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论晚清思想文化运动失败的原因时认为, 晚清一切所谓“新学家”者, “其所以失败, 更有一总根源, 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 (29) 。由梁氏的这段话可见, 身处新旧交替时代的早期现代作家文人, 他们都是从旧体制中走出来的, 很难摆脱旧文人的知识结构与心性气质。他们极为重视学问之道。对他们而言, 没有学问, 就失去了安心立命之根本, 亦无挽时救世之资本。他们赞成、拥护、推动文学革命或改良, 往往是源自于他们的学术思考和见识;他们抵制、反对、批驳文学革命乃至是新文化运动, 实际上也是源自他们的学术思考和识见。所以我们看到, 严复之反对梁启超、林纾之反对新文学、梅光迪之反对胡适、“学衡派”“甲寅派”之反对新文化……凡此种种, 当中自然有文人相轻的习性作怪, 但更多的, 则是源于相异的学术理路、价值关怀而导致的文学取向上的大相径庭, 以致东南社会既是激进的革命者的发源地, 也是保守派的大本营。
四东南文化性格与“革命”的边缘活力
清末民初之际的文学革命既然是由东南社会所发动, 就必然会铭记着东南社会特有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 首要的就是它的“底层政治”特点。所谓“底层政治”, 指的是传统中国文学等级结构中, 底层、非主流的文学通过革命完成文学史复权的现象。如何定义“革命”是一回事, 但所有的革命———无论是社会政治领域, 还是思想文化领域———其核心任务不外是创造新的事物。只是革命的创造, 未必是把新事物从无到有创造出来, 而是通过秩序的重建达到创世的目的。这种秩序重建, 就是打破固有秩序, 使边缘成为中心, 中心成为边缘;低级反转为高级, 高级沦为低级。革命的“底层政治”, 就是底层通过革命“翻身”的过程。近现代文学革命中, 这种边缘和低级文学的底层“翻身”现象殊为普遍。小说、戏曲、民间歌谣、白话等, 概是如此。单以小说论, 我们知道, 传统的中国文学等级秩序中, 诗、文素为文学正宗, 地位最为尊崇;词曲地位则等而下之。小说因为成型于勾栏瓦市, 其性鄙俗, 且多以嬉戏娱乐为主不合礼乐政教轨辙, 故地位极为卑下。用近人黄人的话来说, 小说是“言不齿于缙绅, 名不列于四部”, 虽说文人私衷或有所好, 却总是“阅必背人” (30) , 难登大雅之堂。但在近现代的文学革命中, 小说的地位却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之宏论, 把小说的兴衰与国家民族兴废捆在一起。梁启超之所以力推小说, 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31) 。梁氏所谓“支配人道”, 其实还是儒家的文学教化思维;而他未明确道出的“不可思议之力”, 倒是小说在清末民初系列革命运动中被抬出的根本原因, 即“鄙俗”的小说中, 恰恰有诗歌文赋里少有的人的七情六欲, 人的自私、贪婪、欲望, 人的正义、自由、崇尚光明, 人的自然天性等。这些被正统诗文压抑的东西, 正是社会革新最具冲击力的, 一旦破土而出, 必将涤荡乾坤。梁启超的小说观, 与严复多有相似之处。在论小说的历史地位时, 严复甚至把小说的地位抬高到“几几出于经史上”, 究其缘由, 则与梁启超同出一辙, 皆视小说为锻造人心之利器, “天下之人心风俗, 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 (32) 。
这种底层、边缘的冲击力当然不独是小说, 其他的像1918年由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和周作人等推动的“北大歌谣运动”;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口语诗实践, 裘廷梁所说的“白话乃维新之本”, 胡适对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梳理, 等等, 他们所做的都是文学上的底层复权, 以及文学史的“翻身式”革命。
