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 在知识来源和想法供应上, 马歇尔 (1890) 进一步指出, 同一行业厂商的地理集中有助于技能、信息、技术、技术诀窍和新思想在群落内企业之间的传播与应用。也就是说, 知识溢出主要来源于同一行业的厂商之间。当同一行业的企业在一个地方集聚时, 技术溢出通过行业内各个企业工人之间的接触而产生, 使得“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 而似乎是公开了”。在此基础上, 大量的文献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对专业化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展开研究, 强调了专业化外部性在激发新思想上的重要作用。作为知识载体之一的技术人员在企业间的流动无疑是技术知识在集聚区域内得以扩散的有效途径。Almeida&Kogut (1999) 以美国半导体行业为例, 分析了工程技术人员更换公司对行业集聚区域内技术溢出和新企业产生的促进作用。Saxenian (1994) 通过对比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这两个电脑行业集聚地指出, 相对于波士顿128公路区域内孤立的企业内部自我技术研发和变革而言, 企业间知识流动和集体学习有利于产业扩张和创新, 促成了硅谷的创业热潮。
基于以上三个作用机制的分析,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1:专业化的城市集聚经济可以通过专业化劳动力池、行业内专业化分工和行业内知识溢出对创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 多样化集聚经济与创业
1. 行业间劳动力共享与创业人才匹配
前已提及, 一个企业的劳动力是重要的竞争资产。雇佣本行业劳动力有助于满足初创企业对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 而雇佣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则有助于初创企业获得不同专业背景的劳动力, 给企业带来新的想法与经验 (Rosenkopf&Almeida, 2003) 。近期的一系列研究均表明, 行业间劳动力流动性非常高。一个典型案例就是Wolfe&Gertler (2004) 围绕以诺基亚为代表的电子通信制造业对芬兰其他行业影响的研究。他们发现, 在诺基亚所在行业与研发服务业、教育业以及商务服务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劳动力流动。
事实上, 这种行业间劳动力资源流动配置有利于缓解某一行业所受到的冲击所引发的劳动力需求波动。例如, 当一个行业内各个企业之间的就业增长相关联时, 换句话说, 当行业内所有企业都面临用工需求增长时, 本行业的劳动力池就会枯竭, 劳动力成本上升, 企业之间甚至会出现“挖墙脚”的问题 (Combes&Duranton, 2006) , 这无疑不利于新企业的发展。在一个产业多样化的城市, 本行业这种增加的用工需求则可以从其他行业那里得到满足。类似地, 当本地一个行业衰落时, 该行业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通常会选择跳槽到本地其他行业, 而非其他地区的同一行业 (Neffke&Henning, 2013) 。这种跨行业的劳动力流动现象表明, 劳动力池并非仅仅局限于同一个行业。不同行业在城市的集聚也能够构成一个厚实多样的共享劳动力池, 为创业企业提供所需的劳动力, 为劳动者提供所需的工作, 从而提高新企业和劳动力之间的匹配数量与质量。
2. 上下游市场接近与创业机会
除了前面提到的同行业内部专业化生产网络外, 其他行业也能够通过行业间关联 (interindustry linkages) 的渠道来对本行业创业产生影响。行业间关联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上下游关联。
从下游购买方的角度来看, 不同行业在一个城市的集聚有助于初创企业进入各种不同细分差异化的消费需求市场。通过接近本地多样化的消费者群体, 新企业能够掌握和了解什么样的产品是有效的, 什么样的新产品是市场需要的等一系列重要信息, 有利于其创新 (Glaeser&Kerr, 2009) 。而且, 从市场需求拉动创新的观点来看, 下游行业对本行业现有产品需求的增加或者对产品和技术提出新的要求, 也会激发本行业的创新与发展, 增加创业的机会, 以满足市场的新需要。
从上游供应商的角度来看, 不同行业在一个城市的集聚为初创企业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多样化投入品市场。在企业偏好多样化投入品 (love of variety for inputs) 的前提条件下, 通过从本地市场购买上游投入品, 新企业能够更专注于本行业主营业务的生产 (Rodriguez-Clare, 1996) , 从而降低创业的进入门槛和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Chinitz (1961) 通过对比分析纽约和匹兹堡的创业活动情况指出, 由于初创企业的投入需求不可能像现存的大企业那样借助远距离采购或者内部生产的方式来实现, 而只能从本地市场获取, 因此本地市场丰富多样化的供应商网络, 对于创业十分重要。纽约正是因为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供应商为初创企业提供投入品服务, 而具有较高的创业率 (Glaeser&Kerr, 2009) 。
另一个例子是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 (producer services) 对其制造业用户创业的影响。我们的早先研究揭示 (Zhang, 2016) , 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内容和高端环节, 高技术服务业是其制造业用户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的主要途径和提升其创新潜能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对市场、技术和用户信息掌握较多的高技术服务公司, 处于一个识别创新机会的优势地位, 能够指导制造业创业者发掘利用新机会, 协助和推动企业的创业过程, 提高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和认知度以及创业机会的识别, 提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此外, 作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来源, 金融业的发展对于缓解其他行业创业者的信贷约束、提供融资支持、降低创业资本门槛, 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King&Levine, 1993) 。
3. 行业间知识溢出与创业思想源泉
