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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社会的单向度:数字资本视域下大数据技术运用的伦理反思论文

发布时间:2022-03-09 14:16:23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要: 伴随技术的进步,福柯笔下全景敞视主义的隐喻已成为现实。出于对赛博空间各种景观的 向往,用户将部分身体数据化,自愿进 入数字空间以观看各种景观,同时默认 空间内瞭望塔的监视与管控。当多数人 被纳入管控体系,成为其中的被监视者 后,该空间的隐蔽性使大众很难感受到 它的存在。人们在其中习惯了数字状态, 满足于数字资本所制造的虚假需求。然 而现实中仍存在未被数据化的个体,这 些被监视者原有的权利正伴随数字空间 的完善被逐渐悬置与剥夺,成为数字化 浪潮的牺牲品。重视被监视者的当前境 遇,不仅可以阻止社会沦为单向度的社 会,还时刻警醒大众数字空间的存在, 避免个体在技术控制下丧失批判与思考 的能力。

  关键词: 单向度;技术运用;数字 化;全景敞视主义

  伴随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数字信 息犹如空气般弥散在人类生命中。即便 在近年来数字技术的晦暗面渐显,“信息 茧房”“大数据杀熟”等概念逐步为人所 了解,但仍旧无法阻挡人类试图在赛博 空间走的更远。5G 技术、人工智能、云 计算等产业在瞩目中蓬勃发展,各种景 观层出不穷。基于权利的牺牲与利益的 交换,人们自愿接受数字资本的规训与 管控, 赋予平台瞭望与监视自己的权力。 其中, “数字城市性”“算法社会性” “大数据主义”便是“数字共同体”中所 达成的共识。当共同体生活被数字化后, 其内部讨论公共事务的地点也正在向赛 博空间转移,未被数据化的个体则无权 参与讨论。长此以往,公共决策会因这些个体的缺席而缺乏公正性和代表性,个体也在不知不觉中被集体化约为“余数生命”。一座数字围城正在数字化浪潮中拔地而起。围城内的人自愿让渡权力以享受物质盛宴;在外缘徘徊的“余数生命”身处现实社会却时刻被智能应用场景所束缚、孤立无援。由此可见,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笔下“单向度”的隐喻在当今数字化浪潮下仍然存在并呈现出加剧的态势。如何促进技术与社会的良性沟通,成为数字时代所面临的的伦理命题。

  一、人的单向度:数字全景敞视下的“被监视者”

  上世纪六十年代,马尔库塞提出了“单向度的人”这一概念,直言发达工业社会压制了人内心中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使人迷恋物质生活而忽视精神追求,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成为单向度的人。[1] 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的单向度出现了新的表征:沉溺于虚拟现实、信息爆炸和自由的幻象。人类是如何逐步被纳入数字资本的监控体系、成为单向度的人的?我们可以从实体数据化的隐患、数字全景空间的建构、冠以自由之名的监视三个方面来诠释与探讨。

  (一)实体数据化的隐患

  出于对赛博空间的向往,人类会选择将部分身体数据化并进入数字空间。这时的身体已分为实体和虚体两部分。虚体在进入赛博空间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验与满足。在感受技术带来的便利之余,虚体察觉到传统的阶层有望在赛博空间中得到重置,单一向度的符号可能被可交互的新符号所替代之后,便将这些信息反馈给身体,以期望得到更多的权力来探索“美丽新世界”。在阶级壁垒难以打破的现实背景下,受“重新洗牌”的欲望驱使,身体往往会选择继续向赛博空间投注和加码,同意赋予虚体更大的权力。此时,虚体欲使自身更加强大,则需要兼并周围的力量。对待与自己“共处一室”的实体,虚体可通过共同的利益节点加以组接和联合,将其纳入自我体系。例如,在“微信步数”这一数字应用中,出于表演、竞争的目的,实体允许自身数据被智能终端记录、公开,变成一种自我表达的手段,现实社会中此类表演往往没有观众,而虚拟空间无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实体在无形中被数据化,其身体及行为都在被数据调节和塑造。正如后人类学家凯瑟琳·海勒(KatherineHayles)所言,“信息从系统流向观察者,但是反馈回路也可能回溯到观察者,将他们变成被观察系统之一部分。”[2] 至此,虚体逐渐“反噬”实体,在身体中掌握了绝对权力。但起初个体在赛博空间中“重新洗牌”的设想却未必如愿。喻国明认为,原有的阶级属性不会因场域的变化而改变。“出身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以带有阶级习性的生活方式进入各种各样的场域,而互联网提供的场域可以完美复制人们的文化消费方式。”[3]由此延伸,赛博空间内的文化生产并非独立于现实中的文化生产资料积累而存在,而是对现实的一种继承与延伸。在此过程中,“文化生产过程实质上变成了少数掌有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的文化特权继承关系。”[4] 因此,即便是在虚拟空间中,也存在自上而下的凝视,绝对意义上社会关系的颠覆和重置不会因场域的更改而发生。相反,统治阶级会在新 的场域以新的手段试图实现权力金字塔 的建构。“奶头乐理论”便能证实这一 点: 为了不让失落者像婴孩般啼哭吵闹, 就给他们塞上奶嘴,安抚哭闹婴孩的情 绪。2020 年 9 月, QuestMobile 发布有关 “90 后”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 “90 后”对网络的依赖持续加深,每月上网 使用时长超过一万分钟,其中抖音短视 频的月人均使用时长接近 2000 分钟。 [5] 由此可见,赛博空间内的多数人在泛娱 乐化的浪潮中逐渐无暇思考深刻的阶级 命题,而是将完整的时间碎片化,用于 短暂的消遣和娱乐。照此发展,阶级壁 垒或许不会因进入新场域自动消解,而 是在缜密的生命治理中渐渐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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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数字全景空间的构建

