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历史预言
新君子群体充满了人格的自信、思想的自信, 因此在历史的关口, 他们总能站出来以理性的精神、以批判者的角度, 评论是非、臧否人物, 预言结果、指示未来。
“君子曰”的历史预言是理性的。《左传》里的一些预言是谶验的, 笼罩着宿命式的神秘色彩。与之不同, 《左传》“君子曰”的历史预言则从非理性的玄学迷雾中走出, 呈现出科学的知识的理性光彩。《左传》的“君子曰”预言常常以“君子是以知”的形式表现, 共有11处:
1.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 (100)
2.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 (101)
3.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 举人之周也, 举人之一也。 (102)
4.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 (103)
5.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104)
6.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 (105)
7.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 (106)
8.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107)
9.君子是以知郑难之不已也。 (108)
10.昭公十九年矣, 犹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 (109)
11.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 (110)
知, 就是了解、是判断、是预言, 君子们面对的问题有政治得失、邦国兴亡、个人命运、道德是非, 他们毫不掩饰地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显示了理性的进步。周桓王取郑人之田, 君子判断郑周之间短暂的联合即将结束“桓王之失郑也” (111) 。息国蕞尔小邦, 却挑战郑庄小霸, 不自量力, 君子预言其“息之将亡也” (112) 。出姜嫁于鲁文公, 鲁国却不按礼使上卿迎接, 君子便判断其不见容于鲁国。这便为14年后出姜两个儿子被杀, 出姜变成哀姜, 大归齐国“哭而过市”的悲惨命运做了预言。
五“君子曰”话语的文学表述
新君子群体的精神自信决定了他们的思想自信, 在理论上君子集团一直保持了强势的话语权力, 另一方面该群体凭借着与《诗》《书》等经典的天然联系, 迅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君子曰”是一种理论话语, 也是一种文学话语, 中国文学的真正品格是君子人格, 中国文学的理论和艺术主张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学的“君子曰”。
1. 恢弘道义的精神气象
君子与一般庶民区分点是对“道”的自觉追求, 孔子谓“士志于道” (113) , “士不可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114) 与铁肩道义的人格精神相统一的是, 中国文学从来不把文学理解为单纯的文艺, 而是“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115) , 是负有重大政治使命与历史责任的,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开篇即谓:
文之为德也大矣, 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 方圆体分, 日月叠璧, 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 以铺地理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116)
刘勰将天地的“日月叠璧”“山川焕绮”的自然文采与人“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文明”的人文光辉, 看成是普遍的“道”的出场和演绎, 使整个文学理论传统建立在“道”的哲学基础上。
“道”是悲天悯人、心系苍生的古典人道主义情怀。“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117) , “穷年忧黎元, 叹息肠内热” (118) ,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 (119) , 下层人民的冷暖安危总萦绕在古典诗人们的心头, 成为以民为本的君子人格精神的延展。陶渊明固然是田园诗人, 传在隐逸, 看似隐逸, 看似逃离, 但是他在送给儿子仆人时, 特别强调一句“此亦人子也, 可善遇之” (120) , 不经意间依然表现出他内心的人道主义光辉, 这才是他田园诗感动人的原因。
