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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前对源语文本进行详细的文本分析有助于准确把握翻译的目的及文本传递的交际信息。本文对文本分类及其功能与理论来源进行了梳理，对主要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归纳，拟期在翻译过程中能为译者对文本类型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提供便利，以达到良好的翻译效果。
关键词：文本分析；公示语；翻译
本文引用格式：舒进艳.文本分析与公示语翻译[J].教育现代化,2019,6(68):158-160.
Text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SHU Jin-ya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Kashi University,Xinjiang Kashi）
Abstract：It is helpful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ve information of text transmission before translating the text of the public signs source language in detail.The paper aims to comb the text classification,its function and theoretical sources,and summarize the main translation strategies,and facilitate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the relativ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text type in order to achieve a better translation effect.
Key words:Text analysis;Public signs;Translation
翻译是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实践活动，抑或说翻译是以文本为本的翻译。随着翻译研究范围的扩大，详细的文本分析和支撑其基础的语言学在一些研究中往往被边缘化，本文将概述翻译发展过程中的文本分类，梳理基于语言学功能基础的文本分类及功能与文本分析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一 文本分类及功能
任何一种语言翻译理论都是以一种基本的语言学理论为前提的，这些理论当以语言学例如索绪尔（Saussure）的理论、沃尔夫假说（Sapir Whorf hypothesis）为基础，而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却将索绪尔的思想运用于翻译，他坚信所有的认知经验及其分类在任何现语言中都是可以传递的。这就为语言学阐释翻译现象作了很好的铺垫。溯及翻译发展史，西塞罗（Marcus.T.Cicero）首先将翻译过程中的文本材料分为演讲文本和文学文本，[1]开辟了史上对文本进行分类的先河。随之，聚斯金德（W.E.Suskind）在翻译过程中，将文本按照文类分为应用文翻译和文学翻译。普恰雷利(Elsa Tabernig de Pucciarelli)把翻译文本分为科技文献翻译、哲学文献翻译和文学作品翻译三类等等[2]。随着翻译的发展与不断演进，对文本的划分亦更加细致，由最初突出单一应用的功能转变为多样化、多文本功能，文本的分类日臻完善，从最初的两种扩大至乔治·莫宁（George Mounin）的七种文本分类。以上所例举的文本分类各有其分类依据，但大都局限于自身经验或文本内容，对于文本的分类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因此，德国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凯瑟琳娜·赖斯（K·Reiss》在其研究专著中提出了系统的文本类型理论，并按照文本的功能并细分为三种类型，即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表情型文本（expressive text）和操作型文本（operative text）。[3]她的文本类型理论的整体性阐述不仅启发了随后的研究者，而且由其学生德国功能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C.Nord)将其研究延伸，并提出将文本分析模式运用于翻译的合理建议，在赖斯的基础上她把文本功能归纳为所指功能、表达功能、呼唤功能、寒暄功能四大基本功能，以及包括告知功能、指导功能、教导等若干次功能。[4]诺德对文本功能的细致划分将文本翻译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著名翻译理论家皮特·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赖斯的文本划分的基础上，将其拓展为即“表达型”、“信息型”和“呼唤型”三类文本。文本分类随着翻译的研究也更加合理、全面、科学。即使将文本分为三大类，但每一类又可根据需求再细分如信息型文本就包含参考书和报告类的文本；表情型文本含有文学作品或诗歌，强调美学观念；每一类文本发挥的作用亦不尽相同，如信息文本主要是陈述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操作文本主要感染或说服读者。在此基础上，切斯特曼（Chesterman,）又进一步完善了文本分类，提出具有多重功能的文本类型例如人物传记与布道功能的文本等。[5]这些文本或是信息与表情性兼备或是信息与感染力兼具，其传递的多功能也随着文本类型的变化而变化。依此看来，一些文本是具备多重功能的，只不过是有主次、场合之分。
赖斯认为文本分类及其功能是与语言固有的功能密切相关，她的文本分类是以卡尔·布勒(K．Bühler)的语言功能作为理论基础，即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和感染功能(appellative function)。[6]赖斯的文本分类则是与以上的三种功能相对应的，这也使得翻译研究在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中找到了依归，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相互观照成为可能。学者张美芳根据曼迪（Munday）的论点，聚焦每一种文本类型下对应的语言功能与特点、翻译策略与方法等。[7]她将焦点置于与文本相关的语言功能。不仅如此，诺德把布勒的感染功能进一步分为直接感染(direct appellative)、间接感染(indirect appellative)和韵文感染(poetic appellative)三个子功能。[8]诺德对布勒的贡献不仅将语言学功能运用在翻译中，而且还翻译文本的功能进行拓展研究。语言学家雅各布逊(R.Jacobson)对布勒的语言功能理论进行延伸，布勒对韩礼德(M．A．K.Halliday)的三个语言纯理功能(1973)和纽马克(P．Newmark)的“语言功能及文本类型”(1988)又都影响深远。语言学家与翻译研究者的互动，不仅推动了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朝前发展，而且使得翻译研究的理论基底更加深厚、扎实。据此，纽马克依据元语言功能划分文本类型与翻译策略，[9]并根据不同文本类型，提出了语义翻译、交际翻译等基于语言学功能的翻译策略。简言之，基于语言学功能的文本类型理论在将翻译研究系统深化的同时，又对其基本功能加以扩展延伸，这便推动了学者们对于不同文本类型所对应的翻译策略的总体性研究。