  1785 年,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 设计 了 一 种 圆 形 空 间,并将之描述为“一种新形式的通用 力量”。在边沁的设计中, 该空间是由一 个中心的瞭望塔和四周环形的寝室组成 的空间,房间有两扇窗户,一个用于通 光,另一个面向瞭望塔。这样的设计使 监视者可以随时观察到里面人的一举一 动,而里面人却不知自己何时被监视, 不敢轻举妄动。 [6]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 柯(Michel Foucault) 将该理论化为“全 景敞视主义”。全景敞视是现代社会权 力运作的镜像,它通过微小的权力操控 与空间配置监视个体所有的行为。伴随 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空间成为大众无 法逃离的新型全景敞视空间。

  数字全景敞视空间是如何构建而成 的?福柯提出,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 微妙复杂的关系, “权力制造知识,权 力和知识是相互连带的。”[7] 在赛博空 间内,统治阶级制造了算法技术来为自 己服务,确保权力在虚拟空间的顺利延 伸。借助算法,统治阶级试图建立起毛 细血管式的完整等级网络,管理控制甚 至深入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权力的游戏一旦展开,其本身就形成了 一个游戏整体,任何一方不但不能预测 其他力点的位势及消长情况,甚至不能 完全控制自身的力量变化趋势。 [8] 随着 技术的发展,智能化算法在大数据的投喂中不断得到训练、运算、深度学习, 其逐渐能摆脱人的控制独立进行自我修 正和完善,在应用中反客为主。此时, 算法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工具逐步异化为 具有能动意识的自主性体系,人在舍本 逐末下被迫沦为技术的客体。此时,包 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刻入全景数 字空间的监视体系并成为被监视者。其 中,算法担任了巡逻者的角色。这种巡 逻并非常规性的四处走动,而是时刻可 计算的方式凝视着虚体。此时的虚体并 不知道自身是否被窥视,正在“网络匿 名与伦理松绑的心理暗示中继续以制造 数据痕迹的方式参与与建构数字监视网 络”[9], 数字全景敞视空间正在用户的默 认下进行建设与完善。

