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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问题探析论文

发布时间:2023-12-22 16:33:36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SCI论文(www.lunwensci.com):

       摘要:文章首先阐述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及维度,然后论述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接着分析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后提出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问题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驱动;信息共享;协调发展

      数字技术是蕴含巨大潜能的变革工具,它渗透我 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并快速生根发芽,推进变革的发展。数字技术始于经济领域,并迅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1]。因此,数字化不仅符合未来经济发展的需求,还是全社会转型的新方向。高等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和知识发展的重要引擎[2],其数字化转型事不宜迟。尤其我国正身处在世界新一轮科技 革命浪潮中,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借助数 字技术的变革潜能,重构高等教育模式,打破地域间 的“数字鸿沟 ”[3],建立更加开放、公平和优质的高等教 育体系,以便充分解放生产力。
 
       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及维度

    (一)内涵

      虽然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经常被媒体提及,但过 往的研究表明,其并未达成概念共识。本研究借鉴祝 智庭和胡姣提出的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含义,将其 重新定义为“将数字技术整合到高等教育领域的各个 层面,推动教育组织转变教学范式、组织架构、教学过 程、评价体系等,从供给驱动转向需求驱动,实现优质 教育公平、支持终身学习,形成具有开放性、适应性、 柔韧性、永续性特点的教育生态 ”。针对该定义,具体 可以从两个方面对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理解。首 先,从目标而言,共有两个阶段的目标,其中初级目标 是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即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 动的转变,这一 目标能极大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实现 自主学习夯实基础;高级目标是提高优质教育的公平 性,保证对终身学习的支持,以及提高整个高等教育 的生态水平,这一 目标体现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 有机性和系统性。其次,从方法而言,指将数字技术作 为工具,并全方位整合进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即教 学范式、组织架构、评价体系等),这是对数字化改变 传统教育全面性的界定。

     (二)维度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从 多个维度进行打造。以往的研究大多从三个维度对其 内容进行阐释,它们分别是数字化的基础数据、环境 和业务职能[4] 。具体如下所述。

        第一,就基础数据而言,其本质是将参与所有教 育活动的主体、要素、行为等进行数据化。高等教育数 据化的程度直接影响数字化的覆盖范围和成效,这是 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其核心内容在于扩大数据采集范 围。对此,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充分利用教育平台、物联 网等技术,对教师、学生、机构支撑人员、资源设备等 各方面的数据进行全方位的采集,为教师的教学和科 研、学生的学习和沟通、机构支撑人员的管理和服务、 资源设备的更迭和利用等提供“感知、判断、评价和预 警 ”四个方面的数据支持基础。
以科研探索的基础数据为例,高等教育机构应用 基础数据的采集工作取得的突破式创新较多集中在 科研方面。例如,复旦博士吕莎莎通过校园服装店数 据搜集,成为在剑桥大学任职的第一位本土博士。她 通过在校园布置服装店,在服装中装入大量感应器,搜 集消费者购买衣服时的面部和手部数据,结合先进的 计算机视觉技术和顾客偏好模型进行计算,进而为顾 客提供个性化产品推荐。 以学生培养的基础数据为 例,可以对三个方面的数据进行采集。首先,传统数 据,包括学生的人口特征、课程设置、学习成绩和图书 馆使用等;其次,基于物联网、大数据平台或人工智能 等技术采集到的生活轨迹数据,包括消费、饮食、作息、 运动设备使用和兴趣等;最后,自然环境、资源投入等 数据,包括天气、出行、财务预算投入等。通过对上述三个方面数据的整合,建立针对个人的数据库、分析方法和分析模型,可为学生培养方案制定、 课程设置、教 学、能力培养、管理和服务等方面提供数据支撑。 
 
