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陆机用赋体谈创作体会一样, 高启用一首歌行体诗作塑造出一位青丘子的诗人形象, 并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他苦吟的形态、想象的奇特与从中享受到的无与伦比的审美快乐。在此, 从事诗歌创作不再是其无奈的选择, 而是刻意的追求。他那“蹑屩厌远游, 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 有书任纵横, 不肯折腰为五斗米, 不肯掉舌下七十城”的厌倦世俗生活态度, 那种“头发不暇栉, 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 客至不果迎”的痴迷情状, 那种“造化万物难隐情, 冥茫八极游心兵, 坐令无象作有声”的巨大创造力, 以及“江边茅屋风雨晴, 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 不顾俗耳惊”的自我陶醉的快感, 弥补了序文所谓“自适其适”的巨大遗留空间, 诠释了他何以能够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后来在洪武年间所作的《缶鸣集》中, 高启追忆了其自幼所形成的“含豪伸牍, 吟声咿咿不绝于口吻” (37) 诗人癖好, 这使人相信其《青丘子歌》中所述诗人形象与诗学追求绝非作者凭空虚构, 而是高启自我性情的形象显现, 包括其诗歌情趣、构思心得与审美体验, 都在该诗作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 从而在中国诗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 《青丘子歌》毕竟是一种艺术创造, 其中具有夸张的描写与理想的成分自不待言。那么, 高启的隐居作诗到底是像序文中的无能力躲避呢还是诗作中的癖好难忍呢, 单靠这两篇文献无法做出判定。在其词作《摸鱼儿·自适》中可以找到更有说服力的答案:
近年稍谙时事, 旁人休笑头缩。赌棋几局输赢注, 正似世情翻覆。思算熟。向前去不如, 退后无羞辱。三般检束。莫恃微才, 莫夸高论, 莫趁闲追逐。……这后段行藏, 从天发付。何须问龟卜。 (38)
作为一种更适宜表达私人化思想情感的词体, 透露出了高启更为真实隐秘的心曲, 他的隐居自适并非纯粹的个人好恶与情绪冲动, 而是一种精于算计的政治选择与深谋远虑的人生安排。在元末群雄割据的政治格局中, 任何政治选择都无异于压上全部的生命赌注, “赌棋几局输赢注, 正似世情翻覆”。经由深思熟虑的谋划, 还是归隐自适乃是上策。“莫恃微才, 莫夸高论, 莫趁闲追逐”, 他并非无才, 而是不能轻易施展;他并非无识, 而是可能祸从口出;他不是没有追求富贵的念头, 而是可能会处人屋檐之下而丧失人格的尊严。这种表述解构了其《娄江吟稿序》中所谓欲求取功名而“实无其才”的声明, 得知那不过是其全身远害的叙事策略而已。从这三个文本中, 可以提炼出一个共同的主题, 那就是高启在元末有追求自适的倾向, 并通过诗歌的写作而实现其价值的选择。序文的确是其诗学观念的表达, 但却对形成诗学观念的原因进行了有意的遮蔽;诗作对其诗歌情趣的浓厚、诗歌创作的情状及诗歌享受的快乐进行了细腻形象的描述, 从而使人们对其自适的内涵有了全面而直观的把握, 但它却淡化了环境的险恶而突出了自我的天性;词作则是对自适选择的时代原因与个人体验的全面阐释, 但却忽略了对于诗歌审美的表现。身处易代之际的高启, 他的确具有过人的诗才与审美愉悦的追求, 并由此对于诗歌艺术拥有超乎常人的理解;但是, 他毕竟是一位饱读儒家诗书的文人, 也曾有过入世的理想与事功的追求。但在充满危机的境遇中, 他只能选择归隐的生涯与诗学的满足, 而尽量打消甚至遮掩自己追逐功名的愿望。这其中既有他的无奈, 也有他的得意。只有将这些文本综合起来考量, 才能认识这位丰富鲜活的诗坛巨匠。
在从文学文本中提炼概括文学思想时, 必须关注到两个基本的层面:一是对于每个文本的解读都应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存在, 是作者为了实现自我的创作目的而精心结撰的结果, 突出什么, 掩饰什么, 回避什么, 淡化什么, 均有其叙述策略的讲究。当现代学者面对这些文本时, 既要关注文学思想层面的内涵, 又必须充分顾及文本作者所要实现的写作意图, 并在这二者之间反复辨析思考, 以求得出符合文本作者真实思想内涵的结论。从此一角度说, 这种研究首先是文学史的文本分析, 然后才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提炼。二是对于文本之间的关联性研究, 将不同文本视为作者不同思想层面的表达。由于文体属性的差异和创作目的的不同, 作者难以将自身的所有看法与感受在某一种文体、某一个文本中作出圆满充分的表达, 因而必须将各种不同文体的文本加以认真比对, 既要总结归纳其一致的思想观念, 又要发现它们之间各自所侧重甚或相互矛盾的方面, 并分析其背后的复杂成因, 最终才能得出接近其真实文学思想的结论。这其间最为重要的是, 每个文本都要关注其体式要求与功能规定, 同时更要仔细辨析作者写作时因个体需求与叙述策略而导致的独特性。因为只有如此, 研究者对于文本的解读, 对于观念的提炼才是更有针对性的, 因而也才是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的。
四、文献使用精细化与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自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 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与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 即使自新时期以来, 也有了近40年的学术史。每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均有其学术特点与发展水平, 如果说民国时期的研究属于学科建立的初期阶段, 其特点在于用西方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来观照中国的研究对象, 从而使中国的学术具备了现代的品格与体系, 那么近40年来学界更关注的则是如何使中国文学批评史与理论史更贴近中国的学术传统与更符合中国的历史现实。于是, 学界首先要做的乃是对于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的搜集与整理, 其学术期待就是认为随着文献搜集范围的扩大与阅读视野的延伸, 将会更为完整、细致、深入地揭示古代文论的真实面貌。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是在此一学术发展趋势中确立自己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的。在研究方式上, 它要将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实践结合起来, 其要义在于将从创作中提炼出的文学观念去印证、补充或者纠正理论批评体系之缺漏。这种研究方式的改变也同时扩大了其文献搜集与使用的范围, 以前未被纳入研究视野的诗文别集皆被作为提炼文学观念的必备文献, 而且为了探索文学思想产生、转变与消歇的历史文化原因, 文人心态的研究也成为文学思想史的重要研究环节, 则阅读文献的范围便进一步延伸至各个相关的学科领域, 竭泽而渔的阅读文献成为文学思想史研究者的必备素养。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传统研究方式上, 将扩大阅读文献作为提升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途径显然是不够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需要转向精致化, 它不仅要超越传统的研究范式, 更要检讨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处理文献的弊端;它不仅要将创作实践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更要关注如何从诗文作品中提炼文学观念的有效方式。