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对2型糖尿病（T2DM）患者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的相关危险性因素进行分析，探索其在T2DM合并的MAFLD患者中的价值。方法：选取2022年1-12月厦门市中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厦门医院）治疗的118例T2DM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超声检查结果分为T2DM组（n=58）和MAFLD组（n=60）。统计和分析入组患者的相关资料，并纳入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著显差异的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筛选合并T2DM的MAFLD患者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两组身体质量指数（BMI）、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C）、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及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浓度比值（TG/HDL-C）比较，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经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校正后，BMI、AST和TG/HDL-C是T2DM合并M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TG/HDL-C的OR值最高。结论：TG/HDL-C是合并T2DM的MAFLD患者的最良好的独立危险因素，在疾病诊断中具有潜在诊断价值，有作为2型糖尿病患者MAFLD发生发展预测指标的潜力。
【关键词】2型糖尿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危险因素
代谢相关的脂肪肝疾病（MAFLD）以前称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长期慢性发展会导致肝脂肪变性进展为肝硬化，最终导致肝癌[1]。MAFLD现在被确定为世界上引发慢性肝病最常见的原因，影响着全球25%以上的人口[2]。MAFLD通常与其他生活方式相关疾病有关，如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其中最重要的是2型糖尿病（T2DM）。T2DM由于发病机制相似，通常与MAFLD相关，反之亦然。同时患有MAFLD和T2DM的患者自身疾病负担严重，如果不解决这两种疾病状态，就无法管理MAFLD合并T2DM患者。因此，患者的管理策略应明确解决MAFLD和T2DM的共存问题，以获得最佳疾病治疗结果。相当大比例的MAFLD患者表现为无症状。血浆和肝脏超声检查中肝转氨酶水平的测量是常用的筛查工具，但缺乏诊断敏感性[3]。肝活检仍然是金标准，但由于其是一种侵入性手术[4]，存在一定风险。因此，考虑到肝活检的侵入性和昂贵的成本，迫切需要一种无创、经济、易于获得、高度敏感和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来预测MAFLD的发展。本研究选取2022年1—12月厦门市中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厦门医院）治疗的118例T2DM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肝脏超声检测来确定是否患有MAFLD，并进行分组。对入组患者进行研究分析，旨在评估一系列指标与T2DM患者MAFLD的相关性，筛选可以预测T2DM患者发生发展为MAFLD的生物标志物，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根据《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标准，选取2022年1-12月厦门市中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厦门医院）治疗的118例T2DM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超声检查结果分为T2DM组（n=58）和MAFLD组（n=60）。其中男63例，女55例。记录所有患者一般资料并收集相关生化指标。
排除标准：18岁以下；被诊断患有1型糖尿病和其他类型的糖尿病；接受胰岛素治疗，有严重不受控制的精神病，严重合并症（心脏病、肾脏疾病、癌症），接受减肥手术，患有可能影响调查结果的其他疾病；患有精神疾病以及心肝肾疾病。本研究根据《赫尔辛基宣言》的指导方针进行，符合良好的临床实践。
1.2方法
通过腹部超声检查显示肝脂肪变性来诊断MAFLD。根据MAFLD诊断标准，基于肝活检组织学或影像学甚至血液生物标志物检查提示存在脂肪肝，同时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之一：超重/肥胖、代谢功能障碍，T2DM。将纳入的T2DM患者超声检查显示肝脂肪变性诊断为MAFLD。
根据纳入人群和MAFLD的诊断标准，将入组患者分为T2DM组：无脂肪肝的T2DM患者；MAFLD组：发生脂肪变性或诊断为脂肪肝的T2DM患者。
1.3观察指标
一般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体重、身高、体重指数（BMI）以及体格检查中的任何相关数据；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尿酸（UA）等生化指标，计算TG/HDL-C的比率。
1.4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T2DM合并MAFLD的影响因素并用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相比T2DM组，MAFLD组BMI、TG、HDL-C、AST、ALT、UA和TG/HDL-C水平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T2DM合并MAFLD单因素分析
将年龄、性别、BMI和一系列生化指标纳入单因素分析，旨在研究以上影响因素是否与T2DM患者进展出MAFLD有关。结果显示，BMI、TG、HDL-C、AST和TG/HDL-C与T2DM患者进展出MAFLD具有显著性关联，见表2。
2.3 T2DM合并MAFLD多因素分析
去除无关影响因素之后，将BMI、TG、HDL-C、AST和TG/HDL-C纳入进行多因素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表明，BMI、AST和TG/HDL-C是患者进展为T2DM合并M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3。
3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T2DM组BMI、AST和TG/HDL-C水平较MAFLD组低，同时BMI、AST和TG/HDL-C是T2DM合并MAFLD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些数据验证了BMI、AST和TG/HDL-C在T2DM中的升高可能会发展为MAFLD。已经有研究证实了BMI、AST和TG/HDL-C在MAFLD中的诊断价值[5]。但很少有研究来探讨成人T2DM中TG/HDL-C这个比值可能具有进展为与T2DM相关的MAFLD的预测价值。总体而言，TG/HDL-C可能是一种实用的生物标志物，可用于检测在T2DM中MAFLD的发生和进展。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TG/HDL-C与多种代谢紊乱，包括心脏代谢风险、IR和糖尿病之间有强烈关联[6]。在一项中国人群的研究中有数据显示，甘油三酯与高密度脂蛋白TG/HDL-C的比值是冠状动脉钙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具有良好的诊断效果。在一项调查血脂比与异常糖耐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中[7]，研究者发现血清TC，TG，TC/HDL-C，TG/HDL-C和非HDL-C都与糖尿病前期和T2DM密切相关。此外，一些研究发现TG/HDL-C和非NAFLD之间存在相关性。例如，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在接受健康筛查的受试者中，TG/HDL-C与NAFLD独立相关，可用作NAFLD的替代标志物[8]。以往研究已经确定TG/HDL-C与NAFLD在体格检查对象和非肥胖人群中的相关性，也有研究表明，TG/HDL-C可能是新诊断的T2DM患者中早期识别NAFLD的有希望的生物标志物[6]。2021年在中国老年人群中进行了一项横断面研究，发现TG/HDL-C比值与代谢综合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高TG/HDL比率表明中国老年人患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更高[9]。但是在T2DM中用来识别MAFLD的发生或进展的研究很少，本研究证实了TG/HDL-C在T2DM合并MAFLD患者中较高，而在T2DM患者中相对较低。因此TG/HDL-C数值的高低对于已发T2DM患者是否会进展为MAFLD或T2DM患者MAFLD进展严重程度具有生物标志物的潜力。
本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尚不确定TG/HDL-C这一比值是否是T2DM患者合并MAFLD的诊断指标，仅进行了初步的危险因素预测分析，尚未进行更深入的预测模型建立。后续的研究应进一步证实TG/HDL-C比值的高低具有成为T2DM患者进展MAFLD的生物标志物的潜力。其次，本研究招募的T2DM患者样本量很小，这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数据偏倚，后续应继续纳入更多的T2DM患者来进行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在T2DM合并MAFLD患者中有三个独立危险因素，包括BMI、AST和TG/HDL-C，TG/HDL-C比值在T2DM人群中是否进展为MAFLD具有最佳的诊断价值，并且有可能在临床实践和大规模筛查中用作T2DM人群MAFLD发生和进展的筛查标志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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