对于多样化的城市而言, 行业间的知识溢出影响着思想的流向与可获得性, 为创业者提供好的想法和点子。具体来讲, 雅各布斯多样化外部性认为, 知识溢出来自于其他行业, “一个行业发展的思想能够应用于另一个行业”, 因此多样化的生产结构而非专业化的生产结构更能够促进交叉创新和创业成功。对于创业企业而言, 其规模相对较小, 它们必须依赖其本身以外的技术供应, 依赖于城市中其他形式各样的企业, 同时也为这种多样性添砖加瓦 (Jacobs, 1969) 。
Glaeser et al. (1992) 最先利用美国数据, 围绕行业内知识溢出和行业间知识溢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他们指出行业间知识溢出更有助于人们彼此学习, 获得新想法和创新, 进而提高自身的生产率。Simme (2003) 从国际知识与本地知识相关联的角度切入, 以英国为例, 揭示了多样化城市将来自于不同地方源泉的知识集中起来形成知识池, 进而促进当地企业对知识技术的吸收、分享与创新。从以上研究不难推断, 企业家们受益于彼此互动, 行业间知识溢出是新知识和新想法的重要来源, 进而激发人们的创业, 促发新企业的诞生。
基于以上三个作用机制的分析,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2:多样化的城市集聚经济可以通过行业间劳动力共享、上下游关联和行业间知识溢出对创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 专业化、多样化集聚经济与创业:基于中国现实的动态演进分析
前已提及, 在我国有许多专业生产一些特定产品的地市, 例如轻纺城绍兴、皮革城海宁、低压电器之都乐清、小五金之都永康等。在这些专业化集聚区内, 专业化分工程度很高, 网络化的生产体系能够降低企业间交易成本和新企业资本进入壁垒, 分摊新企业生产的成本与风险, 缓解产业区内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实现规模经济, 有助于新企业的进入。同时, 这种围绕一种最终产品而建立起的专业化分工生产网络, 也推动了大企业的纵向分离, 将其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个工序或环节拆分外包, 进而催生周边大量新企业的出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若从长期发展的动态视角来看, 不同于发达国家, 作为转型经济, 我国专业化集聚区现存的一些问题会制约专业化集聚经济效应的可持续发挥。例如, 我们的先期研究和一系列关于中国专业化产业区的研究均发现 (李新春, 2000;池仁勇, 2005;赵伟, 2011) , 我国专业化集聚区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 过度依赖单一专业市场。一旦出现市场萎缩, 就会导致大量企业倒闭, 专业化集聚也会随之萎缩衰退。这方面代表性的案例, 莫过于近年陷入发展困局的浙江“块状经济”。与此同时, 在这些专业化集聚区内, 占主体的产业组织, 以小企业居多, 存在着显著的“企业长不大”现象。相比之下, 集聚区的核心大企业数量较少、规模小, 对周边小企业的辐射能力弱, 缺乏技术先导和创新示范效应, 也未起到龙头带动作用。
此外, 我国专业化集聚区大多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基础上, 是一个相对较为封闭的系统, 外来人才很难进入企业的决策、高层管理等关键岗位, 不利于外部新生力量的加盟和获取新的外部知识和资源, 而持续的创业精神却来自于不断的新资源的进入。相对较为封闭的环境, 显然会制约外部新知识新技术流动和溢出效应的发挥, 限制集聚区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创业精神的持续发展。
因此, 虽然专业化集聚经济对新企业的产生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 但上述问题无疑会影响到专业化外部性及其所具有的收益递增和正反馈效应的充分实现, 不利于专业化外部性对我国创业企业成长影响的可持续性发挥。相比之下, 多样化集聚经济则更为开放, 能够避免单一产业造成的工人和企业知识锁定风险, 也能促进不同行业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与互补, 形成一个充满创新活力和竞争力的外部环境, 进而不断地催生新的知识、想法与机会, 激发人们的创业, 促发新企业的诞生和创业企业不断成长壮大。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3:多样化集聚经济而非专业化集聚经济对我国创业企业发展产生可持续的影响。
三、样本、数据与变量描述
本文的个体层面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 。CHIP调查包含三个子样本:农村住户样本、农村—城镇流动人口样本、城镇住户样本。考虑到本文的研究主题, 我们采用了其中的城镇住户调查样本。这一调查数据包含了个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户籍、就业情况等个体特征信息, 就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而言,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城市—行业的就业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 城市人口数和大专以上人数来自于2000年第五次《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城市统计口径为市辖区。
关于因变量创业的衡量, 主要有两种标准。一种是从创业者的角度切入, 将自我经营 (selfemployment) 作为创业指标;另一种是从企业的角度切入, 将新成立的企业作为创业的衡量标准。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我们采用第一种衡量标准, 即将自我经营视为创业 (entrepreneur) , 并赋值为1, 否则为0。
前面的理论分析提到, 城市集聚经济根据其来源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同一产业企业的集聚, 即马歇尔的专业化外部性;另一种是多个不同产业的杂聚, 即雅格布斯的多样化外部性。其中, 参照Glaeser&Kerr (2009) 的做法, 我们采用城市—行业的就业人数 (万人) 取对数 (Specialization) 来衡量专业化外部性。具体包括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公共设施、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建筑业、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等19个1位数行业。
对于多样化外部性的测度, 最常用的指标当属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参照现有文献的做法, 我们用1减去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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