  (三)冠以自由之名的监视

  在边沁圆形敞视空间的构想中,瞭 望塔对被监视者实行的是一种事无巨细 的瞭望。为防止意外发生, 瞭望者试图通 过监视来阻止被监视者的个性化细节加 以管制。换言之, 瞭望者希望被监视者仅 按照其被作用的方式行动、被思考的方 式思考,不允许任何不同寻常的行为发 生。如此,该空间中所有的被监视者因 失掉个性化得以被量化, “一切的思想 和行动都能被测量、整合到空间的评估 体系中,成为其中的值或元素。”[10] 但 这种治理机制并非万无一失,压迫在彰 显统治者力量的同时也无形中增加了被 监视者的“反力量”,一旦具有异质基 因的被监视者因被压迫而反抗,给整个 空间带来的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数字 全景空间在构建伊始便采取“放任”的 手段来管制被监视者。与阻止细节截然 相反,瞭望者充分鼓励被监视者展现特 性,从而为其量身打造个性化内容,而 这种不干预的放任才是最深刻的奴役。 我们在互联网中的每一次浏览、点赞、 转发、评论,都在不经意间被商业媒体 平台转化为无形资产,我们理解的互动 实为资本家眼中的劳动。在此过程中我 们付出的不再是体力而是注意力,收获 的亦不再是实质性的回报,而是文化工 业批量生产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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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赛博空间内,我们可以将网络平 台与用户比作瞭望者与被监视者。用户进入网络平台后,平台结合个人的浏览内容、身份信息、社会关系等因素描绘的用户画像,将其喜恶好憎尽收眼底。数据分析完毕后,可基于用户的选择性心理推送用户“可能喜欢”的内容,根据其再度被吸引的比率重新预估个人喜好,从而将画像勾勒的日益清晰。在这一过程中,用户基本上处于无意识状态,且会因内容符合个人喜好而增进对平台的信任,成为深深嵌入平台网络的节点之一。不仅如此,美国学者伊莱·帕里泽(Eli Fariser) 还提出个性化推荐很可能带来信息“过滤泡”问题。它不仅会使用户周围充满着自身已经熟悉 ( 并且已经认可 ) 的想法, 导致用户对自我思维框架过于自信,且会从用户的网络环境中移除一些激发他们学习欲望的关键提示,致使个体想象力的萎缩。 [11] 因此,算法在给个体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亦对其思想和行为的流向了如指掌,当我们为“无痕浏览”沾沾自喜,在用户标榜匿名的自由之时,殊不知自身画像已暴露在素未谋面的监控者视野之下,成为大数据的分母,为平台资本主义发展及数字空间的完善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亦在此过程中愈发沉溺,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社会的单向度: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15 世纪到 17 世纪, 人类凭借航海技术的进步将船只从地中海开到了世界各地。新空间的发现, 无疑对旧空间内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欧洲资产阶级对各大洲的市场开辟与殖民掠夺,壮大了自身实力,在推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旧有封建体系的崩溃。赛博空间亦是如此, “电脑网络遍及世界,其硬件和软件揭示了一种虚拟纬度,既超越又交织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12] 人们越来越活在“数字状况”下, “万物皆可量化”“万物皆可互联”成为数字时代的宣言,统治者愈发习惯于利用数字网络技术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倾向于将每一个记录在案的生命进行统一监管,例如健康码的设置、移动支付的普及等。在此过程中,未被数字化的现实生命(例如不会使用智能设备的老者、 技术厌恶者、极端隐私主义者)正沦为 余数生命,其现实社会的主权正被赛博 空间的殖民化所侵蚀。如若不能平衡赛 博空间中涌动的“信息流”与现实空间 涌动的“人流”,现实社会则有可能在 数字空间的控制下被网格化,从而丧失 流动的包容性,沦为单向度社会。

  (一)生命政治的“排异”传统

  20 世纪 70 年代, 福柯于法兰西学院 首次提出“生命政治”这一概念,开启 了生命政治学研究的先河。福柯提出, 生命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关于人口的治理 术。不同于王权时期君主“让人死”的生 杀权力,现代生命政治的目的是如何利 用“使人活”的技术使个体都在统一的 权力机制下被监视、被管控、被规训。 [13] 这里的个体并不被视为具有个性、具有 丰富情感的“人”,而是被还原成人口 统计学中可被计算的数字“一”。当一 个人不符合治理规范时,则不被纳入治 理机制当中。通过“排除不安全因素” 的方式,人口统计中的个体形成了一个 新的适宜治理的集合。

  同样,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 本(Giorgio Agamben) 在生命政治这一 议题中提出了“赤裸生命”的概念,揭 示了生命政治的“排异性”。阿甘本指 出 :“古希腊人有不止一个词用来表达 我们用“生命”一词所指称的东西。他 们使用两个在语义与词形上截然不同的 词 :zoē, 表达的是一切生物(动物、人或 神)共享的生命这一直接事实 ,bios, 则指 某单一个体或群体所特有的生命形式或 方式。”[14] 如果说 zoē 是简单的动物生 命, bios 则意指人类特有的政治生命。 为满足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个体会与 他人结成共同体,并以城邦这一最终形 式展现出来。城邦政治的诞生,促使人 从 zoē 向 bios 的转变, 人类通过参与政 治、进入共同体获致各项权利。共同体 政治通过赋权个体这一方式获得统治的 权力,通过纳入保护或剥夺排除的方式 实现对城邦更好地管控。当一个人为共 同体(例如无国籍者和国际难民)所排 除时,他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外壳,再度沦为赤裸生命,这部分人的权利被悬 置, “天赋人权”的承诺也随之成为一 张无法兑换的支票。

  生命政治的重点本在尊重生命,使 参差不齐的个体都能得到个性化发展。 伴随权力的膨胀,生命政治的重心逐步 转向了治理:不断排除异质、不断剔除 个体个性,以集体利益之名剥夺个体的 发展权益。不知不觉,生命政治异化为 一种系统暴力。不同于传统的显性暴力 的是,这种暴力不仅难以引起人们的警 觉,而且易伴随权力渗透至社会的每个 角落,无形中剥夺着个体生命的权力与 自由。

