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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先秦时期以来，中国学者已经形成了考订整理文献的传统，为文献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基于此，对先秦文学文献学展开研究，通过把握其性质和特征，对校勘、编制、辨伪等文献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学习相对系统和严格的文献学研究规则，为研究先秦文学文献提供参考。
关键词：先秦文学；文献学；研究方法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最早的发生发展阶段，先秦文学包含秦代以前各时期文学，如代表文学光辉起点的《诗经》、《楚辞》、先秦寓言和诸子散文等等，以甲骨、金石、简帛等各种载体书写和传抄，成为了重要的文献资料，为研究古代文献及其发展规律提供了宝贵材料。研究先秦文学文献学性质、特征等内容，较好地掌握文献学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推动学科的发展。
一、先秦文学文献学概述
不同于汉魏以后的文学文献，先秦时期学术发展相对特殊，不能单纯从作家活动或集部研究角度确定文学范畴，而是通过整理宗教、文化、政治等各种活动记录等各种文字资料研究文学文献，如神话、经、史、子、集和传说等等。先秦时期的文献典籍，实际就是将文字、材料和形制组合在一起的文字生产方法。在春秋时期，兴盛私人讲学，促使大批学问渊源的理论家出现，带着各自政治理想游说诸侯、相互辩论，带来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促使文献典籍创作从集体创作进入到由不同学派加工、整理和阐释，创制了大量的文献，其内容的丰富性远超资料性汇编[1]。后因秦始皇摧毁，西汉时通过民间重新收集、整理获得的先秦诸子著作仍然超出了百家。从文献载体材料来看，金石、甲骨等不容易磨损的材料多用于书写纪念请典型的铭文和永久性记录，确保信息能够在多代间传递，而丝帛、竹、木等容易灭失的材料多用于抄写文件、书籍等，用于当时的信息交流。对这些文献展开研究，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掌握先秦时期的文学典籍体例和编纂等情况，为研究先秦文学提供可续而依据。
二、先秦文学文献学的性质和特征
（一）文献学性质
从先秦文学文献学性质来看，实际在汉朝建立之前的历史上并未设置文学学科，更没有以文学写作为目的创作的文本。该时期产生的文献资料，主要为记事文和档案等。如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因为当时人们开展任何活动都需要先问卜，另外少数用于记事，属于最可靠的史料。金文是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记载了历史事件，涉及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竹木简帛出现以后，由于更易得，多用于文字传抄。包含甲骨、金文等记载内容多为记事，相当于档案资料。如《春秋》、《尚书》等属于记录大事的各代档案，《易》等为占卜铭文，《诗》、《礼》等属于礼乐教化[2]。在之后的实践中，人们逐步学习从记录的材料中总结经验，开始出现供人传阅的书籍、著作，以传授知识、思想。如《国语》、《孟子》等典籍使用带有文学性质的写作手段，确保可以反映事件发生时人们心理感受。但作为上古时代的文献，运用夸张、想象等各种文学手段并非是出于创作者的主观意识，而是为了突显记录事件的根本目的，是单靠史官如实记录无法完整反映的时代印记。自清末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先秦时期等古代文学文献表现出质疑态度，甚至衍生出了疑古派。但自先秦时期开始，古代学者们已经形成了整理、考订文献的理论和规则，对待文献也保持着审慎态度，使得历代的学者都对古文献保持着基本信任。归根究底，就是由于先秦时期文献作者在记录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运用文学手段是为了探究事件背后的原因和规律，能够展现事件的精神实质。而从大量的出土文献来看，也验证了先秦文学文献的这一特性，反映了先秦文献学的可信性。
（二）文献学特征
