区白族调、洱源西山地区白族调和剑川白族调等几大类。流行于大理市及双廊、江尾、喜州、湾桥、城邑、七里桥、下关、凤仪等洱海沿岸乡镇的白族调,多以男女腔对唱或女腔独唱为主要的歌唱形式。白族调的产生来源于生活,环洱海地区白族调还因人们居住生活环境和劳作环境的不同,可分为大理山野白族调、田园坝子白族调和洱海打鱼白族调,在不同劳动环境和地点演唱时,会出现音高、时值等音乐元素的改变和歌唱技巧的转换,以上因素的变化形成了丰富的音乐表现形式,即同一首歌在同一个人的嘴里唱出,因其演唱环境的差异,其所表现的音乐形式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动,其中蕴含的腔音特性的变动,使环洱海地区的白族调在不同劳作环境下产生的音响也形态各异。因受相关因素的限制,本文初步探讨环洱海地区一带大理山野白族调和田园坝子白族调音乐中腔音特性在不同生活劳作环境影响下呈现的差异性,从民族音乐学的视角结合大理白族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环境进行两者关联性的探究。
 
  一、环洱海地区白族调“原生语境”分析
 
       在环洱海一带地区,白族调作为一种白族本民族特有的音乐形式,与当地的生活、劳作、宗教信仰、民俗活动、地理自然环境等密切相连。在这种原生语境下,白族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交流的载体。因此,先了解白族调,应先对白族调生存的原生语境进行解读,笔者从大理环洱海一带白族调生存的外部文化结构部分--自然地理环境和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两方面进行相对应的分析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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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然地理环境
 
  白族调来源于生活,其音乐形式和歌词内容多受所处的地理自然环境的影响。在普遍流传于大理环洱海一带的白族调《大理坝子好风光》歌词中就这样描述:“大理坝子好风光,苍山雪映洱海月,风吹千帆轻啊嘿……十八溪水清又清,风花雪月无限好,山歌动人心”。在第一段歌词中描述了洱海西边一带独特的自然环境:苍山、洱海和平原坝区,大致描述了洱海沿岸地区白族人民的地域生活环境。环洱海沿岸的大理市及双廊、江尾、喜州、湾桥、城邑、七里桥、下关、凤仪等乡镇处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部,东南西北分别于宾川、祥云、巍山、弥渡、漾濞、洱源、鹤庆等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县区相连。大理市地处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交界处,是一个依山傍水的高原盆地,地势从西北到东南,由高到低。地貌情况复杂,主要有山地、坝区和水域三种地形组成,其中山地居多占70%,水域和坝区各占15%左右。[1]从北向南俯瞰大理地形图,三种地形的特点都是南北狭长、东西宅短,狭长的洱海则向一条中轴线将大理一分为二,从左至右分别由:点苍山-平原坝区-洱海盆地-山地组成。洱海以西,是位于洱海西岸和苍山山地之间的田园坝区;洱海以东,是洱海东岸以打鱼为生的村落,洱海两岸均为白族居住。
 
  (二)社会历史文化环境
 
  白族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早在商周时期便创造了璀璨的青铜文化,而且已经过着农耕和渔猎的社会生活。在白族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尤其以汉文化为主,在古籍文献中便有记载白族:“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公元800年,南诏国遣唐使前往唐朝首都进奉大型歌舞音乐《南诏奉圣乐》,其中所使用的近40余种乐器,均为唐代宫廷最常使用乐器;还吸收了唐代乐舞以及其他中原传统文化在其中;其中还夹杂着西南少数民族打击乐与宫廷音乐融为一体。可知在与中原唐王朝对峙的西南南诏国时期,白族地区就已经善于接受和使用汉文化和周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并形成独具魅力的南诏歌舞音乐[2]。白族民间传唱的白族调中,有不少歌曲与原始的生产环境和宗教信仰密切相连,包括日常劳作中的各种农业生产活动和民俗活动,具有极大的社会依附性和社会封闭性。在洱海沿岸地区一带的主要传统活动分为四大类:贸易盛会、农事活动、歌舞活动和宗教活动[3],以上四种传统民俗中具有代表性的活动以“三月街”“栽秧会”“绕三灵”“本主节”相对应。白族调深深扎根于当地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依附于人的活动轨迹生存在白族民俗中,它们是白族人民在洱海沿岸地区生产生活、宗教仪式、节日庆典等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们日常交往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媒介。
 