  (二)数字生命政治的系统暴力

  在生命政治中, “装置”是承载权 力进而对整个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管控的 机器。以往权力对整个社会的管控依靠 的是实在的装置,现如今权力的装置已 完成向数字化的蜕变,传统的生命政治 也已然被数字生命政治所接替,刻写着 新的谱系。“数字生命政治以数据收集 和智能分析等算法治理为基础,从而能 够对诸多个体进行精准治理” [15] ,确预 估其喜好,推送其有可能消费的产品。 不可否认,生命政治从一开始就带有资 本主义榨取剩余劳动价值的属性,从原 始的体力劳动抽象为注意力经济,而那 些被认为不值得剥削的阶级在此刻再一 次被化约为余数生命。在智能产品支持 者占话语主导权的今天,他们面临各种 数字化困境。

  (三)代际对话的实际困境

  不少学者认为,数字反哺是家庭场 域内连接“我们”与“余数生命”的有 效路径。但受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数 字反哺的效果未必显著。社会交换理论 认为,互惠”是进行社会交换的核心原 则。在数字反哺问题上,子代对亲代的 反哺是出于传统的血亲关系,从本质上 说是一种可持续性不强的非对称交换, 因此数字反哺的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反哺者一方。现如今反哺主力军已 成为网龄较长的新世代,在互联网的土 壤上他们率先拓荒栖居,与网络保持高 强度连接。QuestMobile2020 “Z 世代”洞察报告显示,截止到 2020 年 11 月,95、00 后 Z 世代活跃用户规模已经达到3.2 亿, 占全体移动网民 28.1%, 月人均互联网使用时长 174.9 小时。[17] 长时间的网络交流占据了原本属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时间,他们在赛博空间内沉迷于文化工业塑造的各种景观和圈层当中,无暇在数字反哺这一无偿劳动中耗费过多的精力。

  结语

  自人们选择进入赛博空间起,我们的思维便在无形中被解构与重塑, “移居赛博空间与一种赛博空间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 正携手并行。” [18] 大多数人都习惯于数字状态下的各种景观,因此难以从数字生活这一常态中挣脱出来,重新审视技术背后隐匿的生命治理术与数字资本逻辑。赤裸生命这一危机的出现则试图唤醒人们的交往理性与人文情感,避 免社 会沦为 单一性 的单向 度机器。毫无疑问,社会经济仍需技术这一引擎来推动,人们会继续赛博空间奥德赛式的征程。身处赛博空间,我们如何在海量信息中分辨出自身的真实需求和文化工业蓄意制造的虚假需求?当多数人成为“数字人”且试图将现实世界殖民化时,该如何安置未被数据化的余数生命?如何重新平衡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使人不至于在数字异化劳动中沦为数字生命政治的奴隶?这些问题是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现实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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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赫伯特·马尔库塞 . 单向度的人[M]. 刘继, 译 .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3.

  [2] 凯瑟琳·海勒 .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M]. 刘宇清,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2

  [3] 刘淼 ; 喻国明 . 中国面临的第二道数字鸿沟 : 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J]. 现代传播 (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42(12):2.

  [4] 高宣扬 .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 [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 社,2004:14.

  [5] QuestMobile研究院 .2020 年中 90后人群洞察报告 [EB/ OL].(2020-09-02)[2021-06-30].https://www.questmobile. com.cn/research/report-new/123

  [6] 米歇尔·福柯 . 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 北 京:三联书店 .2019:215.

  [7] 米歇尔·福柯 . 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 北 京:三联书店 .2019:29.

  [8] 高宣扬 . 福柯的生存美学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5:168.

  [9] 方正 .“数字规训”与“精神突围”:算法时代的主体 遮蔽与价值守卫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1.(0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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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伊莱·帕里泽 . 过滤泡 [M]. 方师师, 杨媛, 译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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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蓝 江 . 智 能 时 代 的 数 字 — 生 命 政 治 [J]. 江 海 学 刊 ,2020.(01):121.

  [14] 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 : 政治学笔记[M].赵文,译.开封 :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8.

  [15] 蓝 江 . 智 能 时 代 的 数 字 — 生 命 政 治 [J]. 江 海 学刊 ,2020.(01):119.

  [1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 状 况 统 计 报 告 [R/OL].(2020-04-28)[2021-07-02].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102/t20210203_71361.htm.

  [17] QuestMobile 研究院 .2020 “Z 世代”洞察报告 [EB/OL].(2021-01-12)[2021-07-03].https://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new/140.

  [18] 穆尔 . 赛博空间中的奥德赛 [M]. 麦永雄,译 .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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