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地观察和解释——《如此苍白的心》的叙事策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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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苍白的心》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兼翻译家哈维尔·马里亚斯的第七部小说。小说发表于1992年，先后荣膺都柏林国际文学奖、西班牙文学批评奖，已经被翻译成接近40种文字，有不止22种版本，全球销量超过250万册。马里亚斯说：我喜欢那种不仅仅是聪明灵巧的书。我更喜欢那种能留下回声、留下一种气氛的东西。有某种启发、或事物的闪光，传递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本小说践行了他这一观点：书中有大量关于事物的哲思阐释，如果说它是一部哲学叙事也一点不为过。《叙事学》中有一句话说：结构就是在一个叙事的文本中，从开始到最后一句，形成了一个具有美学特征的外在形式。故事结构本身就能产生艺术审美的体验。本文着重分析其叙事策略暨叙事结构的分析。
　　以镜成像
　　“我虽然无意探究事实，却还是知道了。两个女孩中的一人——其实她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女孩了——蜜月旅行回家之后没多久，便走进浴室，面对镜子，敞开衬衫，脱下胸罩，拿她父亲的手枪指着自己心脏的位置。她父亲当时正跟几个家人和三个客人一起待在客厅里。女孩离开餐桌大概五分钟后，枪声响了……”
　　长篇小说《如此苍白的心》以一段精确洗练的“我”的讲述拉开了故事的序幕，仿佛一个高屋架射的狙击手，在没有任何人知情的情况下就不容分说解决了事件的当事人。连讲述人“我”也不知情。
　　“我”是谁？死去的女孩儿是“我”的姨妈，如果她还能活到现在的话。姨妈的丈夫是“我”现在的父亲，也就是说姨妈自戕之后，她的丈夫娶了她的妹妹，“我”是她丈夫和她妹妹的儿子。如果不是因为她的自杀，“我”也许根本就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可能。“我”只是无意中知悉了这件事情。
　　作家余华这样评价小说的开头：“开篇的叙述就让我吃了一惊。”是的，它在令所有人（读者和“我”）瞪大眼睛握紧嘴巴而作唏嘘状的同时，不仅吊足了读者一探究竟的好奇心，也使“我”——一个在无意之间得知了父辈们某些语焉不详的秘密的儿子，在此之后充满了怀疑和矛盾的感觉：既想揭开这个事件的真相，又不是那么急切，因为父母总是“不和孩子谈论自己，避而不谈自己的过去”，或者“当问及自己已经遗忘的青春往事时便跟孩子撒谎”，“三缄其口”，“我”即使想知道真相，那又怎么样呢？
　　但是悬疑已经高悬，秘密已成隐秘，无论是“我”还是读者，那一颗被悬吊起来的心总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安顿和解答。
　　“我”在作为孩子时也许并不着急寻找答案，然而随着“我”也进入婚姻状况变更（结婚），“我”心里对于父辈那件陈年往事的怀疑不得不被重新提起，尤其是“蜜月”这个共同的事件和时机，更使我“像染上了某种不知何时才能痊愈的疾病，开始生出各种不祥的预感。”直接去询问父亲的这条途径已经被抽离（在刚刚成年时，我的试图提问就被父亲粗暴地转移了话题），但作为“我”的视角从小说一开始就被设定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固定视角在某种局限性的同时，也打开了另一个“我”可以看见、听见、想见甚至亲身历见的广阔空间呢？