  因此,对环洱海地区白族调所生存的原生语境的阐述,是理解白族调音乐文化内涵和价值的重要窗口。通过深入研究和探讨其所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环洱海地区白族调音乐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并对与之相关联因素的掌握,对解读其音乐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二、环洱海地区白族调的腔音特性分析
 
  白族调因其流传地区广泛,加之各地白语方言区的不同,所以各地白族调在音乐形态方面各有差异,并且白族调因其篇幅的长短分为长篇的叙事长歌和篇幅短小的短歌[4]。笔者结合自身的田野调查和以往白族调查研究成果,发现在白族地区日常民俗活动中,短歌出现的频率是最多的,也是白族民歌中的主体,是男女老少触景生情时的即兴演唱,是一种纯粹抒发内心情感的歌唱艺术。所以本章将研究对象聚焦在环洱海地区篇幅短小类的白族调,着重分析其共性的音乐形态特点和在不同劳作环境下所唱白族调腔音特性变化的个性特征。
 
  (一)环洱海地区白族调的音乐形态特点
 
  环洱海地区白族调多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出现,可分为男腔、女腔,歌曲开头多以女腔出现做曲头(如:几秋勒依资阿依依嘿哟)的演唱,以此达到起韵的目的。在女腔演唱中多以固定的衬腔做曲头再加三个乐句成一段处理,第一句和第三句分别停留在la、do上面做较长时值的颤音处理,形成白族民歌独特的色彩功能。男腔由四个连续的乐句构成。男女对唱的连接常采用同调和转调两种形式,其中转调为异宫同住的转调,其中女腔演唱部分为A宫,转为男腔则为A徵,两部分虽主音均为A音,但在调性上面却形成鲜明的对比。
 
  蒲亨强曾指出在中国各地民族民歌音乐结构上都存在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基础结构”,并在本民族音乐作品中都处于音乐结构的核心部分,是该群体音乐中重复率最高的歌腔,并将这种位于原生态民歌音乐作品中的基础结构称之为“核腔”,并进一步对其进行详细的解释:在原生态民歌音乐结构中,由三个左右的音构成的具有典型性的核心歌腔。[5]笔者在对环洱海地区白族民歌作品进行分析时,发现在该地区的白族调民歌音乐中就存在符合蒲亨强所定义的“核腔”这一音乐基础结构,并且在民间普遍的白族调演唱或对唱中大部分的曲调都围绕着“do-sol-la”三个基本音级进行即兴演唱。以白族调《几秋勒》为例,以“do-sol-la”为主的三个基本音级是音乐结构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调式音级。旋律常以“do”音开始,呈现纯四、大三、大二度等走向,歌曲开头固定衬腔多以高音“do”开头向sol做跳进,再做连续向下的级进回到do形成固定的曲头,作为环洱海地区白族调的标志性音乐结构,具有地域性典型三音列特征[6]。在正词部分,旋律的属音和下中音围绕着主音做环绕,构成环洱海地区白族调民歌旋律的主要结构。无论女腔还是男腔部分,均以属音和下中音围绕着主音做环绕性的旋律发展,突出其调式特性。
 
