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新四军的音乐活动作为中国*产党领导下的主要艺术阵地之一，在鼓舞军民士气、宣传抗日主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四军的音乐活动重视音乐内容的丰富性、音乐形式的多样性、音乐传播的时效性，同时也非常重视音乐文化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和提高。大量反映军事斗争、政策方针、生产生活和对外宣传的音乐作品，通过教学、演出、报刊等多种渠道传播，影响深远，对当今的爱国主义音乐活动等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新四军,音乐活动,传播
在抗日战争这场全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伟大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群体，他们的英勇事迹和抗战精神通过音乐载体一直传唱至今，如《琅琊山五壮士歌》，描写了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英勇阻击敌人的五位八路军战士；《歌唱二小放牛郎》，描写了王二小为了把敌人带进八路军的包围圈，献出了年幼的生命等。除了这些广为流传的歌曲之外，抗战时期各级报刊也对相关的音乐活动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作为华中地区抗战主要力量的新四军，其音乐活动具有广泛的时代特征，同时又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是研究抗战时期音乐活动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音乐活动的开展
文化艺术活动作为新四军的重要政治工作之一，在新四军成立之初就得到了确立。早在1938年新四军军部在岩寺成立之初，就通过吸收大量知识分子、文艺青年、发展专业艺术团体等措施积极开展思想文化宣传活动，其中，音乐活动的开展对鼓舞军民抗战并取得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专业音乐工作者
安徽新四军的音乐工作者主要有何士德、毛中玉、任光、沈亚威、涂克、章枚等。从来源来看：有从各地奔赴而来的专业音乐家，如曾在上海担任音乐教授的何士德，受命前往皖南担任新四军文化队队长，为新四军音乐人才的培养和音乐活动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曾留学法国的左翼音乐家任光，也毅然来到了皖南，除了教唱歌曲外，他还创作了很多革命歌曲。同时，也有后来新四军培养的音乐家，如著名军旅作曲家沈亚威、北京电影制片厂女作曲家苏民、《东进序曲》作曲顾宝璋、戏剧演员常竹铭等都是新四军文化队培养出来的高材生。
从所事的专业来看，除了专业音乐家外，还有从事其他专业而以音乐为“副业”的“业余”音乐工作者，如绘画组的涂克，在投身绘画工作的同时，积极学习音乐作曲理论，用他的画笔谱起了曲，先后创作了多首描写战斗和生活主题的歌曲，传唱深远；木刻家赖少其，创作了新四军在皖南时期专业水平最高的合唱曲《渡长江》的歌词，在他被敌人囚禁期间，因该作品在难友中的广泛传唱，使其获得了坚持到底的毅力。
（二）专业音乐团体
音乐活动是新四军的日常活动之一，是文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连队每天早晚都要唱歌，每个连队和每个伙食单位都有一个俱乐部，并设一个文化教员。”[1]为了能更好地胜任大型的声乐作品，新四军成立了一支由各连队音乐爱好者组成的战士业余合唱团，由文化队长何士德担任指导。在合唱团的学习中，团员们学会了指挥合唱的基本方法与有关的艺术知识，演唱了黄自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多声部的合唱作品，彻底改变了部队文艺战士不懂歌咏指挥技法的难题，为日后各基层连队开展歌咏活动提供了保障。
与此同时，在器乐方面的发展也有所突破。以菲律宾华侨沈尔七为代表的海外华侨积极回国投身抗战活动，除了捐赠大量生活物资以外，还捐赠了全套军乐队乐器，并帮助建立了新四军军乐队，丰富了新四军的文化活动。1939年11月12日，在皖南召开的新四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上，身着新四军军装的菲律宾华侨劳工联合“慰问团”铜管乐队正式亮相，当乐队开始演奏大家耳熟能详的《新四军军歌》时，全场气氛瞬间达到高潮。
（三）专业音乐作品
抗战时期，物质资源匮乏，一些专业乐器在根据地无法获得，因此，在音乐创作上，主要以歌曲为主。安徽新四军的歌曲创作，结合实际情况，挖掘群众身边的真人真事，就地取材；同时，吸收群众所喜爱的民间曲调加以利用。早期的革命歌曲主要是选曲填词，如为庆祝鄂豫皖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成立而创作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实际上是由民间器乐曲《八段锦》填词而成的，新四军的创作歌曲填补了这一空白。如1945年9月，音乐家任光来到了皖南，除了教唱歌曲外，他还创作了很多革命歌曲，如反映部队生活的《擦枪歌》、和钱俊瑞一起还写了《筑工事歌》和《反对投降歌》等。
