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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作品的每一次翻拍都是对原著的重构。《东方快车谋杀案》是被誉为“侦探小说女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最著名的侦探小说, 被多次搬上大银幕。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由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1974版、由菲利普·马丁执导的2010版、由肯尼思·布拉纳执导的2017版。本文选择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三部电影, 对比它们的叙事特点、人物塑造上的差异并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不仅带领观众重温了阿加莎伟大的作品, 也使观众又看到了另一种《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可能性。
关键词：
《东方快车谋杀案》; 改编电影; 对比;
基金： 2016年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外语研究专项阶段性成果“非英语专业学术英语写作‘项目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对比研究” (课题编号:WYZX2016―18);
《东方快车谋杀案》是被誉为“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曾先后多次被改编后登上大银幕。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由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1974版、由菲利普·马丁执导的2010版、由肯尼思·布拉纳执导的2017版。由于拍摄时代和各位导演对原著的品读侧重点的不同, 这三个版本也各具风格。本文将《东方快车谋杀案》原著与各版本电影进行对比, 分析不同版本的特点和风格。
一、原著与各版本电影的叙事特点
文学作品的每一次翻拍都是对原著的重构。原著中, “阿姆斯特朗事件”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引发事件, 没有该事件就绝不会在东方快车上发生谋杀案。在如何不影响东方快车故事整体性的前提下介绍“阿姆斯特朗事件”, 三部电影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式。1974吕美特版完全按照原著的时间线展开叙事, 先完整地交代了“阿姆斯特朗事件”的始末, 而后借“五年后”的字幕立刻进入当前时刻, 开始展开东方快车的故事。2010菲利普版则直接进入东方快车的故事, 在影片开头通过不同人物的对话巧妙地将“阿姆斯特朗事件”的存在介绍给观众, 再在谋杀案发生后逐步交代该事件的具体细节。2017肯尼思版则在谋杀案发生后才通过波洛的回忆一次性抖出“阿姆斯特朗事件”的始末。三种不同叙事方式使电影故事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 收到的艺术效果也截然不同。1974版的故事线路忠于原著, 按部就班, 最符合原著党的审美。但是这种叙事方式却使故事被分割为两个连接并不紧密的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电影的完成度。而且, 对“阿姆斯特朗事件”的介绍显得十分突兀, 甚至有向观众透露谋杀案杀人动机的嫌疑。2010菲利普版发现了1974版叙事策略中存在的问题, 采用夹叙夹忆的方式将杀人动机与人物背景藏匿于各个角落。一方面使故事不再被分割为两个部分, 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提前向观众透露杀人动机。虽然这个改编在形式上改变了阿加莎小说的故事结构, 却更符合原著抽丝剥茧般分析案件的神韵, 因此备受观众喜爱。2017版对原著时间线的改编力度最大, 借波洛的回忆三言两语就勾画出“阿姆斯特朗事件”的全貌。这种叙事方法使整个故事更为精简化和整体化, 因此戏剧性最强, 电影的完成度也较前两版更高, 却因对原著叙事结构改编过于巨大而备受争议。