道是坚守正义、挺身而出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左传》记载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保卫祖国的故事, 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前楚国大臣荣黄谓:“死而利国, 犹或为之” (121) , 宣公十三年晋国气势汹汹讨伐卫国, 卫大夫孔达以“苟利社稷, 请以我说, 罪我之由” (122) 的担当精神, 挺身而出, 自缢身亡。子产相郑, 提出一系列富有法治精神的改革而备受责难, 他却响亮提出“苟利社稷, 生死以之”, 爱国已经成为一种理性自觉, 当社稷、城邦、家国利益受到威胁时, 他们不避生死而勇于担当, 国家利益和责任是超越个人生命的, 这种精神成为屈原等爱国主义的精神源泉。有响斯应, 林则徐著名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123) , 正是对子产“苟利社稷, 生死以之”的精神升华和拓展。
中国文学从创作到理论两个方面, 都是以道义为第一原则的。“夫君子学文, 所以行道” (124) , “君子居其位, 则思死其官;未得位, 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125) , 古典文学理论家以君子自居, 因此他们在文学理论上都义无反顾地恢弘道义。
2. 宗经征圣的文化立场
早期君子群体的知识构成是以经典为核心的, 经典是古代君子群体的思想武库, 也是古典文人文学创作的艺术范本。经典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来源, 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生成的思想土壤。
袁枚说“六经者, 亦圣人之文章耳” (126) , 在他看来“道统”与“文统”是一致的, “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 (127) , 伟大的深刻的“道” (志) 要长久流传一定是文学的修饰的, 经过艺术的加工, 经典要传播“道”承载“道”, 必须依赖文学的审美的升华。因此不是文学依附于经学, 而是经学得益于文学, 辞章不是末技小道, 而是与“道”一起传之不朽的艺术经典。
《尚书》“六体”———典、谟、训、诰、誓、命, 是上古礼典仪式的文学性书写。“帝尧曰:放勋钦明, 文思安安。允恭克让, 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 (128) 、“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咏, 律和声。八音克谐, 无相夺伦, 神人以和” (129) , 这种《尚书》式的诗性语言声韵铿锵、节奏起伏、形式整齐, 是旧体文言的经典样式。《周易》虽是哲学经典, 却是诗体形式的著作。“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 (130) , “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黄裳/龙战于野, 其血玄黄” (131) , 《乾》《坤》两卦爻辞用富有诗性的笔触描绘天空大地, 艺术地表达了心灵感动与思想启示。而“《乾》《坤》两位, 独制《文言》” (132) , 《文言》为《乾》《坤》两卦立传, 本来无意于文辞, 却以参差错落自由流畅的形式成了新文学的代表, 被阮元称为“千载文章之祖”。《诗》三百是当然的文学, 《雅》《颂》诗篇持重雍容, 《国风》歌唱清新自然, 为整个古典文学开辟了现实主义的道路。“《春秋》谨严, 《左氏》浮夸” (133) , 《春秋》是编年体史学著作, 却重视修辞, 在一字一句中寓示褒贬、寄寓爱憎;而《左传》则更是以充满奇幻的“尚奇”笔法、富有想象的绮丽文字, 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历史风云, 使中国叙事文学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左传》记载了许多盛大的赋诗盛会, 登高而赋, 以诗言志, “言语之美, 穆穆皇皇” (134) ;在一些重大的历史关头, 君子们常常挺身而出, 议论风生, 引《诗》引《书》, 引史引《易》, 显示了一个时代的书香风雅, 也使君子群体受到系统的文学教育和精神培养。
经典孕育了最早的文学理论, “诗言志”“修辞立诚”“春秋笔法”等已经勾勒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轮廓, 而《礼记·乐记》则显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整体性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乐记》强调音乐生于人心, 但心灵不是纯精神的, 而是与物质世界感应的, 心物相感是音乐与艺术的主要动力。“诗无隐志, 乐无隐情” (135) , 先秦文艺理论中已经把“情”“志”清晰地分开, “志”是显性的人为的, “情”是隐性的本原的。《乐记》谓“情深而文明, 气盛而化神” (136) , 生命深处最根本的“情”使得文采飞扬。无论是诗还是音乐, 早期的文学理论都认为从中可以观察社会政治与人生, 孔子讲“诗可以观”的思想, 《乐记》则有“乐观其深”的理论, 这样就把艺术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了。以《乐记》为代表的经典文献, 规定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格局和走向。
3. 修辞立诚的艺术原则
