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职之“惑”，以“爱”之名： 什么是最好的父母论文

 

 

　　回望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日本，尚处于经济发展相对“繁荣”的尾声时期，不仅成功地挺过了石油危机、日元升值等一连串的“国难”，还收获了众多世界第一的经济勋章，勇夺“富豪帝国”的宝座，跃居进入超级经济大国之列。人们一刻不停地把时间变成金钱，到处充斥着不断被制造出来的丰富物质和炽热欲望。但若是更近地聚焦，就会看到很多被异化的群体：在竞争狂热的各类职场、在消费不止的欲望之巅、在看上去阖家美满的均质化生活背面，都有很多人在遭遇着打击，被迫负荷着身体和心理的极限，无法过有生命力的生活，无法填补充斥心中的焦虑与空虚，无法再敞开心扉与他人真诚相对。明明物质条件更好了，生活更便利了，问题却反而更多了。随后，伴随泡沫经济的彻底崩溃与就业冰河期的到来，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经济遭受了釜底抽薪般的冲击，也就在同一时期，日本劳动派遣法再次修订，企业雇用大量非正式员工的劳动大门被强力开启，1998年前后日本自杀人数激增，社会经济差距急速扩大，包括育儿时代的父母在内，整个社会的不安定感皆与日俱增。

 

　　对父母而言，孩子的问题增多便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按照河合的时间感觉，1997年是日本父母焦虑凸显的年份之一，该年，日本神户发生了青少年连续伤人，甚至杀人事件。此后，青少年犯罪案件在日本各地不断出现，本已被种种社会竞争压力所裹挟的父母们，又因孩子的心理问题、养育问题、亲子关系等问题而深陷不安。由此开始，“育儿”“子女心理问题”等突然变成了一个咨询热点，尤其是很多母亲，开始此起彼伏地向河合提出了她们各种各样的“育儿之问”，各类讲座的邀请也络绎不绝地涌来。

 

 

　　日本的心理咨询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迎来了门庭若市的繁荣。对此，河合隼雄思虑颇深，一方面，他理解行业爆火的缘由。在核心家庭化急速发展的社会，人与人的联结性变得日益薄弱。尽管人们彼此都怀揣问题，却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去互相倾诉苦境或共同感受，丧失了关系的联结；另一方面，当丧失联结的人们只能通过市场求助于所谓的专业指导时，他更知晓这市场本身的良莠不齐，并且洞察到市面上出版的家庭教育或心理教育图书，不少都存在着明显的阶段化、碎片化倾向，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然而，面对朝自己涌来的各种提问和邀请，他已深感分身乏术，无法一一回应，于是开始动议写一本简明易懂的育儿全阶段式“答疑书”，《什么是最好的父母》由此应运而生。

 

　　该书内容是沿着孩子从出生到青春期的成长过程来进行问答和讨论的，但在具体问题的剖析中，毋宁说提供的是一种与阶段式叙述相抗衡的流动性视角。虽说是问答的形式，却是开放的回答与探讨。在河合看来，人类心理的发展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阶段性的，但这一发展过程其实是像“之”字形一样波折变化。如果父母试图把孩子硬塞进某种标准的模子里，无疑会破坏孩子原本的个性，无法在变化的过程里更宽松地看待、思考孩子的成长。养育孩子根本不能按照指南和参考数值进行，只要父母能够重视孩子的“个性”，只要父母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并用“心”（而非用“物”）去与孩子的“个性”碰撞，就一定不会出现指南式的答案。在原本就没有标准答案的育儿过程中，提出观察与问题，再针对问题提出一些灵感与提示，让那些因孩子的问题而烦恼的父母和老师，让每位想要重新寻求悠然自在心情的读者，在阅读中自由地发挥想象，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是河合自言的“最大心愿”。

 

 

　　有趣的是，书中的许多内容，与其说是在谈论孩子的“问题”，不如说是河合在耐心地剖析父母自身和成人社会本身的“问题”。他看到，在物质丰富的时代，人们在处理事情时，动辄便试图用物质来解决，而忘记了用心。在用心上偷懒和敷衍的结果，导致在养育孩子方面出现诸多问题。在家庭关系变得华而不实的环境，夫妻之间无法相互支持，家长动辄溜号缺席，于是等孩子到了青春期，就有可能成为不良少年，孩子叛逆的初衷，原本只是想要打碎这塑料家庭的假面与压抑罢了。

 

　　河合也试图从更长的文化视野中谈及日本“个人主义”的浅表性和父权制的结构问题对家庭发展的影响。自近代以来，尤其二战后，源自西方的“个人主义”在日本流传开来，“核心家庭化”愈演愈烈。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步推进，所谓的地域共生社会逐渐消失，许多年轻的父母突然开始独自承担为人父母的养育责任，这正是工业化带来的“生活革命”结果。但是，这种以丢失了传统社群的扶持传统为代价、以对西方个人主义模仿为前提的日本个人主义是非常脆弱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当过去的“家”被否定时，取而代之的是公司变成了日本人（男人）的新“家”。对于多数的父亲来说，他为了公司这个“家”的经济繁荣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家”扔在一边。于是，“父职”就必然从家庭里缺位了，父亲并没有在做“父亲”，母亲只好一个人背负起再生产领域中养育、照护、教育、管理孩子的全部责任，甚至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更矛盾的是，正因为家庭中这种“父性原理”的缺失，母亲不得不自我父性化，当声色俱厉的母亲形象越来越突出之时，给予“接纳”“理解”与“保护”的“母性时刻”也日益减少，这种状况用河合的话来说即“父性乱七八糟，母性马马虎虎”。正因如此，孩子会分外割裂，苦不堪言。所以，河合直言：“我基本上是在回答母亲提出的问题，但我也特别希望父亲们也能读一读。”