  (二)环洱海地区白族调的腔音构成和特点
 
  在环洱海地区一带,在受居住环境和劳作环境的差异影响下,在白族调的演唱过程中常出现有意识的音乐元素的变化,这种音乐元素的改变不仅体现在音高、音强等上,而且其演唱方法的技巧上也会做相应的改变,并且形成了一种具有白族特色审美意义的形态特征。在当地根据演唱地点和情绪表达的不同,把白族调分为大理山野白族调、田园坝子白族调等。笔者借用杜亚雄和秦德详提出的“腔音”概念[7]对环洱海地区白族调演唱过程中音形态方面的改变做初步探讨。
 
  在对大理白族调传习所负责人董凤琴老师做田野专访时,董老师特意向我们说明大理山野白族调和田园坝子白族调的演唱过程中的音乐差异,并以环洱海地区白族调《几秋勒》做对比展示。
 
  田野访谈片段如下:①
 
  江:你能向我们展示一下大理的白族调是如何划分的呢?
 
  董:白族民歌非常的丰富,我说的主要突出这个调子——白族调,白族调的音乐风格主要分为:“苍山山野和坝子洱海两种风格”。然后对调子形式有两个人对唱、一个人唱和集体唱,其演唱形式有不同的。山野风格的题材形式的主要来源于人们忙于农活时产生和生活中一些情绪加入进去,山野风格的民歌的演唱场所是非常空旷的,特别是在山上,树底下演唱。演唱情景:在山上忙农活、割茅草的时候,我们得先回去,就会向另一头山峰的人吆喝一声提醒。常用的衬词就有“阿会会儿”,特别能显示其当时演唱的情绪和演唱地点的特色。
 
  江:你能详细说明下环洱海地区白族调中苍山山野风格和洱海坝区风格的不同吗?
 
  董:苍山的音乐风格就像是在“吆喝”一样(衬词的形象展示:阿会~会儿~会儿~),气息拖着比较长,声音要喊出来,因为在山上对唱的人在不同的山头,所以得把声音放出来,对面的人才能听得到。在坝区区域,对唱的人就比较近,所以演唱时运用的气息较短,音值也很短(衬词的形象展示:阿会儿,诶,阿会儿)。
 
  在对董凤琴老师的访谈中录制的《几秋勒》做分析时,董老师口中所说的音乐风格的变化具体体现在音的过程中音高的滑进与波音状音高变化幅度、音色和力度的变化强弱方面。在山野环境劳作下演唱的白族调,其音高的滑进幅度较大,以波音状变化的音高时值较长,以造成音位的连续移动;在音色方面体现在直音和颤音的区别,直音与颤音的转换过程中,在演唱音时,先是发出时值较短的直音,然后转到时值较长带有人为颤动的颤音,如谱例1第27小节四分音符“mi”(#f1)音;力度变化方面的转换主要在歌曲结尾时的“扫尾”依托的衬腔中表现较大,此时演唱者有意识地从强到弱,进行连续性的声音处理,直至完全消散,在山林中的回声层层跌宕,传向另一座山头劳作的人以作提醒。与之相比,在田园坝区生活、劳作环境下演唱的白族调,其音高的滑进幅度较小,以波音状变化的音高时值较短,音的位置处于原位,不做变化;直音到颤音的转换中,直音时值普遍较长,颤音时值有所缩短;力度变化方面,体现在歌曲尾声中多次反复的“扫尾”,以强-弱多次进行,最后渐弱结束,以此增强风格特色,使歌曲的表现力较大地增强。环洱海地区两种不同劳作环境下演唱的白族调腔音特性的对比,显示出音高、音色、力度的改变往往与演唱者的演唱方法有关,演唱者有意识地控制音高滑进的幅度、音色的转换和力度的改变,以此来向外传达自己的情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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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域生活环境对白族调腔音特性的影响
 
  地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形成是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8]。白族调作为一种白族民间艺术表现形式,来源于生活,是白族人民生活情趣的一种具体体现,其音乐表现的内容刻画出了白族人民的生活风貌、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音乐中腔音的特性表达也被所生活的地域生活环境所影响。
 