从安徽新四军歌曲的创作题材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赞颂题材的歌曲，主要包括对党、军队和人民的赞颂，以及对祖国、家乡的赞美，如《保卫皖南》（何士德曲）等；第二，是战斗题材的歌曲，是新四军的战歌，包括描写战斗过程，抒发胜利喜悦等，如《父子岭上》（何士德曲）；第三，是日常生活题材的歌曲，主要有反映军民生活生产，抒发革命热情等，如《流浪者之哀歌》（毛中玉曲）；第四，是宣传教育题材的歌曲，主要有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方针、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等，如《新四军告别皖南民众歌》等。
二、音乐作品的创作
安徽新四军的音乐活动主要是围绕抗战进行的，是新四军抗战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创作出来的抗战歌曲鲜明地反映了根据地军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状态。其中有一些歌曲直接描绘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和战斗场景，表现了军民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品德，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和民族性，积极地推动了抗战的胜利。如何士德创作的《新四军军歌》，作为第一首新四军创作歌曲，凝聚了铁军精神，是新四军的“政治名片”，这类歌曲还有《反扫荡》《胜利归来》等。
（一）歌曲《反扫荡》
该曲创作于1940年春，由罗漠作词，经何士德谱曲后，发表在《抗敌报》上，表现了抗日军民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和威武壮烈的英雄气概，在反“扫荡”战斗中，有力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该曲为G大调，2/4拍，一开始，在节奏上以弱拍起，蓄势待发，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感；在旋律上，采用连续级进进行，鲜明有力的口号式旋律，表现了抗日将士的呐喊。曲中多次出现连续的前八后十六等节奏型，犹如战鼓一般，表现出坚定雄壮的气质，更加凸显了歌词。最后，歌曲在两次强有力的呐喊“反扫荡”中结束，不仅强调了歌曲的主题，也预示了抗战必将胜利的信心！
（二）歌曲《胜利归来》
该曲由何士德作词、作曲，原为一首单声部作品，后改写为一首混声合唱。该曲为G大调，4/4转2/4拍，歌曲开头旋律由主三和弦构成，稳定有力地突出了歌词“我们胜利了”，紧接着，旋律以上二度级进模仿的方式进行到上主音三和弦上，将欢庆胜利的激情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该曲首先由二声部合唱开始，在旋律进行上以级进为主、在音程结构上以三度对置为主，增强了坚定果敢的语气感。接下去的四部合唱，节奏加快，男女高声部依次唱出“我们胜利归来了”，并伴有男女低声部“啊”的衬托，旋律起伏错落有致，主三和弦和上主三和弦旋律交替出现，承上启下，将歌曲的开头和结尾连接起来，把歌曲推向高潮。
此外，还有一些歌曲表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等，表达了普通老百姓的心声、对敌人的痛恨、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新四军的感激之情，如涂克创作的《白菜心》，通过浅显易懂的歌词、朴实无华的旋律，阐述了老百姓“要当新四军……合作打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美好愿望，这类歌曲还有《流浪者之哀歌》《别了皖南》等。
（三）歌曲《流浪者之哀歌》
该曲创作于1938年，由毛中玉作词、作曲。该曲是作者在奔赴皖南投身抗战的途中，听闻家乡宁波沦陷的消息，而创作的一首二重唱形式的作品。该曲为降E大调，2/4拍，曲式为ABA三段体结构。A部分采用两个声部重唱的形式，两声部之间音程距离较短，主要以三度为主，节奏相同，旋律主题重复了一次，强调了思乡之情。B部分为单旋律，由属音经过附点节奏上行四度跳进，并到达全曲最高音—小组二组F，表达了悲哀和愤怒。接着，出现了变化音#G（升高的属音），破坏了旋律的稳定性，体现了“撕碎我的家乡”的破碎感。最后一个部分是对第一部分的再现，把思乡的情感基调转移到了对母亲和妹妹的思念。该曲系作者的个人真实经历，是作者内心情感的抒发，更容易引起共鸣。
（四）歌曲《别了，皖南》
该曲创作于1940年，由袁国平作词、任光作曲。该曲是一首蕴含悲愤色彩的进行曲，是与皖南人民的告别歌。歌曲为F宫六声调式，4/4拍，结构为“起承转合”四段体民歌，首先以一段号声作为前奏，营造了集结出征的气氛。接着，第一段主题明确、变化不大，交代了出征前的准备。第二段在第一段主题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旋律音阶下行至低音A，紧接着一个高八度大跳，声似呼喊、情系离愁。第三段旋律级进进行，节奏短促，富于口语化，似在诉说，形象生动。最后一段利用切分节奏的律动性将旋律猛然提高六度至主音小字二组F，达到辉煌的“胜利”，结尾处的主音同音反复强调了所要取得“目标”的决心。
