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研究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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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差距的日益拉大，收 入差距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愈来愈受学者们的关注。  文 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 年数据，运用 Ologit 模 型和 OLS 模型，对京津冀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与幸福感之间的 关系进行探讨，得出下列结论：第一， 京津冀地区居民收入差 距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二， 性别、年龄、健康程度、 婚姻状况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文章为提 升京津冀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收入差距  主观幸福感  京津冀地区  影响研究

一、引言

提升幸福感是人们生活的终极目标。  2017 年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 提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然 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差距的逐步拉大，对于收入以 及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却没有一致结论 。 Hirschman[1]、王鹏[2]等认为，收入、收入差距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也有学者如任海燕和傅红春[3]，申 云、贾晋[4]等认为收入差距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 关系。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为倒“U”型。  不一致的结论可能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特征有关。 因为，在经济较为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省份，收入差距会被 视为是一种激励，而在相对落后的地方，收入差距大可能使人 产生更大的被剥夺感。

近些年， 京津冀地区发展迅速，尤其在国家政策扶持下， 三地在通信、交通等方面已实现了一体化， 居民收入得到进一 步提升。  在 2014—2016 年之间京津冀地区的泰尔指数值从 2015 年的 0.090 下降至 2016 年的 0.088，即居民收入差距呈 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那么，京津冀地区收入差距会对居民主 观幸福感产生怎样的关系？收入差距是否会抵消经济发展带 来的福利效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理解收入分配 对国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为提升京津冀地区及全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政策参考。基于此， 本文将以中国综合社 会调查（CGSS）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运 用有序 Ologit 模型和 OLS 模型，对京津冀地区收入差距与城 镇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展开了研 究，但在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以及收入差距对幸福感所带来的 影响方面， 尚未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

（一）收入、收入差距与居 民主观幸福感之 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王建军[5]认为总体看来，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正 向影响，但收入差距对不同类型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有所 不同，尤其是对于中等、较高教育水平的群体以及城镇居民的 幸福感存在积极影响。Hirschman[1]提出收入差距可以改变人们 对未来生活的预期，适当的收入差距能够促使人奋斗，进而使 其幸福感得以提升。高启杰与费佐兰[6]认为居民个体收入通过 影响中介变量收入效用，从而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  黄一轩[7]基于 2014 年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中的相关数 据对收入分配差距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 了研 究。  结果发现，相对收入差距、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和家庭收 入的满意度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徐淑一[8] 等认为收入对居民幸福感会产生正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会 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渐地被弱化。

（二）收入差距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Oishi[9]等根据 1972—2008 年的一般社会调查得出美国人的  幸福感在收入分配较公平的年份要比收入分配相对不公平的年  份更显著，并且这种负相关关系更多存在于低收入的美国人中。  Hagerty[10]研究发现一个国家和地区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加重  会降低平均国家幸福感。任海燕和傅红春[3]通过运用有序概率模  型对收入差距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发现：虽然家庭  收入可以对幸福感产生正向的影响，但相对于中等收入人群，收  入差距会对两极收入人群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申云、贾晋[4]认  为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居民幸福感降低，当基尼系数提高一个标  准差时，幸福感就会下降 25.7%，但是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积极  影响会缓解收入差距带来的消极影响。  田聪[11]指出收入差距扩  大会带来“相对剥夺感”，而收入差距越大，居民的“相对剥夺感” 越严重，从而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更大的消极作用。  与“正向  隧道效应”相对应，杨巧[12]等学者认为当收入差距过大时，“负向  隧道效应”会占据主导地位。

（三）收入差距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孙计领[13]指出区县、乡镇以及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与主观幸 福感之间是倒“U”型关系，并且居民所感知范围的越小对收入差 距的容忍度就越低；收入分配的公平感显然有利于正向调节收 入差距和幸福感的关系。Yu 等[14]认为在信号效应和嫉妒效应的 动态竞争的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和幸福感会呈现出倒“U”型关 系。  张然[15]提出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阶段性的 特点，存在临界点，临界点前会对幸福感起积极作用，临界点之 后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  马万超[16]等人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面 板结构方程模型对收入差距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正 向的“机会平等效应”与负向的“相对剥夺效应”和“人际信任效 应”在此强彼弱的动态过程中相互竞争和抵消，从而使居民的主 观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态势。  钟 献兵[17]也认为两者之间呈现倒“U”型区县并发现收入差距对于不同收入阶层和地区居民的影响程度不同。

除此之外，陈池波和李成豪[18]加入了再分配偏好的调节机制，何立新[19]等引入了机会不均，阳义南[20]考虑了社会保险的因 素，这些研究都更深层次地探索了收入差距对于居民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机制。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 2015 年 CGSS 调查数据构建计量模型。  由于被解 释变量主观幸福感程度为 5 项离散型有序变量，具有从非常不 幸福到说不上幸福不幸福再到非常幸福的排序变化，所以本文 选用有序 logit 模型研究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  此外，本文还使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的稳健性 进行验证。