　　既然“我”无法直接提问和质问（如果可以，那么小说就必然流于平庸了），那么“我”总可以通过观察（看、听），回忆（想）和联想（经历）而得“见”真相，揭开秘密的面纱（整部小说的三分之二部分就是由“看见、听见、想见、历见所组成”）。虽然“我”所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以及经历到的都可能只是一种镜像，“我”内心的怀疑（想象）的镜像，因为“我”是带着释疑的心态去观察、去联想、去解释的，但即便如此，镜像观照式的经验和判断还是会为“我”寻找到最终的答案提供一个强大的基础支撑。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处理方法。正如本书的作者，西班牙著名“国王”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自己说的一样：我们的人生就是在不停地观察（以镜）和解释（成像）。事实上，小说在“我”所观察和解释的镜像搭建到一定高度和广度的空间之后，从第八章开始，作者已经让真正的真相初露端倪，只是时机尚待成熟，还需再加点燃料，直到第十四、十五章，当所有镜像的叠加都已到达作者和读者皆满意的程度，真相就像一首交响乐的高潮部分，终于水到渠成汹涌而来，作者就是那气宇轩昂的指挥，他用手势指点、解释和统领着一群笛箫管号各司其职又高度合作，直至将乐曲推向最后的巅峰，答案在此揭晓。当然，他并未就此戛然而止，因为答案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要表现和探讨的是更深更广的主题。
　　其实镜像的概念并不陌生。它原本是一个哲学名词，更多是应用于对心理的描绘和研究。镜像也是一种设计指令，使用这个指令就可以将对象反向复制。镜像即是一种对客体对象（外部事物或人物内心）的以镜成像或者映射。当镜像应用于文学的叙事手法时，则更多是指以相似情节或者人物形象的镜像折射来进行小说的叙事构建、人物塑造以及情节推进。运用镜像叙事的小说并不在少数。且它们的镜像之间大多呈现出相关性、连贯性和完整性，镜像观照关系也不会设计得太多（会显得冗乱）。
　　如果说《如此苍白的心》也走这样一条叙事之路，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它将是一部平淡的小说，虽然它设计了一个惊艳的开篇。德国有着“文学教皇”之称的文学批评家马塞尔·来希·拉尼茨基（以严苛和毫不留情著称）认为“当下的欧洲文学中没有一本小说能够与之相比”，原因一定包括但不限于它卓越而独特的叙事结构。那么它的镜像式叙事独特在什么地方？
　　它设置了多重镜像
　　它们像梦境一样恍惚而不真实（巧合得无法相信这是真实但它就真实在发生），像偷听一样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像回忆一样断断续续、缝缝补补，像心思一样复杂而不可言状。“我”的叙述视角为此提供了便利。这多重镜像正是出自“我”的眼睛所见、耳朵所听、大脑所想和亲身所历，而“我”是一个怀揣疑问和不祥之感的心事重重的人，“我”的“看见、听见、想见与历见”，会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但同时也是无意识。这两种意识的互相绞合决定了这些镜像会在表面呈现出松散混乱、不明不朗的状态。

　　它们之间还没有任何相关性、连贯性和完整性，它们彼此独立，就像一座房子里除了客厅、餐厅等公用的部分之外，是一个个单独的房间，这个房间里拥有自己的人物、人物关系、生活物品和生活细节，它们彼此之间互不相识也互不相干，而且这些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有些有结局，有些却完全消散而不知踪迹。它们只是被“我”并联又串联在一起。“我”是俯视一切的上帝，所有一切都被我尽收心底。
　　但它们之间又无一不存在着共通性和相似性。这是被强制存在的，是“我”的心理的强制。对于“我”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读者来说，这虽然是一件令人很费猜疑的事情，但于连·沃尔夫莱告诉我们：“阅读始终是要到来的，好的读者有责任和独特性、不确定性还有他性相遇。”努力厘清这些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混乱铺陈虽然很考验耐心，但与此同时，读者也会隐隐感觉到某种启示的一步步逼近和昭然。这是一种奇妙的阅读感受。仿佛在一个巷陌纵横交错的八卦阵一样的空间里，突然打通了其中一个通道而豁然洞天。
　　归结起来，“我”利用我的感官观察和建立了四组对应镜像，直指父亲的秘密与婚姻抑或亲密关系的真相。