 

 

　　当父亲在制度结构的巧妙设计下从“家庭”中合理逃避出去，以所谓投身“事业”之名而“缺席”之后，作为母亲的女性，只有首当其冲地担任家庭内部照护现场的第一当事人。但是，她们也同样会有想要作为“个体”而活的愿望和不得不“出走”的现实必要性，如因经济不景气、职业变动、育儿负担等原因而导致家庭生活拮据时，越来越多的女性需要同时身兼数职。现实中很多育儿的困惑、矛盾、冲突与问题往往会吊诡地出现在这样多重身份和需求交叉的时刻。作为母亲的女性们，必须不停在具体生活的一次次考验中，经历来自母职、妻职、自我等等角色之间太多“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重枷锁束缚。在这枷锁之中，河合观察到了亲子代际间一种更矛盾的问题，明明母亲们自己拼命不想也不能只做“母亲”这一角色，明明她们自知多重束缚和刻板印象的痛苦与窒息，努力想要去活出“自我”，但会试图把自己的孩子放进“好孩子”这种空洞且毫无个性的单一框架里，即在度量孩子与母亲自我的“个体”成长时，完全采用了双重的标准。河合提醒这样的母亲们，“孩子也要像母亲一样，充满个性地活着”。

 

　　除了追问“爸爸去哪儿了”，除了看见深陷母职困境的“妈妈”，对于青少年的各种心理问题与情绪障碍，还可借用上野千鹤子在《永别了，学校化社会》中提出的“双亲均师化”观点来进一步理解孩子们的痛苦。即在愈演愈烈且赛道单一的教育竞争中，家庭也变成了完全以学校为模式运转的场域。学校价值充分渗透或倒流进家庭中，家庭教育日益功利化，与学校标准趋同化，这就导致父母只能以一种教育者的目光和标准对孩子进行相对化评估。因为评价标准单一，这种功利性教育评估会让孩子产生更多自我批评。无论父母如何，当家庭整体学校化，孩子在家庭中自然就会失去立足之地和情感依存。

 

 

　　令河合不满的是，如今的人们都太习惯机械化的思维方式。有的父母一味地相信孩子成长的各个时期都必须循序渐进不可差池，完全不顾及孩子自身的情感体验和成长的曲折性；有的父母试图在孩子的每个成长阶段里用公认的“成功标准”来排线布阵，以图“爱”的一劳永逸，却根本忽视了孩子本来的想法和需要爱之补偿的信号；有的父母嘴上说着只要孩子“普通就挺好”这种简单的话，但实际是粗暴地认为“要是做不到这个程度的话，根本算不上是普通”。这样的标准不仅一点儿也不低，从根本上说，这实质上是父母自作主张又敷衍了事地把自己脆弱的幸福观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而已。当父母们着急忙慌地被竞争环境裹挟着达成某种育儿观的自我解决之时，也放弃了剖析亲子间不同世代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差异的努力，没有任何方法与能力去做自我一侧的反思，更丧失了理解孩子历史性处境的想象力。

 

　　河合希望父母们始终能拥有一份悠然自在的内心和开放的育儿态度。因为人生本来就是各种事物的积累和发展，所以，养育孩子，没有一劳永逸的标准程序，也没有一蹴而就的现成模板。物质丰富之后，人们还需要同等丰富的心灵能量与之抗衡。这份心灵的能量，不仅孩子需要，作为父母更加需要。尤其在漫长的经济不景气和愈演愈烈的雇用灵活化趋势影响下，每个成人个体，如何认识和理解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如何审视所谓“成功”的标准，如何创造能让自己充满生命力的生活与环境，首先是一个重要且迫切的问题。

 

　　回到今日今时，在全球化进程更加纵深，教育系统亦不断遭遇“内卷”的当下，当代众多父母们依然无可奈何却步履不停地走在“一激到底”的途中。毋庸赘言的是，这一路上，父母们各自遭遇的育儿之问，并非是用性格、心理或人际关系等视角就可以简单阐释与厘清的，若不重新剖析和理解我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结构的话，恐怕我们永远无法中途停下，亦无从调整与创造。

 

　　每个身负多重角色与身份的个体，怎样才能像河合所期望的一般去认真地烦恼与思考，而不至于陷入某种巨大的身心失衡状态中？怎样才能在某种不逃避的关系中既养育出“能够活出自己的人生”的孩子，又懂得如何去活好属于自己的人生？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书里，也都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