三、音乐活动的传播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产党的领导下，新四军各部创办了大量报刊，宣传了党的抗战路线方针、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充分发挥了喉舌与号角的作用，为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安徽省为例，从1938年4月起，新四军就创办了60多种报刊，掀起了抗日根据地办报的高潮。其中以《抗敌报》《抗敌杂志》（新四军军部创办）；《拂晓报》（新四军四师创办）；《战斗报》（新四军七师创办）、《团结报》（苏皖第一地委创办）；《新路东报》（中共津浦路东区委创办）；《新民主报》（中共津浦路西区委创办）；《大江报》（中共皖江区委创办）；《淮南日报》（淮南区党委创办）等影响较大。
（一）政治工作宣传
通过歌咏、戏剧等音乐形式的宣传，把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政治路线等，同军事斗争思想结合在一起，在广大军民中广泛传播，调动他们抗战的积极性，从而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集纳出版社在1939年版的《新四军言论集》中刊载了邓*恢在欢迎上海民众慰劳团席上的报告——《新四军怎样做政治工作》，主要从政治工作的目的及重要性、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新四军对地方居民的政治工作等方面全面阐述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开展和成果。其中，在谈到怎样在部队中实现政治任务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中指出：“剧团活动除军服务团有一个剧团外，团、营也有剧团组织，表演与部队有关的戏剧和歌舞等。”[2]此外，在谈到进行民*工作时，强调要加强宣传工作，利用“歌剧宣传，如剧团表演，歌咏队唱歌给群众听，同时解释歌曲意义，编唱救亡的山歌小调等。”[3]
（二）军事战斗记录
这些报道的文章，除了真实地记录了新四军的英勇战斗之外，也记录了新四军利用歌曲、演唱等艺术形式参与到对敌斗争中，表现了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决主张和信念，鼓舞了广大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持续开展。
1939年2月10日《时论丛刊》刊登了邱东平的文章《东湾——日军据点的毁灭》，详细记录了新四军游击队伏击日军东湾据点的战斗经过，在紧张激烈的战斗间隙，我军分秒必争地利用日语喊话和歌唱：“有三个连的文化战士在火线的稍后方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小小的歌咏组，当这边的喊话停止之后，那边就开始这短短的歌唱”。[4]歌声与枪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幅炙热与豪情的英勇画卷，“歌声完全配合战斗的情调在进行着，是那样活跃、生动，然而非常严肃地摒除了民族的偏情，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革命的友谊送达这歌声”。战斗结束，游击队安然撤退，不给敌人任何追击的机会，显示了新四军游击战术的灵活与机动。[5]
（三）根据地文化建设
有关根据地音乐文化相关活动的报道，主要有：根据地民众用音乐形式拥护新四军、根据地的音乐文化教育、根据地军民歌咏运动等。
1940年8月7日，任重在《新华日报》刊登了《苏豫皖游击区的文化垦荒》，介绍了游击区是如何利用一切有用的形式进行抗战教育和艺术创作的，在谈到敌后文化运动中，还详细介绍了歌咏运动的情况：“雄壮的歌曲不大受群众与战士的欢迎，所欢迎的反汪小调，皖北的民谣……乡村的儿童都能唱至三个以上的歌谣，歌咏的力量使儿童融化在战争里面，某某敌人在萧县已占领了许多村庄，村里的儿童还是歌声四起。勇敢的儿童把敌人的武装偷了很多”。[6]由此可见，歌咏已经成为抗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在组织和动员民众的过程中，起到了文字、口号等形式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对敌政治宣传
在对敌进行宣传与反宣传的工作中，新四军特别重视对宣传方法和宣传技巧的运用，根据不同的宣传目标（日军或伪军）、不同的宣传环境（正面战或游击战）等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充分发挥各种宣传手段的优势，利用如歌曲、小调等音乐形式，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其士气；还有劝降敌军，使其投身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来；以及揭露敌人艺术宣传的阴谋等。