　　“我”看见和听见了吉列尔莫与米利亚姆，一对我完全不认识的男女，我只是看“见”和听“见”了他们，我将他们的行径与我心中急需要解答的怀疑对应起来。就在我蜜月旅行到最后一站，古巴的哈瓦那时，我因父亲那件对于我来说悬而未决的秘密而始终萦绕心头的不祥之感，因为我的新婚妻子路易莎突然身体不适而又一次具体地“汹汹来袭”。我把她安顿在床上，为了不打扰她好好休息，我来到阳台上心不在焉地张望。我被米利亚姆误认为是她的男友。米利亚姆很愤怒，她站在阳台下面朝我大喊大叫，“你是我的！我要杀了你！你这杂种！我已经不相信你了！跟我一起下地狱吧！”同时举起手臂“挥着空拳，五指晃动，像是要抓住我，一副张牙舞爪的气势。”米利亚姆的这番叫嚣其实是对吉列尔莫的，但却被我看“见”了。
　　然后我有一个职业习惯（我是一个同声传译），“我有想要理解一切的癖好，要我克制自己做到不闻不问，只能是在某些精神懈怠或是努力克制之际。当我碰到着实无法辨听的窸窣声响和窃窃私语，或是我全然无法破译的语言的时候，我会很开心，我终于可以歇一歇了”。但是路易莎病了，她在床上休息，虽然我们之间还有些断续零碎的对话，可是要使她安静并不难，她只需要再度入睡，降低存在感，我就能通过装有镜子的那面墙或敞开的阳台，或者这两个声道产生的立体声来倾听那隔壁的絮絮私语。我做到了。我听“见”了他们的对话。米利亚姆是吉列尔莫在古巴的情人，吉列尔莫的妻子在西班牙，吉列尔莫背叛了他的婚姻，但他让他的情人等待，因为他的病妻就要死了。米利亚姆已经等到了耐心的极限，他的病妻还没死，所以她说：我要杀了你！但这不是真的。她不能杀了他，她还指望他“摆脱贫穷与无依无靠的状态”，“为了离开古巴，改善生活，为了结婚，确切说是嫁给他，为了不再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她必须去占据另一个人的位置。“那你要怎么样？难道要我用枕头把她闷死吗？”“你干脆杀了她，你必须带我离开这里。我们中间总有一个要死，不是她，就是我。”“你别犯傻了，要有耐心，说不定她这会儿已经死了。”“我不是没有耐心，我一直在等。我已经不相信你了。你老婆要死不死的都快一年了，赶紧死掉，要不你别再来烦我。”“我是你的希望，人都得靠希望往下过日子。没有人能替代我的位置。”“吉列尔莫，你这杂种！”
　　当读者读到“我”的看“见”和听“见”时，会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怎么会那么巧？这对男女就住在他们的隔壁？同时还把他错认也不确认就说了那样一番暴戾的话语，做了那样一番凶神恶煞般的动作？然后还能通过隔墙有耳偷听他们的絮絮私语而得知这是一对婚外恋的情人，正在就妻子与情人这样棘手的问题忽而争吵又忽而温情？（争吵暂停的寂静的空隙，我脑补出各种他们亲热抚摸或柔情相拥的画面和细节，“这是一对倚赖于阻碍而存在的情侣，阻碍消除时他们便会散伙”，“他们亲热了，亲热有时是化解人间积怨的唯一方式”米利亚姆“未穿鞋的双脚非常干净”“因为那个可以看到或抚摸它们的人，那个她等待已久的人随时都会到来”“她将裙子脱在椅子上，她再也不用在意那些抚不平的褶皱了”。）事实上读者的疑问是准确而合理的，作者正是以这样半真半幻的“我”的看“见”和听“见”隐隐给出了答案的第一组对应提示，且其中借以表达“我”之想象和叙述的语言符码在后来的对应镜像以及被揭示的真相中都多次大段大段地被重复使用（重复带来强调，强调带来重视，重视带来回响，回响带来明朗）。
　　有了这样一次“巧合”的相遇，第二重镜像就自然而然出现了。无论米利亚姆对吉列尔莫如何愤怒且从舌头中伸出一把冷剑（你干脆杀了她），也无论之后米利亚姆只好沉默下来，与吉列尔莫无言的和解（男人掌握着主动权），目前的问题都使人倦怠。米利亚姆“决定休憩片刻，不再紧追不放”，或者“暂时放下执念”“逃避现实”，她一边心不在焉地抚摸他，一边轻轻哼起了小曲：“娘啊娘，嘢嘢嘢！蛇在吞噬我，嘢嘢嘢！”这是“倦怠的表白和睡梦的前奏”，这是小时候外祖母经常哼给我听的歌谣，这个歌谣的后面有一个恐怖的故事：
　　故事讲的是一个美丽无比、家贫如洗的姑娘被一个潇洒富有且前途无量的外国男子求婚。这位男子定居在哈瓦那，生活无比奢华，雄心勃勃要做一番大事。姑娘的母亲是个寡妇，与她的独生女相依为命，一心指望女儿嫁个好人家，便毫不犹豫答应了这婚事。但是婚礼当晚，这个母亲大概一半是出于疑心，一半是出于私欲而守在洞房门口，听到她的女儿在漫漫长夜里一遍又一遍地用歌声求援：“娘啊娘，嘢嘢嘢，蛇在吞噬我，嘢嘢嘢！”贪婪的母亲产生的警觉之心被女婿反反复复的古怪回答消解了，他通过房门一遍又一遍地给她唱道：“谎言，我的岳母，嘢嘢嘢，我们正在玩耍呢，嘢嘢嘢，依照我们家乡的风俗，嘢嘢嘢。”第二天早晨，母亲同时也是岳母的她准备进入洞房送早餐，期待看到新人幸福的笑脸，却只看到一条巨蛇盘踞在已经散架、满是血污的床上，而她那倒霉的刚做了新娘的宝贝女儿却不知去向。