  (一)自然环境对白族调腔音特性的影响
 
  环洱海地区白族调腔音特性的独特表达,首当其冲受当地人民劳作环境及劳作地点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大理白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据相关考古遗迹的发掘,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就已出现种植稻谷的痕迹,是云南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迹。大理市地处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交界处,是一个依山傍水的高原盆地,地貌情况复杂,山地、坝区和水域三种地形呈竖直的长体形状进行分布,人们依附于这片土地,共同开展农业、畜牧、狩猎等活动,在洱海边缘的坝区田地中进行稻谷、小麦等农作物的种植,在苍山等山野地区开展放牧和砍柴拉松毛等农业活动。据董凤琴老师介绍当地白族调的主要内容就来源于生活,人们在山野地区进行畜牧和砍柴等农活时,所处的场所是在非常空旷的山林中,特别是在山上向另一座山头的人对调子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相隔较远;而在坝区田地进行稻作农作物的栽种时,则相反。所以通过歌唱而形成音乐形式,也会有较大的差异,与此较为直观的是音高、音色和力度上的明显对比。因此,传统劳作中自然环境上的差异,是大理山野白族调和田园坝子白族调腔音特性上明显不同的根本原因。
 
  (二)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对白族调腔音特性的影响
 
  社会文化环境上的影响涉及白族的宗教信仰和日常民俗活动等,在以上活动中,白族调音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绕山林”作为大理白族民间集宗教、民俗和歌舞为一体的综合性节日习俗活动,音乐是其中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白族人民通过演唱白族调来交流情感、传递信息、娱乐身心。在其中特定的仪式活动和社交上的需求等因素都约束着白族调的旋律走向和其他音乐元素变化的幅度,促使白族调腔音特性上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灵活性的变化。大理白族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种民族文化融合、积淀,影响了白族人民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也间接地影响白族调的腔音特性。
 
  结语
 
  尽管现代化对于传统文化有所冲击,但一些传统的民俗力量仍然在起着作用,一些观念在生活中依旧具有生命力。也许只有当“传统”还没有被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视为“传统”的时候,传统才会发挥功用,文化的生命力是潜在的[9]。白族调作为民族音声景观依附于洱海独特地缘,作为传承数代的文化隐态符号潜移默化地融于当代价值观念之中,时至今日仍然处于蓬勃发展之中,本文通过对环洱海地区多个乡镇中现存的白族调与之相关联的腔音特性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音声本体与地域生态环境的共性互联。笔者认为白族调的腔音特性除了是历史语境下独特审美趋势的活态发展,更是白族人民丰盈精神面貌的有力彰显,同时也反映了族群生态与地理自然环境及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紧密联系,这种跨越学科及社群交流的深刻联系不仅体现在音乐风格与音乐事象的浅层表现上,同样也体现于白族人民文化传统及其生活方式的差异化之中。通过对白族调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白族人民的生活风貌、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白族音乐的独特魅力。然而,本文的研究只是初步的探索,更深一步的研究论述还需基于扎实的田野上进行完善。
 
  注释:
 
  ①于2023年6月11日,笔者在董凤琴家对其进行口述专访。
 
  ②演唱者:大理市民间艺人,记谱:江洋。
 
  参考文献
 
  [1]梁永佳.作为本土知识的仪式空间——以大理喜洲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2):14.
 
  [2]董锦汉.《南诏奉圣乐》与中原文化[J].中国音乐,1999,(02):26-27.
 
  [3]高丽.白族歌唱体系探究[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62-71.
 
  [4]伍国栋.白族音乐志[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49-51.
 
  [5]蒲亨强.论民歌的基础结构——核腔[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02):42-43.
 
  [6]王州,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73.
 
  [7]杜亚雄,秦德祥.“腔音”说[J].音乐研究,2004,(03):29-36.
 
  [8]黄凌飞,从空间弥漫到境心相印——云南怒江傈僳族“摆时”歌唱的“具地体现”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18,(06):11.
 
  [9]杨曦帆.文化的生命力——白族民间音乐传承个案研究[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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