相对于故事结构, 三个版本的电影对真相大白后如何对待12个杀人凶手的处理差异更大。1974吕美特版中, 波洛无法下决心审判或放走12名凶手, 在真相与隐瞒之间选择了隐退, 将最终决定权交给了布克先生, 自己却消失在茫茫的大雪之中。2010菲利普版中, 波洛坚持法律, 将12名凶手移交给下一站赶来的乘警。这种结局的政治正确意味十分明显, 却也是新时代法律意识强化后在电影中的体现。2017肯尼思版中的波洛性格极其强势, 因此主动告诉警方一个他自己虚构出来的案情, 并在山洞前进行演讲, 使12名乘客生命和心理得到了双重的“新生”。新版的故事结局令很多从未看过原著和老版电影的观众感动, 却被众多原著党所诟病。原著党认为这种结局设定与阿加莎的思想相去甚远, 同时也不如1974吕美特版的结局那样开放, 限制了观众对影片的自由想象。其实, 2017版结局中波洛的演讲是对整部电影主旨的归纳———没有天生的杀手, 只有一群心灵需要重生的人。可以说这是新版从另一个角度对原著故事的理解, 是对肯尼思个人电影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原著与各版本电影的人物塑造特点
虽然阿加莎以波洛为主人公的小说多达38部, 但是在她任何一部作品中的所有主要人物都有着同等的重要地位, 《东方快车谋杀案》也不例外。1974吕美特版忠实地体现出阿加莎的这种“人皆平等”的精神, 对波特和12名乘客, 甚至对雷切特都给予了大致相等的戏份, 并未特别突出某一个或某几个人。这样的安排使影片勾勒出案件当事人的群像, 更利于观众带着怀疑一一审视所有的案件嫌疑人, 跟着影片一起进行探案。这是1974吕美特版电影最吸引观众的地方, 体现出阅读阿加莎侦探原著的趣味所在。2010菲利普版则略侧重表现波洛, 对其他人物的塑造则有粗有细。如给波洛、卡洛琳夫人、赫克托、雷切特等人的戏份较多, 而给安卓妮伯爵夫人、玛丽、索尼娅等的戏份较少。但是, 从整体上来看依然保持了大致的平衡。2017肯尼思版则明显地集中突出了波洛, 其他所有人都沦为配角, 在戏份和性格刻画上都难以与波洛相比, 是典型的单主人公电影。其实, 无论采取多主人公还是单主人公方式, 只要将故事讲述得精彩、将人物刻画得生动就是好电影。从这个角度来看, 三部电影各有所长, 都是十分引人入胜的优秀影片。
原著中, 阿加莎将波洛设定为外表极其普通的矮个子老头, 初见甚至令人感到滑稽。但波洛内心极为浪漫和机敏, 善于通过细节观察和对别人不注意的琐事进行分析, 找出矛盾和破绽, 再进行问询, 最后利用逻辑推理迅速而准确地找出凶手。这种依靠交谈进行逻辑推理的探案风格被读者视为阿加莎区别于其他侦探小说作家的最显著特点, 主人公波洛的这种探案方式也被视为他普通外表下蕴含的独特魅力而深深吸引着读者和观众。1974和2010版电影都忠实地表现出原著对波洛的这些描写。如1974版保留了原著中波洛看到被鞭笞的印第安女人这一幕戏, 展现出他悲天悯人的内心世界。2010版通过波洛与布克的对话, 展现出他内心的细腻。而2017版却从四个方面对原著进行了改编, 这也是最引起原著党和经典版观众热议的地方。其一, 2017版改变了原著和先前版本中波洛的普通外表。1974版为了表现波洛普通的外表, 在他与玛丽初见这场戏时被玛丽偷偷哼了句“哪来的老头, 有点滑稽”。
2017版中, 波洛高大帅气, 仪表不凡, 举手投足间都显示出摄人心魄的气度。其二, 原著中心思细腻敏感、性格如老好人般的波洛, 在新版中变成了简单、暴躁的炸药桶。2010版通过表现波洛进入车厢后整理胡须的动作表现了他细腻和敏感的一面, 恰好解释了他听到隔壁车厢有声音后立即开门察看的行为。而2017版中, 隔壁发出的声音影响了波洛的休息, 开门察看是因为他满含怒气。1974版影片开头波洛在码头等船时与船工对话的一场戏十分出彩:虽然船工言之无物且喋喋不休, 但波洛却总是勉强自己与其对答, 只有在离开时偷偷叹的一口气才暴露出他早已存在的不耐烦。约20秒的镜头将原著中波洛传统英伦绅士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2017版中, 波洛经常快速地打断别人, 对不喜欢的人总是直接表达出自己的厌烦。其三, 原著与1974版中的波洛几乎不会任何现场勘验手段, 而2010和2017版中, 波洛却成为现场勘察取证的高手, 甚至掌握了微表情观察的技能。与玛丽刚见面就推断出她的家庭教师身份和曾去过美国的经历, 还在三言两语中便观察出马斯特曼患上绝症的事实。其四, 原著与1974、2010版中的波洛都是只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解开谜题, 从不会亲自抓捕嫌犯。而2017版中, 波洛不仅在影片开头利用一只手杖抓住了偷画贼, 还依靠利落的身手在十几米高的脚手架上抓住了企图逃跑的赫克托。这四处人物塑造上的改编使波洛的银幕形象越来越像卷福版的福尔摩斯, 虽然令电影更热闹好看, 却失去了波洛本身特有的气质和魅力, 也失去了阿加莎小说的原汁原味。
三、造成各版本不同特点的原因分析