　　“我”记得我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都会笑（可见它并不像我此时说得那么令人毛骨悚然），是“成年的我此刻又给它添加了某些更为恐怖的细节”。作者为何要在断断续续的记忆上缝缝补补？因为这首歌谣实际已经成为“我”内心的怀疑，也即是关于我的父亲的那件悬而未决的陈年往事的镜像：我的父亲杀死了他的新娘！
　　事情至此，对于读者来说，悬疑和秘密似乎正在昭然若揭，但“我”的父亲杀死了哪个新娘？小说第一章石破天惊的那个案子里新娘明明是自杀的！而且在第一章的最后，“我”已经交代过了：我的父亲第二次成了鳏夫。他还有第一个妻子，他杀了第一任妻子！我的姨妈，如果她还能活到现在的话，我应该叫她姨妈，她成为了第二个新娘，本该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可是为什么她却在蜜月旅行结束之后就自己了结了自己？难道我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是她像愤怒的米利亚姆一样唆使父亲去杀掉的吗？
　　在此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如此苍白的心》并非是一部侦探小说，悬疑与死亡只是它的表现道具，它所要表达的东西包括但绝不限于一个真相的揭秘。它对于婚姻关系、亲密关系乃至人与人关系中人性的、被看见和不被看见的种种真实作了深远而宽广的探讨。北京西班牙文化中心塞万提斯学院在对这部小说进行阅读推介时写道：“这是一部催眠小说，关于秘密及其可能的便利；关于婚姻、谋杀和教唆；关于怀疑、说话和保持沉默以及劝说；关于那些逐渐变得苍白的心，最终成为它们从未想过的样子。”关于所有这些其实在之前两重镜像的描述中，并不着急只想知道答案的、细心和耐心的读者都已能感觉到作者的用心，并对他那提炼和建构语言的能力、把握和处理细节的技巧，还有前后呼应与不断重复的不露痕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行文至此，无论是帮助读者进一步拿到打开秘密的钥匙，还是让读者获得更巩固的关于深层次主题的领悟和思考，小说的启示都还远远不够，或者说一切都还处在云遮雾罩之中。作者必须祭出更隆重的谋杀，拿出更逼近真相的镜像参照，以使表面的事件和内在需要揭示的主题逐渐圆满和清晰。
　　作者让“我”讲述了与新婚妻子路易莎的认识过程，并由此追根究底地搬出了经典，莎翁的《麦克白》，第三重镜像出现了，它不仅使事件渐趋完整，它也将成为整部小说的点题之笔。
　　小说的题目即取自莎翁戏剧《麦克白》，而“如此苍白的心”作为小说中最令人遐想的比喻修辞却具有了比《麦克白》中更复杂甚至颠覆的含义。《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絮絮私语（小说中所有絮絮私语都是指代亲密之人之间的絮絮私语，它具有多种功能：教唆、说服、分享、强迫等等），怂恿麦克白杀死了他们的王上邓肯。麦克白done the deed之后陷入了so brainsickly of things,麦克白夫人安抚他说：“My hands are of your colour;but I shame to wear a heart so white.”翻译家朱生豪对此句的翻译是：“我的两手也跟你的同样颜色，可是我的心却不像你这样惨白。”意思很明确：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不要再让自己的心陷于惨白和怯懦之中。麦克白夫人在戏剧中其实是充当了残忍和邪恶的角色，甚至有分析者认为她是除三个女巫之外的第四个女巫，然而麦克白夫人最终死于神经错乱，她神经错乱的根源实际恰是她自己的罪感，虽然她没有亲手参与杀害邓肯的行动，但她是一个教唆者、怂恿者，后来又是个知情者，她所犯的罪愆让她无法再存活于世。麦克白夫人的形象是鲜明的，无非一个心性凶恶的人也有她本性软弱的一面，如此苍白的心也寓意为终究的胆怯或者怯懦（她最终为此而死）。但到了《如此苍白的心》，作者却对整个事件尤其是麦克白夫人和“如此苍白的心”进行了重新处理，一半是谴责，更多是同情：
