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过激、激进和极端的思维模式, 并非最早来自于“五四”激进、极端和激烈的文学思潮, 更非肇端于“白话文”运动中激烈的反传统论说, 而是在十余年前便已然浮现出的极端的文化危机和忧患意识中孕育和产生的。这不仅表现在倡导引进西方文化、打破传统文化禁锢的思想和思潮中, 也体现在拒斥西方文化、誓死捍卫中国“国粹”的挣扎和抗争意识中。
三打造“舆论之母”:关于文学批评的使命意识
可见, 在从“政治驱动”向“文化先导”、继而向“思想和意识形态先导”的转换中, 不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 语言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开始变得醒目, 而且文学批评在文学与中国社会变革, 尤其与政治之间的链接和桥梁作用, 也变得愈发突出, 最终催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学批评时代。
从这个角度来说, 借助批评“造势”, 不仅与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巨变相伴而生, 而且体现了一种新的精神气象和文化策略, 这就是借助和依仗公共文化平台和载体, 以最醒目的方式, 谋求在公共文化场域生成最大效应;其不同于个人的“怒吼”、“长啸”甚至“呐喊”, 而是通过一种群体和团体的形式, 发出声音, 营造氛围, 以“群”共建合力, 逐渐在文化和公共文化场域凝聚人心, 形成共识, 图求占据文化思想高地, 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引起更大反响。
这或许是人类进入文化传播时代的产物, 体现了一种社会化的、多种文化因素参与的综合呈现和联动效应, 使舆论建构和传播成为社会变革、乃至革命的推进器和发动机。显而易见, 通过政治与文学的结缘和互动, 并以文学批评方式来造势, 以获得政治、经济、军事等方式无法达到的文化效应和效果, 这是20世纪历次社会变革和政治变动的前奏。
因为要造势, 要影响人心, 要形成气候, 就意味着在公共文化场域搭台唱戏, 就要办学会, 办报刊, 搞演讲, 发宣言, 聚人气, 首先要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氛围。实际上, 社团与办刊之结合, 或者说同生共长, 相得益彰, 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变革的创新之举, 其不仅打破了以往专制政治权力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 而且意味着一批文化人从以往政治和权力框架中的脱颖而出, 开始谋求属于自己的声音和地位。
期间, 社会和报刊的兴起, 以及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原本就表达了一种通过公共传媒造势的欲望。在20世纪初, 诸种因素的共同参与形成合力, 使得此类机遇不断涌现, 渐成气候, 造就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结社和办报的第一次热潮。1903年, 黄兴在长沙与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陈天华等人秘密集会, 发起组织华兴会, 他在讲话中就指出, 在当时“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 市民亦潜濡默化”, “炸药既实, 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的情况下, 最需要的就是“审时度势, 或由会党发难, 或由军学界发难, 互为声援” (12) 。而到了1903年3月, 他在《〈国民〉月刊出世词》中强调, 在“登高丘而四望, 专制黑雾既弥漫于神州, 雨晦风潇, 长夜不旦”的情形中, 刊物一定要成为“为传播文明之利器, 趋世界之潮流, 救中国之危弱”, 起到“发挥党纲, 指导国民” (13) 的作用。
打造“舆论之母”的意识,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应运而生。1902年, 梁启超于《新民丛报》上发表《舆论之母语舆论之仆》, 其中这样道:
故世界愈文明, 则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离。然则欲为豪杰者如之何?曰:其始也, 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 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 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 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论者, 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 成立时代之事业也。非大勇不能为敌, 非大智不能为母, 非大仁不能为仆。具此三德, 斯为完人。 (14)
包蕴于如此“过渡时代”之中, 众人汲汲以求破旧立新, 争作“舆论之母”, 试图以自身观念指引时代思潮的未来走向。尽管在后人分梳时看似碰撞交融, 多元共存, 但就当时情景来说, 打造舆论之母, 首先就要抢夺文化思想高地, 获取文化意识形态场域的话语权, 所以论战激烈, 分寸不得容让。如果说, 批评的崛起, 本身就反映一个多种声音、多种观念和多元文化碰撞和交融时代的到来, 那么, 在文化论争、思想论辩和观念争执中, 双方从自身出发。“发声”何以“洪亮”, 何以营造“共振”, 就是其为扩大效应和影响力的鹄的。
在这方面, 作为20世纪初为社会变革造势的时代喉舌, 《民报》无疑不仅有比《新民丛报》更明确的政治主张, 而且采取了更具革命性、更善于造势的策略, 再加上更具有文化激情和想象力的批评文字, 创造了前所未有、难与匹敌的宣传效应。
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 《民报》前身是宋教仁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 1905年11月同盟会成立后, 就将其作为革命造势的阵地, 不仅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己任, 大力宣扬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紧迫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而且还发表了很多大力介绍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以及西方社会新文化和新思潮的文章, 其中包括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来为中国革命运动和风潮造势。