       第二,就环境而言,主要指在校内构建数字化基 础设施,让校内外信息互联互通,实现基础设施利用、 信息资源共享和管理系统协同的优化升级。校内环境 分为公共环境(指公用环境场所,包括教学楼、图书 馆、食堂、宿舍、校园道路等在内的区域)和部门环境 (指各业务部门所在场所,包括专业教室、实验室、实 习室、训练室等)[5]。数字化环境的基础建设包括遍布各处的网络、数字化终端设备(固定或移动)。除了硬件设备,还需要配套的软件管理平台,如校园网、信息化办公平台、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教务管理系统、统一 信息门户平台、图书馆信息平台、学生管理系统等管理软件系统。

       第三,就业务职能而言,是指在数字技术支持下 履行的业务部门职能。它涉及对传统业务活动和流程 的优化及流程、能力和模式的再组织。推进高等教育各部门业务职能的数字化转变,通常可采用两条途 径:利用新数字技术实现原有职能的提质增效;基于新 技术创立新的业务职能[6]。在数字技术支持下,业务职 能部门的结构关系及其职能定位会随之改变。数字化 转型是指组织内部各部门构成及其关系重构,最终形成畅联互通、普遍关联、分工协作的扁平化组织。
根据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可知,它是对整个 传统教育的颠覆和升级,势必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和系统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从理论必要性和实践可行 性两个角度出发, 分析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细节。 即本文的第二部分将针对其理论必要性进行分析,并 在第三、四部分对其实践可行性的现存问题和解决方 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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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

      (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机制

       1.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源于实践,是整个社会数 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的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源于私营企业的实践。社会经济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运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解决复杂不确定性问题,通过提高效率和能力,构建企业新型竞 争优势,包括数字技术的应用和社会组织的深刻变化, 涉及流程、组织、结构和模式等的变革与创新。随着人 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5G 和区块 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推动教育领域数字化转型,以抢占未来发展先机已经成为国际共识[7]。高等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最高阶段,需要借 助数字化转型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管理服务等方面进行变革和发展,也需要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 下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教育体系韧性[8],因此高等教育机构需要进行相关的战略性响应和结构调整。
     
        2.以往的研究借鉴多个学科理论,对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进行阐释。以往的研究从进化论、 催化论、应变论和嬗变论四个层面分析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机制,以便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教育数字化转型。①“数字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 该理论是1999年由施瓦茨提出来的,指技术和社会发展速度快于组织自然适应的现象[9],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通 过持续数字化战略实现的一种生存模式进化过程,混 合了自然进化与人为进化。②催化论。该理论认为数 字技术是整合教学法的基础,可以赋能学习环境建 设,推动人类学习范式从“教学者中心 ”向“学习者中 心 ”转型。③应变论。该理论起源于物理学,认为数字 技术赋能高等教育系统韧性建设(教育系统通过消 纳、适调、变革来消减、规避外在冲击或应激源,或在受压下依然正常运转甚至更加完善的能力)。④嬗变论。 该理论起源于生态学,认为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重大差异,即所谓的“蝴蝶效 应 ”。该理论将教育系统视为社会的子生态系统之一, 它内嵌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过程,同时数字技术作为教育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教育系统的运行与发展。
      
        (二)国家宏观政策驱动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在理论上有必要存在, 在实践生活中,也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落实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需要。
       
        1.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数字化战略的内在需求。近几年,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提质增 效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国家重要的顶层设计。中央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教育部党组印发了《关于 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要 求要坚定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推动教育模 式变革,以数字化带动教育转型升级,支撑引领教育 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 加快数字化进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同时,也明确提出,“迎接数字时 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 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 动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党和国家顺 应时代发展与进步的需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不断 推进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精进,指导各行各业朝 数字化方向转型。所谓“产业发展、教育先行”,高等教 育作为教育的领航者,更应结合自身特点充当数字化 转型的“排头兵 ”,不仅要推进自身数字化转型,还应充分优化学科专业,培养数字经济人才,为国家和人 民积蓄优秀的数字化人才储备[10]。