东南文化性格对文学革命的塑造,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地方性文学经验”正典化。统观清民之际系列文学革命, 革命者试图主流化、正统化的, 其实多为切近南方的文学。不能说小说就是南方的文体, 但就中国小说发展的整个过程而言, 南方特别是江南向为小说发育的温床。不仅小说类型中大多数, 如灵怪、公案、传奇、妖术、神仙、艳情等出自南方;许多小说家, 如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凌濛初、冯梦龙等也是南方人。说南方是中国小说发育的温床, 一是因为中国的小说无论是“讲史”“讲经”, 还是“志异”“志怪”, 多依赖于市井和市民。南方自宋以来, 论人口密度、城市规模、城市化发展水平、经济水平, 以及小说赖以生存的书坊和印刷业等, 都远比其他地方发达。二来, 南方处在“文化同心圆”的边缘地带, 向来就有挑战中心的内在冲动, 文化上具有一定的逆反性。这种文化逆反性混合着南方自由、开放的性格, 为中国小说挣脱礼乐文章羁绊, 叙写“怪力乱神”, “诲淫诲盗”提供了方便。荷兰学者高罗佩论中国古代房中术时, 以明清艳情小说做例证, 说“ (江南文人) 他们用街头巷尾粗俗下流的俚语写淫秽透顶的小说, 并用艳词丽句的色情诗句点缀他们粗俗的文字” (33) 。言辞虽有不堪, 但南方文化助推小说多样繁衍, 则是不争之事实。被清人毛庆臻指为“诱坏身心性命者, 业力甚大”的《红楼梦》, 也多在江浙流传。毛庆臻甚至提出“聚此淫书, 移送海外, 以答其鸦烟流毒之意”, 将《红楼梦》这类“淫书”, 送到英国去“诲淫” (34) 。但恰恰是小说的这种“诲淫诲盗”, 在近代特别是现代文学革命中, 被人们当作身体自由、人性解放的利器, 用来冲击传统思想的堡垒。
小说如此, 白话文就更具代表性。因历史上中国的政治中心多在中原、北方和西北, 故而按照“官话区”和“非官话区”的划分, 南方基本上处在“非官话区”;再加上南方山水遥迢阻隔, 移民成分芜杂, 所以语系也极为复杂, 方言种类繁多。处在“非官话区”的南方作家, 他们日常生活和历史记忆的“言”, 是自家历史形成的语言系统;而他们的“文”, 却是在中原、北方“官话区”基础上所形成的另一种需要通过后天艰苦训练方能掌握的语言体系。所以, 相对于北方、中原“官话区”的文人作家来说, 南方作家“文”与“言”的分离要更为严重。刘师培论南北文学不同时说:“南音之始, 起于淮、汉之间, 北声之始, 起于河、渭之间。故神洲语言, 虽随境而区, 而考厥指归, 皆析分南北为二种。”刘师培借隋代音韵学家陆法言的话“吴、楚之音, 时伤清浅;燕、赵之音, 多伤重浊”, 以为“言分南北之确证” (35) 。夏晓虹论晚清作家“手”“口”不一窘状时曾举一例:梁启超戊戌变法中被光绪皇帝召见, 本拟加以重用, 但后来“仅赐六品顶戴”, “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 原因是“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 召对时口音差池, 彼此不能达意, 景皇 (即光绪帝) 不快而罢”。例举其音, 则梁启超读“孝”字为“好”, 读“高”字为“古”, 让说着道地北京话的光绪帝难以明白 (36) 。“文”与“言”的冲突, 在晚清到民初的系列文学革命中, 构成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最具文化地缘张力的问题。提倡用白话文写作, 倡导“文言一致”, 提出“国语文学”概念的, 几乎是清一色的东南学者和文人作家。
东南文人学者要正典化的, 自然不止是小说和文学语言。在文学价值和审美系统上, 同样有对南方价值体系和美学趣味的趋同。这方面可论话题太多。最具文学史效果的, 当属革命者们对南方性灵文化与个体伦理的择取。南北文化之别, 一在历史, 二在自然。西周建立的分封制度主要在北方中原地区。孔子创立儒学, 所要维系的就是西周分封制度下形成的人文伦理体系。这种人文伦理体系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重视宗法制度中的“群”的价值, 而忽视“个”的伦理;重视人的社会本质教化, 而轻忽人的自然本质。南方因为没有经历封建分封, 宗法、封建思想本就无根, 另因山水文化和自然的影响, 历来有“重性灵”的风尚, 并且在“尊自然”的基础上, 派生出一套崇尚精神自由的思想和美学体系。明清两朝的“竟陵派”“性灵派”, 以及李贽的“童心说”, 都是南方美学的代表。在近现代文学革命中, 南方的自然、性灵思想与生命智慧, 和西方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其实是有深层互动的。