三 翻译策略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翻译中的文本分析及应用愈发关注。翻译的文本分析实际上是对语言在某个语境中的使用功能进行分析，并根据预定的功能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10]根据曼迪（Munday）对翻译策略的归纳与总结，早期，西塞罗、杰罗姆提出了遵循源语言基础的直译及以译入语为基础的意译翻译方法。维奈（1958）与达尔贝勒纳（1995）提出了借用、标注、直译或换位、调制、对等和适应的翻译策略。德国功能学派的奈达（1964）则提出了基于源语言的形式对等与译入语读者为基础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理论。在形式对等中，译者寻求尽可能紧密地匹配原文中的不同元素。在动态对等中，目的是实现“自然”翻译，其中接收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应与原始受体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实质上相同。此外，沃纳·科勒（Werner Koller）（1995）将对等分为五类：外延对等、内含对等、文本规范对等、语用对等、形式对等。[11]莫娜·贝克（Mona Baker）（2011）认为对等还应包含词汇、搭配和习语、语法、文本和语用等层面上的，并且译者亦应将伦理选择纳为考虑因素。[12]纽马克（1981）强调语义翻译理论，它寻求在目标语言的要求中呈现准确的上下文意义，与之相对应他还提出了交际翻译理论与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策略。豪斯（1977）提出了针对不同文本所采用的显性翻译（并不隐藏目标文本是翻译的事实如文学作品翻译）与隐性翻译（目标文化中的功能与源文本相同如广告文本）策略；诺德（1988）提出了文献翻译（源语文本交际）与工具翻译（如隐性翻译，基于目标语读者的翻译）方法。韦努蒂（1995）提出了翻译中常用的归化与异化的两大翻译策略，在《译者的隐形》一书中，他呼吁译者故意异化，以对抗透明、流畅的归化翻译标准方法中所产生的源语文化消失的现象。以上翻译策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文本，策略意味着对整个文本采用宏观方法，而过程是在文本特定点上用的一种微观方法。[13]对于翻译策略的全面考查有助于加深译者翻译过程中的有意识、无意识把控，对翻译策略进行内化，并根据具体文本类型、适当场合、接受者需求等因素采用适当的翻译对策，这对于公示语的翻译亦是一种明确的启示。鉴于公示语的不同分类、特点及使用场合，亦根据文本特点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
四 文本分析与公示语翻译
根据诺德(Nord)，文本是交际者表达意图的一种产品，而公示语多属信息型、呼唤型文本，对源语的接受程度依赖于目标语读者的社会背景、专业知识以及交际需求，因而，翻译前对文本分析势在必行。虽然文本分析没有一种固定的形式，但同一种模式均可用于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两个文本之间的对比可以识别已经发生的变化或“转换”。有些变化是由于语言之间的系统性差异造成的，因此是“强制性的”；而另一些转变是“非强制性的”，这是由译者的干预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受到意识形态、文体偏好或首选的翻译程序的影响。此外，文本分析还应切实考虑文本翻译的外部因素（extratextual factors）如预期的文本功能、作者和接收者、文本接收的时间和地点、媒介，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的不同作用，其中对源语文本分析包括：主题、内容、源语和目的语接收者的背景知识、源语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等超语法特征。
由于公示语具有简明、精确、信息量大的特点，文本分析的作用是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并帮助确定合适的翻译方法；对源语文本进行文本分析的目的是了解文本的主要功能及其语言特点，从而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根据赖斯（Reiss）的文本分类观点，公示语当属信息型文本，其文本聚焦点是内容。在翻译公示语等信息型文本时，译者要注意保持译文和原文在语义上的对等，在译文中尽量传递与原文相同的概念与信息，确保公示语翻译传递的信息真实准确。奈达的形式对等与纽马克的语义翻译理论均可以适用此类文本。此外，译者还可以根据需求采用直译、意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等多种翻译理论或方法相结合。对于某些体现公示语宣传与感染性功能的场合时，其关注点是目标语的读者或接受者，翻译时要采取“适应性”的策略（adaptive method）来突出译文的功能，即根据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译文目的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意译、编译及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均适用于成为此类型文本的翻译。
五 结语
本文回顾了文本类型的特点、功能及其理论来源，对常用的翻译策略或方法进行了一个总的概述。赖斯、诺德、纽马克的文本分类对研究公示语文本分析会有所启发，曼迪对翻译策略的归纳对公示语翻译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翻译过程中，对文本类型理论的把握有助于比较客观地分析文本的语言功能及特点，通过对文本从微观、宏观方面进行把控，有助于译者对文本类型提早评判进而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或方法，从而提高翻译的整体质量和效果。
参考文献
[1]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9.
[2]Reiss,K.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8-24.
[3]Reiss,K.Text Types,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A].In Chesterman,A.(ed.)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M].Finn Lectura Ab.1989.
[4]苏为.文本的类型与翻译[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68.
[5]Chesterman A．ed．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C］．Helsinki:Oy Finn Lectura Ab，1989：105.
[6]Munday 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1：199.
[7][8]张美芳.文本类型、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J].上海翻译，2013（4）：6.
[9]Newmark,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New York：Prentice Hall,赖慈芸译.台湾：培生教育出版集团，2005:48-49.
[10]张美芳.文本类型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翻译，2009（5）：56.
[11]Koller,Werner.“The Concept of Equivalence and the Object of Translation Studies.”Target 7,no.2,1995:191–222.
[12]Baker,Mona.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2nd edn.New York:Routledge,2011.
[13]Jeremy Munday，Text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2014：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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