       
       2.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支撑。数字化转型人才是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和 数字化转型的第一资源,也是我国实施创新型国家战 略的关键和基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培养高质量的数字化创新人才,帮助我国突破数字产业的 “卡脖子 ”技术。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日益成熟,数字经 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数字经济的 “高创新性、高渗透性、高覆盖性 ”特点,要求高等教育 机构培养“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对 此,只有改革传统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推进高等教育 数字化转型,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共享和均等化,才能更好地支撑创新型国家战略。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高等教育处于培养人才的最前线,始终要保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面向未来的态度,努力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从而为国家培养一流的人才。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催化作用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宏观战略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组织要响应国家的战略目标,结合自身需要和特点落实数字化转型工作。与此同时,它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具备鲜明的当代特征。尤其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下,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我 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韧性,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高 等教育体系的负面冲击。
     
        1.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数字化转型是 增强高等教育系统韧性的重要方法之一。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暴露了传统教育系统的脆弱性,高等教育首当其冲受到了影响。为减弱类似情形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损害,增强系统韧性迫在眉睫。以往的研究将教育系统的韧性定义为教育系统通过消纳、适调、变革消减、规避外在冲击或应激源,或在受压下依然正常运转甚至 更加完善的能力。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①启动预防措施或应急预案,缓解或规避外在冲击的负面影响,保持系统稳定的能力(即吸收与应对能力);②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修改或变换其行为,确保系统的功能和结构不发生质变,保持系统运作的适应 性能力;③通过变革或转型等措施创造更加完善的系统,使其不再受外部冲击干扰的变革性能力。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增强高等教育系统韧性,维持系统正常工作不变质,实施数字化转型已迫在眉睫。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催化教学发展模式的变革。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速了数字技术在高等教育生态的应用,并使其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高校的线上教学逐步深入和实现常态化发展,与此同时,慕课、微课、云课堂等线上学习资源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赋能,这一趋势强化了优质教育资源 (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和共享,与传统教育资源相比, 数字化转型可以跨越时空和地域的限制,进而推动高 等教育公平。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虽然对传统高等教育体系的 负面冲击较大,但是加速了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变 革,因为数字化转型的优势更为突显,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提高高等教育体系的韧性。 虽然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好处不胜枚举,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三、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亟待解决的问题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初期涉及很多信息采集工 作,高校作为转型主体参与者,存在信息共享不畅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为申报工作烦琐重复、数据分析工作素材缺失、人才培养滞后市场需求等。究其原因, 本质上是由跨部门数据共享接口差、重复性高但复用 率低、数据操作性差,以及组织内部外部沟通渠道缺 失造成的。这些问题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常 见又急需解决的问题,可以从组织内部信息共享、组 织与外部信息沟通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组织内部信息共享不畅

        从高等教育组织内部而言,当高等教育组织构建 一定量级的基础数据后,需要解决的是数据利用的问 题,但实际情况往往事与愿违。首先,软硬件的不协调 发展,表现为“重硬轻软 ”,即重视硬件投入,忽视配套 软件的建设。在早期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组织内部各部门、各平台之间通常采用分散引入新数字技术设备的方法[11],忽视了各部门与平台的系统兼容性和 统筹性。这种“不兼容性 ”和“不统一性 ”不仅体现在信 息采集层面上(如格式或数据结构的不统一等),也出 现在物理设备层面上(如参数不兼容、接口不匹配、标 准不统一等)。更为严重的是,这个问题会随着投入的增加和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严重,因为硬件的累计投 入和信息量的日积月累都会造成“尾大不掉 ”效应,增 加沉没成本,进而难以革新。其次,缺乏兼修教育理论 与数字技术的数据管理人员。即兼顾教育理论和数字 技术的复合型数据管理人员。具体问题表现如下:①懂 数字技术的数据服务提供商只能提供“技术解决方 案”,不能充分理解高等教育的适配要求,不能充分理解 教师教学、学生学习,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沟通的阵痛点,无法达到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时,既要一体化设计,又要兼顾个性化需求的预期目标;②高等教育组织内部通晓教育理论的管理人员通常缺乏相关数字技术 应用能力,如数据采集、分析、管理和应用能力,这使得教师和学生的各项数据未得到充分采集或应用。