“修辞立其诚”的理论出自于《易传》, 《乾·文言》谓: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 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 所以居业也。 (137)
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品德上的“进德”, 还是事功意义上的“居业”, 都必须以诚信为本, 是内在之德与外在之文的相互结合, 从而实现道德的“忠信”与修辞的“立诚”有机统一。
从修辞立其诚出发, 中国文学理论主张修辞之诚与人格之诚的一致。修辞立其诚的最重要原则是修辞之诚是以人的道德之诚为前提的。《系辞下》谓:
将叛者其辞惭, 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 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 失其守者其辞屈。 (138)
一个人的语词与精神性格是紧密相连的, 在语言背后站着人格。在君子人格中一直保持了对言行不一的“巧言”的警惕, 而一直追求语言与行动的一致性, 以人格的诚信为基础追求文学表达的诚信。“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139) , 文与质问题本来是作为君子人格修养提出的, 后来却成了文学理论坚持的原则。文学当然要修辞, 但“圣文之雅丽, 固衔华而佩实者也” (140) , 在文采与本质、修饰与诚朴之间古代文论家一直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 而更强调文章诚质的本性。
从修辞立诚出发, 中国文学理论强调了文学源于内心的真实情感的表达。《乐记》谓:“凡音者, 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 故形于声。” (141) 《诗大序》亦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咏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 在经典文献里, 诗、音乐、舞蹈等一切艺术形式, 都以“情”为基本动力。而“情欲信, 辞欲巧” (142) , “圣人之情见乎辞” (143) , 情见乎辞, 更需要情的绝对真实, 情越是真实的就越有艺术高度, 而不是相反。李贽之所以在艺术上标举童心, 在他看来, 所谓“童心”就是“真心”:“若失却童心, 便失却真心, 失却真心, 便失却真人” (144) , 童心并不是让人去做儿童, 而是去除一切虚伪, 回到生命之初的天机活泼的一片真情。
从修辞立诚出发, 中国文学理论追求率真流畅的自然风格。庄子谓:“真者所以受于天也, 自然不可易也。” (145) 真意味着自然, 真的实质就是不造作、不矫情、不欺伪、不刻意、不忸怩掩饰、不故作姿态, 而是顺应本性, 天机自张, 一任生命的自然流淌。自然看似轻松, 其实是很难达到的境界。“道法自然”, 便将自然作为最高的哲学境界。钟嵘《诗品》鲜明提出了“自然英旨”的艺术主张, 他在品评诗歌时反对刻意模仿, 反对堆垛用典, 强调真正的性情流露, 追求艺术的“直寻”。所谓“直寻”, 即直接扪摸自然, 毫不阻隔, 即“直寻之义, 在即景会心, 自然灵妙” (146) 。钟嵘反复强调“物之感人”“摇荡性情”“斯四候之感诸诗者”, 也就是主观感情顺应外物的结果, 不是主观情感凌驾于自然之上, 而是顺应、是感动。中国文学一直反对雕琢堆砌非形式主义风格, 尽管中国文学史上也存在过绮靡矫饰的形式主义文风, 但其主流一直追求古朴自然。王国维说:“古今之大文学, 无不以自然胜” (147) , 自然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
结语
新君子文化群体的出现是中国文化进入经典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商周贵族的旧营垒是君子产生的温床, 而宗周覆灭, 城邦自立, 咬断了君子与旧贵族联系的脐带, 生机勃勃地走向新的政治舞台。西周以来“以德为本, 以道为门”, 构建了以仁、信、忠、敏为基础的君子人格的理想模式, 君子人格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春秋时代的新君子们在开放自由的思想条件下,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实践和拓展君子的道德内涵, 展现了仁爱、谦敬、风雅、勇武的新君子形象, 新君子群体充满了文化与精神的自信。中国文学从英雄到君子的跨越, 使得中国文学主题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 人的主题不断突显, 半人半神的英雄背影渐渐远去, 普通人的丰富而复杂的精神和心理世界有了更广泛的表现空间。
在礼乐文化背景下, 新君子们完成了对《诗》《书》《易》《春秋》《礼》《乐》等文化经典的诠释构建, 成为礼乐文化建设与传承的主体力量。君子也以正义和道德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文学的世界里, 代表正义的君子形象和代表邪恶的小人形象是中国文学矛盾冲突的重要形式, 而在文学理论主张和审美追求上, 中国文学也是君子式的恢弘道义、宗经征圣、修辞立诚和中庸平和, 中国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思想的“君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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