在先秦文学文献学的特征把握上，应当进一步探究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发展表现，研究文献典籍时应分析其体例和叙事特点等。如《尚书》作为六艺中的书类，属于上古等记言的历史文件，对部分古代事迹进行了追述和汇编。在编纂过程中，对当时存世的上千篇上古文献进行了整理，筛选出了一百篇文献，每篇都附小序描述当时历史背景。《春秋》作为编年体，对公元前的一段历史进行了记录，反映春秋时期政治军事活动和自然现象，在材料取舍和写法上都遵循一定准则，但也展现了孔子的一些看法。因为遵守规则，《春秋》中尽管拥有较多阙文，但无论是古文家还是今文家在阐释和发掘其中深意时都尊重其事实，不会进行补足，确保文献的原貌能够得到保留，供后人评判。因为从先秦时期人们的观念来看，当时的人好古但不重古，讲究“致用”，如孔子对文献的整理只陈述、不创作，确保能够给予原作足够尊重，但与此同时也将根据自己的政治目的宣扬自己的观点，因此会曲解古文献意义。而孟子也曾经提出，古代文献的研究需要紧密联系当时的时代和作者，确保能够客观。处理先秦文学文献，需要把握这些特征，先从文体出发对文献形成过程、书的作者背景等进行探究，从中研究先秦时期社会变动规律和文学文献叙事手段。如《尚书》记录典、诰、命等都属于上古文体，原本无成式，因事才能成篇，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活动息息相关。因此研究先秦文学文献学，不仅需要关注诗经等文学材料，也需要关注史料，正确看待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间的关系，从原始资料中收集相关资料，获得直观认识，寻求传世典籍研究的切入点，为研究先秦文学发展史奠定扎实基础。
三、先秦文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探讨
（一）文献校勘
经过千年的发展，中国古代学者已经建立了系统的文献校勘、编纂等方法，能够为整理先秦文学文献资料提供系统指导。从已有的历史记载资料来看，中国最早的校勘学家应为周宣王时期的正考父，对《那》等篇章进行了校勘。在早期整理文献时，孔子等人尽管并未提出清晰的校勘方法，但在《春秋》修订等活动中已经开始对繁杂的典籍进行删述，如在《公羊传》中记载着孔子读书时必逐字校对。孔子的学生子夏继承了校勘方法，通晓史书记日体例，能够发现并校正文字的形体错误。在不断的实践中，后人则提出了四种文献校勘方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作为的对校法，则是按照原稿进行比照核对，确认校样和原稿的异同，对错漏部分进行改正，发挥校异同的作用。如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的撰写就是基于这一方法，根据前代文献记载对东晋梅赜上书的《古文尚书》进行批驳。而现代学者在对先秦文学文献进行校正时，由于上古文献资料较少，通常难以适用于该方法。采用本校法，可以通过比较书稿前后内容确认是否存在相互矛盾或不一致的部分，通过提出疑问订正错误，在多数文献资料研究中都可以使用该方法。采用他校法，需要将其他权威文献进行排疑，如文献学家董治安在编纂《两汉全书》时就将学术价值高的精本、善本等当成是总体标准。采用理校法，将通过推理、分析对内容是非进行判断，完成文献校对。在《吕氏春秋·察传》中曾经记载，有读史记者提出“晋师三豸涉河”时，子夏就运用了理校法进行文本校正，指出“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豸’与‘亥’相近。晋师己亥涉河也”，提供了充足的证据。采用该方法对先秦文学文献进行校勘，要求学者能够从文字、典制、史实等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做到合理推理论证，从而得到正确结论。
（二）文献编纂
自两汉时期以来，经学家们就未能对孔子和六经的关系作出一致论断，也给文献编纂学的起源研究带来了困扰。但无论观点如何，孔子对六经进行编纂的结论是一致的，其行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能忽视的大事。以《诗经》为例，涉及的内容上达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涉及长江、黄河流域，包含经济、政治、生活、爱情、战争、社会等各方面的内容。在内容广泛的情况下，作者不仅包含古代贵族，也存在贫民。而能够将各种作品层次化的编纂在一起，先按照“风”、“雅”、“颂”进行性质区分，然后按照地域、时代等进行划分，离不开孔子及其弟子开展的分类编目活动。从先秦文学文献中，可以学习其中的编纂法则，体会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条件、规律，把握其形成环境和学术思潮。关注文献的目录、版本等，能够为系统研究文献资料指明方向，确保对先秦文献产生深刻认识。从性质上来看，编纂是对既有文献进行的一种改编，内容博杂，无法称之为“学”。但自古以来，先贤们就额外重视文献的编纂，用集、类等将原作文献区分开来，通过二次改编保存文献的同时，满足当代读者阅读需要。发展至今，先秦的文献资料年代久远，无论是词语、语音还是文本载体等都发展出了各自的学问。重新进行文献编纂，首先需要遵守基本的整理法则，做好一手材料的收集、整理，不因误奇掩盖不利研究的材料，以免出现断章取义的问题。从方法上来看，可以先分类后查找文献，然后进行类书编纂，也可以通过选定某类文献进行分类摘抄，构成新的文献形态。而在实践活动中，需将经典著作当成是底本，实际处理具体问题还要灵活分析，通过汇集各种资料进行辨伪、论证。在文献搜集方面，不仅应包含普及性的典籍，也应当包含学术性的研究资料，确保可以全面、客观的研究先秦时期文体状况和写作风格。