     
       (二)组织与外部信息沟通不畅


        从高等教育组织与外部沟通而言,信息沟通问题 主要体现为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分割,即高校组织难以掌握市场发展需求,并据此培养专业型人才,导致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模和结构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匹配 度较差。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人才需求与供给不匹配的 最重要原因之一,而造成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原因是组织没有建立直接与企业沟通的渠道,间接原因是劳动 力中介市场的不充分发展。首先,各方在高等教育组织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 自行其是,忽视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协同。 我们 通常认为“产业发展、教育先行”,然而通常的现实结 果是产业发展领先教育发展,培养的人才在质量、规模和结构等多方面存在滞后问题。①从质量而言,大 多数高等院校停留在专业理论教授层面,对学以致用 的实践能力培养不足;产业通常需要复合型人才(即 通晓多个专业的人才),然而传统专业设置单一,容易 造成人才能力不足。②从规模而言,往往出现人才培养规模和产业需求规模“错位双高”的情况,表现为院校集中开设某些专业,造成人才供给过剩,同时又出 现某专业人才规模过小,难以满足产业人才需求的情况。③从结构而言,大多高等教育机构专业知识培养落后于产业需求,体现为周期性的人才过剩或不足。其次,高等教育组织数字化转型缺乏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中介信息支撑。具体而言,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人社 部门等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条块分割,彼此的沟通 渠道和信息反馈机制不健全、不通畅,特别是特定时 间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动态信息反映 不及时、不透明和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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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问题的解决方法

        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固然势在必行,但并不能盲目发展,需要结合高等教育组织优劣势,解决组织内部和组织与外部的信息共享及沟通问题,如此才能 保证数字化转型的顺利进行。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本文从三个方向对保障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顺 利进行提出建议,即在微观层面增强基础数据的品 质,在中观层面推动组织内部各有机成分的协同发展,在宏观层面加大配套政策的支持力度。

       (一)增强基础数据的品质

       高品质数据是保障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数据 采集、设备引入、人才培养及管理都需要进行协同和整合。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入手努力。①就数据采集而言,要建立标准化的高等教育数据采集标准,在采集信息的内容、数据结构、形式、开放程度等方面充分 展开专家咨询,既满足领导层宏观把控的需求,又满 足基层可执行操作的需求。例如,建立统一的校园信 息平台、数字化学习平台,以及教育信息和数据共享 平台等,并将高校内部的学生、教师、科研、财政投入、 硬件设施数据等与高校外部就业、产业发展、国家宏 观政策信息等进行有机的重构和整合[12]。②就设备引 入而言,要保证高等教育产品和设备技术标准的兼容 与信息共享。建立统一数字设备采购机制,尽量做到 不追新、不浪费,按需采购。例如,为解决设备的兼容 问题,可以开发或设置信息资源接口,包括信息系统 和数字技术产品之间的信息互用接口,以及不同教育 组织之间信息交换的授权接口。③就人才培养而言, 应重点培养复合型的数据管理人才。在大数据时代, 复合型的数据管理人才是极其匮乏的,高校必须引进 或培养此类人才,加强其在教育理论和数据技术两方 面的培训和协同发展,以实践带培训,在满足兼容性 要求的前提下,实施个性化的培训。建立起由互联网 技术、教育、管理与统计等专业人才组成的多元化团 队,负责学校数据库的建设与维护,为学校决策提供 数据分析和支撑服务。再则,要通过提高数据管理人 员待遇,改善其晋升激励手段,鼓励其在数字化转型应用上做出创新。④就数据管理而言,应当建立有效 的数据管理机制,提高数据治理能力。面对复杂的教 育数据,要完善数据治理体系,不仅要满足国家层面 对数据安全监管和评估的要求,还需要加强对数字技 术风险的识别和评估能力。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高 校内所有个体的活动轨迹都能以数据形式分维度保 存下来,故高校必须紧跟数据技术的发展,建立专门 的组织架构,提升数据治理的能力,进而提高决策的 透明性、公开性和客观性,最终实现高效的数据管理。