严复以“群己权界论”为名译介穆勒的《论自由》, 梁启超依卢梭社会契约思想论中国人的国家、族群义务与个人权利关系, 胡适的自由主义和“易卜生主义”等, 貌似是以西方思想回应中国问题, 但其实都有自然、性灵、个人和自由等南方智慧的影子。因此, 不能一提及自然、个人、自由、人道等, 就把它们理解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其实, 它们同样深植于中国传统中, 只不过大多数时候, 它们是以旁枝逸出的边缘姿态, 或者是被压抑的状态存在于传统之中的, 不受主流待见而已。近现代文学革命的边缘活力, 就体现在对这种被压抑的传统和智慧的重新发现。这种重新发现, 在鲁迅笔下, 是对“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气质的流连忘返;在苏曼殊、周作人、郁达夫、庐隐、冰心等笔下, 则是人的自然生命意志的流露。
东南文化性格对文学革命的另一个影响, 就是它的“外向型文化面向”。作为文学史常识, 我们知道,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是在全面学习西方的基础上起步的。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不单是为我们输入新的观念、理论、词汇、修辞技巧;更为重要的是, 它构成我们审视、批判中国文学问题, 思考中国文学未来建设的标准和参照。蔡元培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逻辑时, 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两相对照, “我国周季文化, 可与希腊、罗马比拟, 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 与欧洲中古时代相埒, 非有一种复兴运动, 不能振发起衰;五四运动的新文学运动, 就是复兴的开始。” (37) 以欧美历史比附中国, 在清末民初之际的文人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梁启超“过渡时代”的论断, 陈独秀对“古典主义”的批判, 都是以西方的历史解释中国的状况。更有甚者, 不少人以罗马字母比附中国的文字, 遂有废除汉字的言论。钱玄同就认为“废孔学, 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 尤不可不先废汉字” (38) ;鲁迅则视汉字为“愚民政策的利器”和附在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 (39) 。以西洋历史与社会比附中国的现象, 同样体现在创作中, 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刻画的“民权村”, 其中就有学堂、医院、邮局、工厂、议院等, 村中人各自由, 人皆平等, 一派祥和。
历史不可假设。很难想象, 如果不是东南社会而是由内陆其他地方推动文学变革, 文人学者当如何处理和“世界文学”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即便他们会取道于西洋以图自我革新, 也绝不会有东南文人面向世界的通彻与开放。一者, 作为“文化同心圆”结构中的边缘地带, 东南社会对中心的认同本就松散。社会遽变之下, 极易形成与中心的背离力量。晚清历史上的东南自保运动, 就很能说明问题。二者, 从地形上看, 东南面对浩瀚的海洋。当中原地区尚沉迷于“断裂的世界观”———以中国为天下时, 东南地区随着人们海外谋生, 早就进入到“整体的世界观”之中。人们清楚地知道, 中国就是中国, 世界就是世界。所以当中国社会处于变革之时, 东南社会的着眼点, 自然就不会紧盯着“中国”, 从而陷入复古的泥淖, 而是有另外一种域外的眼光去审视中国文学的问题。三者, 东南社会因为发达的经济水平和良好的教育状况, 在晚清中国的留学潮中, 东南留学生总量为全国之最。留学域外, 给新式文人学者提供一种别样的审视中国文学的眼光。有此三者, 决定东南社会主导的文学革命, 世界面向的广度、深度、力度, 均非他处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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