通过对三部电影在叙事和人物塑造方面差异的对比, 可以发现1974吕美特版最原汁原味, 力求还原阿加莎小说的每一个细节, 但从故事完成度来看略显零散。2010菲利普版对原著精髓的把握效率最高, 在短短的93分钟内不但完整地还原了阿加莎笔下极为离奇的一桩谋杀案, 还突出表现了波洛丰富的内心世界。美中不足的是部分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深度不足, 也选择性地删减了部分与案情分析有关的细节, 对原著还原的忠实度不足, 但也体现出改编电影在重新构建故事框架上的优势。2017肯尼思版对原著的改编力度最大, 虽然借助了原著的故事框架, 但是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细节设置乃至拍摄手法等方面都有大量创新。形成这些变化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不同时代观众观影偏好决定了导演的取舍。吕美特版之所以实现了对原著的高度还原, 一方面是由于1974年前后文学作品的读者数量庞大且对原著有着近乎执拗的喜爱, 很难接受电影对原著的巨大改编。如果改编电影不忠实于原著, 则很难获得数量如此庞大的观众认可。另一方面, 忠于原著的思想不仅是读者和观众的思维方式, 也是当时绝大多数电影创作者的创作思路。无论创作方还是需求方都要求电影对原著的高还原度, 因此1974年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是最能体现原著全貌的一版。2010年, 文学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已经不如20世纪70年代, 观众中的原著党数量大幅减少。与此同时, 更多的观众对电影的故事性和完成度要求更高。因此菲利普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对故事结构和人物塑造都进行了一定程度改编, 以迎合主流观众的观影偏好。但是这种改编也并非是颠覆性的, 而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进行的与时代特征相符的尝试。其力度拿捏得恰到好处, 既还原了阿加莎侦探小说的风采, 也展现出新世纪电影的新貌。在前两版的成功后, 对《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翻拍难度增大, 如何进行创新成为摆在创作者面前不可逾越的难题。忠实原著必然因循守旧, 颠覆经典则风险过大。然而, 肯尼思依然大胆地选择了颠覆, 在叙事手法和人物塑造中加入了大量的现代元素, 更符合当代青年影迷的审美观念。再如, 2017肯尼思版在展现案情时应用了大量的俯拍手法展现车厢内的情况, 这是前作从未使用的拍摄技巧。这种手法不但使观众获得“上帝视角”, 清晰而迅速地看清案件后车厢的全貌;同时也巧妙地通过波洛和医生的身体遮挡住了受害人尸体满身的刀伤和血迹斑斑的脸部, 避免镜头如1974版那样过于血腥而造成观众的不适, 或如2010版由于“太不血腥”而缺乏侦探电影的真实感。
其二, 时代观念对影片的新要求。与1974和2010版中出现的黑人全为“力工甲”“下人乙”不同, 黑人已经成为2017版的主角之一。1974和2010版中以英国白人形象出现的医生角色, 在2017版中变为黑人, 在剧中与白人家庭女教师相恋, 且有大量戏份。这不得不说是近几年来美国电影“政治正确”的一个缩影。除了前文提到的通过俯视镜头避免血腥场面出现外, 2017版还在其他细节显示出现代人文关怀。如1974和2010版在发现凶杀案后的第一时间, 很多乘客在波洛的默许下一拥而入围观凶杀现场。而2017版, 波洛在第一时间阻止了其他人进入现场, 避免被惊吓。可以说这些改编都是现代观念在电影中的体现。
其三, “作者电影”的显著特征。英国导演肯尼思被誉为莎翁戏剧大师, 在宏大场面展现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即使那些因2017版电影改编力度过大而持批判态度的观众也不能否认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火车追逐”和“最后的审判”这两个场景的巨大震撼力。此外, 审讯时平行剪辑的多重运用、破案过程从前作仅在车厢内进行转向室外并展现宏伟壮丽的雪景、追捕赫克托时长镜头的运用……都体现出典型的肯尼思个人风格。
通过对比和分析, 我们认识到《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各个电影改编版本的不同既源于时代的印记, 也带有导演个人的特征。虽然新版电影对原著进行了近似颠覆的改编, 但是这种改编是积极的和创造性的, 不仅带领观众重温了阿加莎伟大的作品, 也使观众看到了另一种《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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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筱丽.凶手已知, 这趟“东方快车”怎么开[N].文汇报, 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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