有序 logit 模型通常假定存在一个隐变量，这个变量可以观 测到被解释变量的内在变化趋势但是不能直接测量，假设   实际观测值与潜在连续变量之间满足下列条件 ：当
 


其中 Happiness* 为 Happiness 的隐变量，μ₀~μ₅ 为阈值， μ₁，μ₂,μ₃,μ₄ 为待估参数，μ₀=- ∞,μ₅=+∞，ε 为随机误差项， Happiness* 通过 Logistic 函数被转换为概率。  根据有序 Logit 模 型可得到每类结果的概率为：



其中所设模型如下：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 数据， 采取分层且不等概率抽样的方法对区（县）、街道（镇）、居委会 （村）、住户和居民四个层次进行抽样。  本次调查共选取北京 7 个区（县）、天津 7 个区（县）、河北 3 个区（县）共 1016 个居民 样本， 其中男性样本有 472 个，占总样本的 46.46％；女性样本
有 544 个，占总样本的 53.54％ 。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居民幸福感。  幸福感（Happiness）作 为居民对自己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和直观反映，被用来衡量 居民的幸福程度。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幸福感来自于问卷中“总 的来说， 您觉得您目前的生活状态”问题的回答结果。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为：绝对收入（income）：选取个人全年总收入。收入差距（gini）：用基尼系数表示。控制 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未成年子女个数、婚姻状 况、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宗教信仰、户籍。我们对 CGSS2015 数 据进行初步分析，样本中女性样本比例大于男性样本比例。在 年龄方面， 调查对象的年龄较大，平均年龄达到 53.65 。从教育 程度来看， 教育程度较低，均值为 3.67。

四、模型回归结果

本文选用 Ologit 模型和 OLS 模型分别进行回归检验。为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采用逐步回归法， 通过逐步往模型中 加入变量的方式来检验主要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显著性。

结果表明，首先，绝对收入在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全为正， 且根据绝对收入参数 P 值，绝对收入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是显 著的。这表明绝对收入正向影响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其次， 每个模型中的基尼系数，一次项都为正值，且在 1%的水平上 是统计显著的。  这说明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 的关系。Hirschman[1]认为一定范围内收入差距的拉大会对人们 的收入预期心理产生积极影响，而积极的收入预期心理会对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其他控制变量中，从性 别来看， 男性的主观幸福感是低于女性的。  可能是因为，由于 男女对怎样才算是幸福的认知存在差异，导致性别差异成为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之一。从年龄方面看，根据结果分析可 知，其一次项为负，平方项系数为正，且平方项系数在 1%的水 平上统计显著，由此发现，年龄对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呈现“U”型关系。我们发现， 幸福程度最低的是中年人。原因可 能是由于中年人承担较大的家庭经济压力有关，他们需要赡 养年迈父母， 养育年幼儿女，所以幸福感处于最低谷。  从健康 程度来看， 健康程度与幸福水平呈正比，这是不言而喻的，拥 有健康的身体会给人们带来幸福。从婚姻状况来看，初婚有配 偶和再婚有配偶相比其他婚姻状态的居民更加幸福，其中再 婚有配偶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显著性更加明显。  已婚状态有 利于幸福感的提升。

为了让我们研究的结果更加稳健可靠， 我们用了 OLS 模 型进行验证说明。  结果仍然不变。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学者们探讨了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关系，依旧 没有得出一致结论。  居民幸福感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 指标, 以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为背景对京津冀地区居民幸 福感状况进行研究与分析，有助于改善京津冀地区居民的生 活质量， 提升居民幸福感。本文基于 CGSS2015 的数据，采用逐 步回归法考察京津冀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与幸福感的关系。  得 到了两个基本结论： 首先京津冀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与幸福感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次，性别、年龄、健康水平、婚姻状况等 因素对于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据此，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居民乃至全国其他地区居民 的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改善经济发展结构，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增 加居民收入， 提高人民满足感和幸福感。  从研究结果来看，绝 对收入对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增加京津冀 地区居民的绝对收入是提升居民幸福感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因此，需要明确京津冀各自的经济发展优势， 对各自的产业分 工进行定位， 提升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增加居民收 入；同时也需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 间，健全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的税制结构， 减少中低收入者的 税收负担， 调节过高收入，减轻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使居民幸 福感得到提升。

第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 年龄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中年人的幸福感较低， 可能是因为较大生活与家庭压力所导致。  由于抚养孩子的经 济负担和精神负担较重，因此，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 居民应对风险的能力，使生活得到良好的保障，进而提升居民 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第三，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研究表明， 健 康水平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毋庸置疑， 身体及心理健康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因此，有必要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 关注居民的健康状况，完善大病救助政策，减轻家庭的 意外支出， 降低居民的生活压力，从而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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