　　我们的背后有教唆者，有我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窃窃私语。语言是言说者的武器，也是言说者的工具。如同暴风雨后从屋檐滴落的雨水，总是落在同一处，浸湿疏松那里的土壤，直至渗透而入，形成一个洞或一条沟渠。耳语如同亲吻，最能动摇心存抵触不愿为被亲吻之人。有时不是眼睛，不是手指，也不是嘴唇，而是说话的舌头攻克了这种抵触。它探索对方，使他放松戒备，絮絮私语，如同亲吻，几乎逼人就范……教唆无非三言两语……无人知晓自己是否愿意看到它们被实施，它们都并非出于自愿，但自从被实施的那一刻起就不再依附于话语，而是将话语抹去，行为与前情、后果不再相关，成了孤立的、唯一的、不可挽回的存在。
　　这段交错进行的描述其实是作者对于麦克白夫人只是无意之间“絮絮私语，逼人就范”的教唆的假设和洗白。
　　倾听是最危险的，倾听即获悉，即知情，即深度了解。人耳不像眼睛有眼睑，无法本能的拒绝话语，无法回避迟早会被告知的事物，无意倾听却总是为时已晚……麦克白夫人真正成为同谋的，不是她的唆使，也不是她事先为谋杀做的布局，不是此后的配合，而是她对谋杀行径的了解，对谋杀已经实施的知悉。她让自己成为他的同谋，被他同化，试图借此让他也被她同化，从而拥有她那样苍白的心。在那一刻，与其说她是在分担丈夫的罪责，不如说她是在力图让麦克白也分担自己那无可救药的清白。
　　清白！此处的white已被作者赋予了另一层含义：清白！保罗·德·曼说：“有理由认为阅读是一个否定过程。”但很显然这清白不是麦克白夫人的。
　　以《麦克白》为镜像其实是对莎翁经典进行了大胆扩展，这个扩展不仅是对第一重镜像中教唆和谋杀（意识谋杀和行为谋杀）的增强说明，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作者意欲表达的关于亲密关系中自我和边界、教唆和强迫、叙述和沉默、秘密与分享的主题使命。在此情形之下，秘密的揭晓似乎就应该加快脚步了。
　　我与新婚妻子路易莎便可被视为隐秘的第四重镜像。我的不适：“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日子过到头的不适感”“无法再惦记路易莎，无法憧憬未来”，甚至蜜月之后一直要以出差来逃避新婚生活（维护结婚之前的单身自我），但每次出差回来看到路易莎和家居布置的新变化，心中又会生出不快（疏离感），我有时还会疑神疑鬼地怀疑路易莎会背叛我（小古斯塔尔多易在我们屋下的那个街角朝我们的窗口探望，他在等待什么，路易莎的信号吗），而我自己，我拥有我的秘密，我的暗恋妮耶贝丝（就在蜜月前夕，我还故意去她店里买过笔芯）和我的初恋贝尔塔（我出差就住她家里，尽管我们早就没有男女之亲，可我能目睹她的裸体，甚至更私密的地方），我在偷听米利亚姆和吉列尔莫时发现路易莎也在听，但我不想与她分享我心中隐秘的想法，我不认为夫妻之间要躺在一个枕头上絮絮私语，无话不说，事实上，缔结婚姻的男女是因为看到了结婚的好处才走进婚姻，“我们无法知道我们当下的处境是个人喜好的选择还是情势所迫；我们无法知道，时至今日我们看上去似乎出于个人喜好所做的事是否出自真心”；我在不适感之后还产生了一种不合时宜的不祥之感：路易莎成了病妻（吉列尔莫的西班牙病妻），多长一段婚龄会让男人产生太太去死的念头……我的这些昏聩混沌的意识如流水一般贯穿始终，无缝不入，细节描述更是精细到无以复加，但精细不等于确定，我根本不敢确定，所以我总是要借助于括号（括号是小说的重要特色，正如本文也沿用了它的特色），有时我还会前一句肯定，后一句就否定，模棱两可与似是而非成为我摇摆不定的心思的写照，而这些其实也即是我的父亲、一个同样身为婚姻中人的尴尬和茫然的状态，它们互为镜像，谁知道若干年后，我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我的父亲？第六章，我婚礼的现场，我与父亲，两个男人进行了一场男人之间的对话，但对话不欢而散，也许互为镜像的两个在对方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像，并因此恼怒和厌恶，恼怒和厌恶的既有对方也有自己。
　　所有镜像都已成熟，秘密和真相的揭示只需要一个最终的解释。
　　最终的解释
　　正如前文所述，小说到第十四、十五章时，所有镜像的叠加都已到达作者和读者皆满意的程度，真相就像一首交响乐的高潮部分，终于可以水到渠成。渠成的方式就是让当事人——我的父亲最后隆重出场，作最终陈词，而“我”则比对着镜像，一一落实对应：