《民报》并不是一家一般的文学或者文化批评的报刊, 而是一家有明确政党归属和思想宗旨的机关报刊。正如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资料编辑组在《影印民报说明》中所言, 在辛亥革命以前, 《民报》“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它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 在这一场斗争中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15) 。
值得注意的是, 《民报》上发表的虽然多是政治性文章, 所传达的也多是革命思想和观念, 但是其叙述和言说气象和语调, 却不乏文学性, 甚至可说富于文学色彩, 充满激越的情感诉求和感染力———这不仅是实现其“舆论之母”效果的必要条件, 也是文学批评何以能够介入意识形态和公共文化场域, 实现其社会价值的缘由。正是在这里, 文学与政治再次体现了唇齿相依、相得益彰的关系, 二者日益密不可分, 文学由于政治变革的欲求而介入社会, 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政治色彩。而政治诉求由于文学的推助和渲染, 变得越来越充满文学性, 甚至时常借助文学想象和张扬的方式, 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这在1905年10月《民报》第1期上的《发刊词》和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民报》在东京召开的周年纪念大会上所作《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演说辞中就有表现。就以《发刊词》为例, 其一开始就以做“舆论之母”为己任, 力求“缮群之道, 与群俱进”, “求其斟时弊以立言”, 实现用“革新之学说, 其理想输灌于人心, 而化为常识”, 进而付诸实践和实行的目的, 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为革命、为新时代造势的气息, 例如: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 异族残之, 外邦逼之,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 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 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 中国独受病未深, 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 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 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 游五都之市, 见美服而求之, 忘其身之未称也, 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 舌敝唇枯, 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 然而欧美强矣, 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 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 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 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 伏之数十年, 及今而后发现之, 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 发达最先, 睹其祸害于未萌, 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16)
既然有了“舆论之母”, 那么“舆论之仆”也就相继出现, 一起在文化意识形态场域拓疆扩土, 形成浩浩荡荡的蓬勃革命之势。在这种气势带动下, 革命与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交织与互动, 文学批评自然也充满革命的使命意识, 当仁不让担负起了鼓吹革命的重任。
例如, 由柳亚子 (1887—1958) 主编的《复报》 (17) 则更接近文学刊物, 其以“发扬民族主义, 传播革命思潮”为宗旨, 发表诗文、歌谣等, 正如柳亚子在发刊词中所言, 刊物就是“想靠文字有灵, 鼓动一世的风潮”, 以实现“救出我庄严的祖国来”的梦想。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具有普泛性的梦想和社会担当意识, 文学批评渐渐远离了以作品鉴赏为基础的范式, 进入为社会和公众事物呼号的场域, 其评判和欣赏文学作品的标准和依据, 也转向了对于自由、民族、民主、平等、进步等体现社会发展预期和要求的价值追求。这无疑营造了一个更大的文化空间和趋势, 为文学批评发挥其推动社会变革效能提供了可能性。这样, 20世纪初的《复报》不仅为革命造势立下汗马功劳, 也成就了为革命造势的很多新的诗人和批评家。
柳亚子就是其中一位。在《复报》上, 柳亚子就先后发表《立宪问题》《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吴日生传略》《中国灭亡小史》 (署名“中国少年之少年”) 《云间张女士传》 (署名“焉是”) 等论著和诗篇, 传播革命理念, 抒发革命激情, 鼓吹革命思潮。从1903年初经陈去病等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教育学会, 到受教于章太炎, 与邹容等为友;再到与陈去病、高旭等一起创建《南社》, 柳亚子都在竭力鼓吹革命, 为革命“悲歌慷慨千秋血”, 谱写了中国20世纪“文采风流一世宗”的传奇。