我认为, 强化研究者的文体意识, 就是将文学思想研究精细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它不再将文学理论批评的文献视为不加区分的研究资料, 而是区分为不同种类、不同文体与不同功能的文本, 并采取相应的研究方法去发掘其不同层面的文论内涵;它在面对传统文学批评史视为论文主张的载体序跋文献时, 首先关注的是这些序跋作者所呈现的书写目的与叙述策略等文体功能, 然后再从中剥离出所蕴含的文学观念;它在从诗文作品中提炼概括文学观念时, 首先要做的是依据不同的文体规定, 寻觅其结构脉络、创作主旨及行文技巧, 然后再揭示其隐含的思想内涵, 同时要将性质相近的各种文体的文本加以对比辨析, 从而在总体上把握作者的文学思想体系。这种精细化的研究, 不仅需要研究者具备概括能力与分析能力, 更要具备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良好的文本解读能力以及贯通文史哲相关学科的综合能力。可以说, 没有对各种文献进行文本解读的精细化处理, 就很难真正实现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求真目的。
其实, 精细化研究不仅仅是中国文学思想研究的需要, 也是提升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水平的需要。因为将不同文体种类的文献作研究资料的一般化处理, 不仅仅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个别现象, 而且也较为普遍地存在于诗歌史、戏曲史及小说史的研究之中。像文学思想史研究一样, 作为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 在解读文本与分析文献时, 也需要具有清晰明确的文体意识, 也需要弄清每一个文本的生成语境与书写策略, 从而提升其研究的严谨性并获取较为可靠的学术结论。精细化的研究是一种良好的学风, 是一种优雅的品位, 但其最终目的依然是得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学术结论。
注释（参考文献）：
1 (2) (3) 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一册, 历代文话序, 第2页, 第3页, 第3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5) 唐圭璋:《词话丛编》, 第6页, 第1页, 中华书局1996年版。
3 (7) 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一册, 第1页, 第7页,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 永2) 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第1779页, 中华书局1983年版。
5 张寅彭:《从〈渔洋诗话〉看清人分辩“诗话”与“诗说”两种体例意识》, 《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2期。
6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序》, 《清诗话续编》, 第1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 郭绍虞:《清诗话前言》, 《清诗话》, 第1页, 中华书局1963年版。
8 蔡镇楚:《诗话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9 刘方:《“闲话”与“独语”:宋代诗话的两种叙述话语类型---以〈六一诗话〉和〈沧浪诗话〉为例》, 《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
10 张健之:《〈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沧浪诗话〉成书问题考辨》对此有详细考辩, 文见《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4期。
11 何文焕:《历代诗话》, 第264页, 中华书局1982年版。
12 徐宝善:《养一斋诗话序》,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 第2004页, 中华书局1983年版。
13 (18) 瞿祐:《归田诗话》, 乔光辉校注, 第404页, 第461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4 张寅彭:《〈随园诗话〉与乾嘉性灵诗潮---兼论诗话与诗说体例的区别》,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1期。
15 白贵:《中国古代诗话的“存诗”“存人”功能---诗话传诗功能研究之一》,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16 段稷兴:《元代诗话中的文人心态》, 《时代文学》2005年第1期。
17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18 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 齐鲁书社1989年版。
19 吴文治主编的此类诗话总汇著作有:《宋诗话全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明诗话全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辽金元诗话全编》, 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20 吴讷:《文章辩体序说》, 第4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21 贺复徵:《文章辩体汇选》,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二八一。
22 (28)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第136页, 第137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 第2124页, 中华书局1996年版。
24 李军等点校:《戴良集》, 第383页,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25 刘基:《诚意伯先生文集》卷十一, 《稀见明史研究资料五种》第7册, 第452页, 中华书局2016年版。
26 刘基:《诚意伯先生文集》卷十四, 《稀见明史研究资料五种》第8册, 第192页, 中华书局2016年版。
27 林家骊点校:《刘基集》, 第93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8 巴特尔:《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 《叙述学研究》, 第29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9 (36) (37) (38) 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点校:《高青丘集》, 第892页, 第433页, 第906页, 第973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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