　　“如果说我曾经爱过她的话，和她结婚时，我已经不爱她了。结婚是为了负责任，尽义务，是因为一时的软弱……当我们已不爱某个人，可对方却不顾一切地爱着我们，紧追不放时，我们总希望早些了断。然而我越是冷淡，她却越是黏着我，纠缠我，冲我示威。后来我认识了特蕾莎，我变得更加冷淡，我对妻子的同情慢慢消失，怨恨却与日俱增，我几乎怒不可遏。
　　要是按古巴方式，我可以和她离婚，但特蕾莎不会接受。我们最后一个下午见面时，就像是在诀别！‘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她哪天死掉’她对我说，‘但那是不能指望的。’她说这句话时，嘴巴凑在我的耳边。她说完吻了我一下。一个匆忙的吻，她已经放弃。我却把她理解成了其他意思。”
　　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我的姨妈在我父亲耳畔的“絮絮私语”，也许是无意，然而“絮絮私语，如同亲吻，逼人就范”。话语有一种强迫的功能，这种功能不在于话语本身，而在于话语被听者延伸出来的部分，就像吃进去的食物，通过咽喉，再通过胃部的蠕动，它会被分解成两个部分，一是被吸收，二是被排泄，胃肠器能的偶尔紊乱或因人而异的消化功能，都会使食物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转化。我姑妈是放弃，我父亲却将它理解为杀死第一任妻子的指令，将其实施。
　　他done the deed。然后当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而蜜月新婚时，他热烈得想要毫无保留地吐露一切：
　　“当一个人爱得很深，又感觉被爱得很深时，常常会昏了头，不知自己该做些什么。某些时候，某些夜晚，他会极度兴奋，像头野兽，对爱人胡言乱语，但很快又抛之脑后，像是一场游戏。现在我很冷静，那时却是热烈得很，你知道的，当一个人热切地说了什么之后，他会越来越冲动；而当无话可说但又必须对她说些什么的时候，我说了那句‘我太爱你了，爱到可以为你去杀人’，就这一句就把她牵扯了进来，便只好把剩下的都说完，只为了弥补那一句话，真荒谬啊！述说是我赠予你的礼物，一件所能给予的最贵重的礼物，代表着至高的忠诚，也是对爱和付出的最好证明。你将因此更加爱我，尽管知情会玷污你（如此清白）的心。（你最终因不能承受自己的过错而选择了自杀）。”
　　婚姻是一个叙述机制，婚姻也是一个分享机制，婚姻更是一个需要经营新鲜话语的机制，我们之所以做这一切，是因为我们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保持步调一致，倾吐秘密无所隐瞒，我们还不能总是重复那些说过的话，我们要挖空心思说得更多，哪怕是虚构的、夸张的、无中生有的、绝不能说的（我杀了人）。倾诉者和倾听者都那么贪婪，就像磕了药喝了酒一样在一个枕头上，头靠头，舌头紧贴耳际，絮絮私语、绵绵不断，如同屋檐滴落的雨水，总是落在同一处，浸湿疏松那里的土壤，直至渗透而入，形成一个洞或一条沟渠。
　　“我”是如何将父亲发表的陈词与镜像一一对应的？正是小说自始至终运用的方式：括号！“我”听：我坐在卧室的床尾偷听父亲的讲述（答案和真相），“我”听见：我在括号里把前面几重镜像中“我”之不安与不适的语言符码大段大段地重复使用（想象和推测）。
　　至此为止，从悬疑到解疑，从秘密到揭秘（父亲），从不适到安适，从耿耿于心到释然于心（我），小说以极其独特的叙事建构和精细宽广的主题渗入完成了超越时空的伟大书写（小说发表于1992年，但至今依然十分契合）。当然，除此之外，《如此苍白的心》还可以列举很多它独到的技巧，无论是语言的组织提炼，还是括号忽而精准忽而含糊的使用，都是它不可模仿的独特个性。
　　最后还是借用余华和德国批评家马塞尔·来希·拉尼茨基的话来概括这部精品著作及其作者：“在一些最关键的地方，在一些细节的地方，你看到作者的处理，就能知道这位作家是多么的优秀。哈维尔·马利亚斯，他把我们带向了艺术和文学更加深远和宽广的地方。《如此苍白的心》是绝对的艺术之作。如果要我说出一个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家，只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任何一本我们时代的书对我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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