1939年5月15日，林植夫在《抗敌》杂志上发表了《论对敌宣传》，从对敌宣传的重要性、对敌宣传的可能性、宣传方法等方面详细阐明了对敌工作的意义和具体方法。其中，在关于“宣传品的内容形式和数量”中，列举了包括歌曲在内的各种宣传形式。在提到关于宣传的具体方法上，他指出：“当敌军驻扎某地，其力量为我们所不易消灭而须施以抗敌时，可于黑夜，以少数人摸到敌人宿营地近旁，顺蓍风势去喊口号，和唱瓦解敌军歌”。[7]以歌曲和口号为主的政治宣传方式，具有武装战斗没有的优势，在子弹无法穿透敌人的时刻，它们往往更容易渗透到敌人的心里。
四、音乐活动开展和传播的意义
抗战时期，由于新四军建立了各级学校、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等，使根据地的文化事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其中，从如雨后春笋般创作的歌曲和创办的报刊便可见一斑。随着其数量和质量不断地提升，特别是创作了更加专业的大型音乐作品，以及开设了跟音乐相关的文艺专栏等，有关音乐活动和报道的内容便更加丰富多彩。
这些有关音乐内容的文本不断地报道与传播，推动了抗战时期音乐艺术活动的宣传与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抗战力量，音乐艺术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对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精神、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信念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对新四军根据地的音乐活动的开展和音乐文化传播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从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和音乐文本内容的定位来看，其呈现了多重视角、承担了多重角色。
（一）促进了地方民间音乐的发展
如新四军军部所在的皖南地区，是徽文化的发源地，可谓人杰地灵。该地多为山区，同时也蕴藏了丰富的地方民间音乐文化，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未能广泛流传。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各类人才从各地涌入，为根据地地方民间音乐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通过传统民间音乐曲调的汲取与改编等，创作出了大量艺术性与革命性、专业性与群众性结合的音乐作品，并以各级报纸期刊为主要平台，进行广泛的传播与学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推动了音乐教育事业的进步
从前文有关音乐教育内容的报道来看，新四军根据地充分利用音乐艺术的形式开展政治文化教育，通过整理编辑歌集、教唱抗战歌曲、开展歌剧戏剧演出等，使群众学习党的政治思想、了解社会新风气、增加文化知识等，促进群众素质的全面提高。
（三）孕育了抗战音乐活动的土壤
通过音乐活动的开展和传播，提高了群众的艺术文化水平，为根据地广泛地开展歌咏运动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音乐作品的创作和报道几乎都围绕“抗战”的主题，如，有报道抗日救亡歌曲的也有报道利用歌曲对敌宣传和斗争等。此外，各级报刊报道了合唱、重唱等不同类型的作品和活动，侧重于利用不同音乐体裁的传播，培养群众的兴趣，调动群众抗战的积极性。
结语
抗战时期安徽新四军音乐活动的开展及传播为新四军及华中根据地音乐活动和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通过对上述相关活动和报道的研究，探索抗战时期新四军音乐活动的情况和特点，不仅让我们感受到新四军音乐工作者的艺术使命感，也能够感受到民众对抗日救亡歌咏等运动的热情。在各刊物发表的音乐作品和文章，使我们对抗战时期的中国，特别是新四军及华中根据地的音乐状况、背景及未来发展的方向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而使我们能够从局部窥探抗战时期整个中国音乐的面貌。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四册）.北京：解放军出版，1988：30.
[2][3]邓*恢.新四军怎样做政治工作[N].新四军言论集，1939.
[4][5]邱东平.东湾——日军据点的毁灭[N].时论丛刊，1939.2.10（3）.
[6]任重.苏豫皖游击区的文化垦荒[N].新华日报，1940，8，8.
[7]林植夫.论对敌宣传[N].抗敌杂志，19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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