这还不够, 要真正成为“舆论之母”, 占据文化领导地位, 就不仅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抢占理论观念的思想高地, 还要争获一呼百应的效果, 这样才能使革命主张化为社会行动, 进一步实现“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于是, 一场与1902年2月创办、由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的论战必不可免, 因为此时的《新民丛报》在文化意识形态场域依然占据显要位置, 依旧是鼓吹社会变革的主要喉舌和“舆论之母”, 在公共文化场域掌握着舆论话语权。这不能不对《民报》的发展形成了一种限制和限定, 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革命思想的张扬, 遏制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思想和理念, 难以得到更有效的宣传效果, 在社会上获得更广泛共识和响应。
于是, 《民报》此时要成为新的“舆论之母”, 就不能不打破这种限制和限定, 攻取已经被《新民丛报》占据的舆论高地。为此, 《民报》开办不久就发起了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1905年11月, 《民报》创刊号即开始展开对保皇派的批判和驳斥, 矛头直指仍占据意识形态高地的梁启超等人。梁启超不甘示弱, 在《新民丛报》上连续载文反击, 于1906年1月出版的第73号起连续登载《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 伸张自己反对暴力革命, 主张先实行“开明专制”的理由。但是, 这正好为《民报》创造了扩大战果的机会, 1906年4月18日的《民报》第3号上用号外形式公布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 并宣称“第四期以下, 分类辩驳”, 就“如《新民丛报》所云, 则可以立亡中国”的大问题, 把论战推向如火如荼的状态。此举大大推升了《民报》在意识形态和公共文化场域的影响力。
这实际上是一场争夺如何推进中国变革之话语权的论战。梁启超并不保守, 但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谨守和拘泥于“持论务极公平, 不贪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 以败坏中国者”“不为危险激烈之言, 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等原则, 不是以革命方式而是依赖学术和学理的方式议政参政, 所以显得如同“小脚女人”, 迎战仓促且放不开手脚, 无论从观念和言辞都不能脱离旧的思路, 不能拿出更有号召力的思想、口号和话语;尤其缺乏充满激情的感染力, 所以不能满足当时人们久被压抑和压制的、日益高涨的革命欲望和要求。而《民报》诸人则激情澎湃, 不仅不惧专制权力的恐吓威胁, 不拘于传统思想框架的禁锢和限制, 不断在气势、话语和思想方面占据上风, 而且抓住梁启超“借名保皇而行革命”之间的缝隙, 穷追猛打, 夸大“保皇”与“革命”之间的分歧, 以“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 如黑白不能混淆”的逻辑, 直指对方“失其初心, 背其宗旨”, 一下子就把梁启超和《新民丛报》推到了不容辩解的革命“公敌”, 甚至“伪君子”境地。
如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中所说:
梁为保皇会中之运动领袖, 阅历颇深, 世情浸熟, 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 风潮之急激, 毅力不足, 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 偶尔失其初心, 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 忽言破坏, 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 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 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 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气也, 康即刻心写腹以表白其保皇之非伪, 而梁未与之决绝, 未与之分离, 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与保皇, 理不相容, 势不两立。 (18)
面对这种激烈论述和质问, 梁启超很快就感到, 在这一轮关于国家命运、“争舆论之动力”的论辩中, 其自身的学术乃至政治诉求, 在对方的同声呼号之下, 已然声音渐弱, 难以分梳, 更难于为外在于论战场域的“观看者”们所信, 自己不仅很难继续占据上风、把控话语权, 在思想上再无险可守, 无理可据, 而且很可能在道义上彻底落败, 失去过去已经获得的“改革家”“舆论先驱”的名声。
就这样, 在创办《新民丛报》之初踌躇满志, 想“献身甘做万矢的, 著论求为百世师”的梁启超, 很快就偃旗息鼓, 接受败局。他万万没想到, 才过了不几年, 他的文化壮志, 连同他的报纸和学说, 皆成为新起的《民报》革命派同仁的“革命对象”, 成为被迎头痛击的“万矢的”, 此时似乎也唯有与论战者妥协和解, 让出文化和意识形态领袖及其话语权, 才能全身而退。
1906年5月, 梁启超感到大势已去, 就写信给徐佛苏寻求妥协, 想停止与《民报》的论战。但是又有他想不到的结果, 当时浩浩荡荡革命思想洪流, 早已经冲毁梁启超诸如所谓“持论务极公平, 不贪偏于一党派”的禁忌与规则, 以摧枯拉朽之势浩荡前行, 容不得他说辩就辩, 说停就停, 因此他接连几次努力都遭到拒绝, 包括孙中山、胡汉民、黄兴等革命领导人, 皆采取了类似“痛打落水狗”“宜将胜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态度, 坚持把论战进行到底。
这种穷追猛打式的论战方式, 当然有过度阐释、夸张与造势的批评倾向, 但是, 在当时语境中, 或许只有通过夸张方式, 由小见大, 上纲上线, 才能置对手于“遗臭万年”的死地, 在思想、观念和话语上完全缴械投降, 从此退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舞台。
至此, 梁启超所秉承的以“学术之势力”左右中国社会变革的期许, 变得渺茫且显得“落伍”, 而“革命”则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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