       (二)推动组织内部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根据前文所述,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拦路虎 ” 大多与协同发展不足相关。各种协同发展问题,归根   结底是不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通常采用“头疼   先医头、脚疼先医脚”的方法处理,导致“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要解决这一 问题,需要秉持更加客观的   态度,不仅要倾听基层的真实需求,还需激发组织内   部的驱动力,最终达成协同发展的目的。具体而言,首   先,可以采用自上而下的供给型和自下而上的需求型   相结合的方法。 自上而下的供给型方法是基于高等   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进行顶层探索,分析理论上满   足教育改革的需求战略;自下而上的需求型方法是   基于来自使用数字化产品的一线教师、学生、组织部   门支撑人员的切身工作和学习体验进行探索, 可以   满足他们对提高生产效率的需求。两者之间是互为   补充的关系,前者保证数字化转型朝着正确的方向   前行,后者帮助发现转型中的阵痛点,可为数字化转   型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概言之,任何变革都不能   “一刀切 ”,要扬长避短,在保持传统优势的情况下, 探索新变革的有效性提升。其次,推进教师数字化教   学实践能力和学生数字化学习的自我管理能力协同   发展。对教师而言,其数字化教学能力包括数字技术   融入教学的意识和素养,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教学的   能力,以及未来与人工智能教师协同开展教学的能   力[13] 。教师是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先驱,故政   府和高校可以为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构建认证标  准。对学生而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赋予学生极大   的自主学习掌控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兴趣与需求, 在教师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发展方案,然而这对   学生的自学能力(如自我规划学习目标、自我构建学   习体系等)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在推进数字化   转型时,要协同发展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以及学生的数字化自我管理能力,这样才能同时赋能教师 和学生,做到教学相长。

      (三)加大配套政策的支持力度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 程,既没有“前车之鉴”的经验可以照搬,也没有“万 事俱备 ”,只差“转型”的落实准备,它的推进要经历失败和成功的往复。根据以往的经验,任何新技术的 广泛应用势必导致整个体系的结构性摩擦,因此为 了减少阻力,需要与之匹配的政策支持。首先,高等 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资源支撑作为保障。高等教 育数字化转型涉及大量的设备更新和人员培训,需要 持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仅凭借高等教育组织 自身的努力无法持续进行[14] 。 国家、政府和金融机构 等需要对高校的数字化转型设备升级(如构建信息中 心、智慧校园、智慧教室等)提供延续性的激励补贴和政策优惠。例如,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专项资 金纳入各地方财政预算,并由各地方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进行统筹,再由各职能机构进行协同推进(由财 政局负责资金的预算管理、拨付和监督;由审计机关 负责审计;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绩效考核)。其次,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需要实现与时俱进和自我发展。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 发展过程,政策指导需要匹配其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尚未成熟,将数字化转型政策落地需要较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 同时还存在很多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和盲区, 以及很 多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 。 因此,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要有相关配套资源政策支持,同时还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政策支持。高校应思考和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同时结合国际先进经 验,构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评价和评估体系,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持续打磨与完善评价指标和方法。最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整个社会 的协同发展。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高校组 织的努力,还需要整个教育组织,以及全社会组织 的协同发力 。高等教育是一个开放系统,既要接受 教育体系对它的指导,也内嵌于社会组织,所以仅 凭单个高校组织的自发努力难以推进高等教育数 字化转型[15] 。 国家政策需要构建起更加广泛的人类 互动方式,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更高层次的 统筹设计 。为保障转型成功,政府相关部门应制定多方面齐头并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协同保障高 校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推进。 例如,在制定数字化转型 相关政策、法规时,激励第三方机构参与高等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制度建设和评估,同时完善数字化转 型的基础建设等。

       总而言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且任重道远,既不能“一刀切 ”式地盲目推进,也不能放任自流无所作为,而是要秉持实事求是的发展观念,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分步骤、有节奏地完成高等教 育的数字化转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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