（三）文献辨伪
尽管文献数量较之明清时期较少，但先秦文学文献复杂性却较高，在整理过程中需要做好辨伪，确保能够深入了解先秦学术史。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带来了大量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好古”、“尚古”的风尚，促使造伪随之增多。在缺少完整史料作为理论依据的情况下，儒家、道家等都提倡复古，使部分人开始编排故史，伪造古籍，用于阐发思想。面对这一局面，孔子学生子贡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而辨伪的方法也随之产生。自汉代开始，中国学者已经提出了相对成熟的辨伪方法。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丰富的辨伪理论。首先，可以从文辞角度辨伪，如《汉书》中所说的“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对先秦文学文献资料的语言进行分析，从语料学角度分析语言逻辑和语音、语法等是否符合当时、当地用语习惯等，能够达到辨伪的目的。其次，从事实角度进行分析，如书籍的出现比时代的史记时要晚，说明可能存在部位伪造情况。再者，从文献与作者思想矛盾上辨伪，因为成熟的学者通常拥有统一的思想观点和学术见解，出现与其思想相矛盾的观点，需要怀疑观点的真伪。此外，也可以从文体、风格、特殊语句等多个方面进行辨伪，因为任何文体的产生、发展都拥有时代风格，可以通过古书或书目中的记载考查文献授受源流。如先秦时期的金文属于记载在鼎上的文字，书写风格等受到了约束。研究类似的文献，应先了解当时同类文体的风格，才能从文体变化中发现端倪。缺少足够的依据，不能轻易取用文献作为研究先秦文学的依据，才能保证研究成果可靠。因此学习和研究先秦文献过程中，应保留基本的审慎态度，应认识到古代学术研究无跃进式发展，突然在文献中出现违背前人结论的思想、观点等，需要通过辨伪提取可信的内容。
（四）文献阐释
先秦时期为满足社会现实需要，学者们开始自觉整理文献，研习文化经典，完成新的学说建构，促使阐释学随之诞生。而阐释文献典籍，能够对作品意义进行深刻挖掘，但同时也是为了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使文献为己所用。如韩非在对《老子》进行注释时，撰写的《解老》等篇章实际为选注，包含原作本意的同时，掺加了韩非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原作进行了改造。研究先秦文学文献，同样应当学习先贤们阐释经典的理论，通过全面考虑其人、其事，设身处地理解作者的心意和志气，从而深刻解读文化典籍。一方面，应做到知人论世。具体来讲，就是对先秦时期文献材料进行多方搜集和考察，尽可能贴近作者所在的文化典籍创作环境，了解当时文化的同时，把握作者特有文化心态，为对文献做出心理阐释提供条件。如《左传》就对《春秋经》做出了阐释，能够根据当时社会环境和作者文辞表达推测作者思想，理解作者的人品，揭示文献作品创作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需要从以意逆志的角度经研究先秦文学文献。因为在先秦时期，孟子等人在阐释《诗》的主旨时呈现出“断章取义”、“以诗为史”等倾向，引发了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混淆的现象。作为具有创造性的阐释理论，这一方法给后世带来了深远影响，得到了后世的继承和发展。但按照自己心意解读原作的意图，也导致文献本身的意义受到了制约。从这一角度来看，在对孟子等先贤创作的文学资料进行阐释时，需要身处其学术背景和思想体系，揭露其思想的主观性。综合来看，在对先秦文学文献进行阐释时，需要先从宏观角度理解文学资料所处的时代环境、背景等，然后从微观角度分析个体的思想体系，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阐释，确保能够全面、客观、真实揭露文献精神思想和内涵，为理解先秦文学提供明确导向。
结语
学习先秦文学，先要做好先秦文献整理和研究，做到科学的分析先秦文学演变过程，清理梳理先秦文学史。在实践研究中，需要掌握先秦文学文献学的性质和特征，做到合理进行相关文献的整理，通过校勘、编纂、辨伪等不同方法对资料产生系统、清晰的认识，然后在文学典籍的个案研究中做出独到阐释，确保研究成果拥有一定的学术性意义。
参考文献：
[1]程静,张晓杰.从“文”“辞”视角审视先秦儒家文化传播思想特征[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39(05):22-24.
[2]暨慧琳,刘钊.先秦多重重文表达法及相关问题探略[J].古汉语研究,2021(03):97-10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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