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外曾祖尤其倜出生在南通的一个读书人家。外高祖尤金镛早年考取过秀才，又于南菁书院求学数载，先后任职、任教于南通翰墨林书局、通州女子师范及省立第七中学。外高祖思想开明，学兼中西，曾编译日本《初等水产志》《化学方程式》《近世化学教科书》等教科书。外曾祖的长兄尤其伟是昆虫学家，著有《虫学大纲》《害虫防除学》等，曾与周建人一起编译《吸血节足动物》。《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称其：“农业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是我国昆虫学奠基人之一。他在棉花虫害、热带作物虫以及等翅目分类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编著的《虫学大纲》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昆虫学理论专著。”在父、兄的影响下，外曾祖选择了昆虫学教学、研究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外公尤世瑾生于1932年，是外曾祖的长子，他同样在家庭影响下，亦习农学。
一
外曾祖1921年中学毕业以后，曾短暂在小学任农业自然教员。《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概况》记录，1926年前后，他曾与兄长一起在国立东南大学从事昆虫研究，担任东大农科的棉虫股助理。1930年前后，外曾祖在江苏省昆虫局担任技术员，参与过1929年江宁县捕蝗工作，还替南京中国科学社植物标本室熏杀过害虫。外曾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大卷页虫之研究》就是在此期间发表的。
外曾祖后又在南通学院担任昆虫学助教。1935年，南通学院农科的师生们创立了昆虫趣味会，并自筹经费编印了昆虫学专门期刊——《趣味的昆虫》。外曾祖积极参与趣味会的活动，连续担任两届理事，兼任第三届理事会会计，还身体力行地为《趣味的昆虫》撰稿。这段教学相长的稳定生活，让外曾祖得间，先后在《通农期刊》《趣味的昆虫》等杂志发表研究论文、报告十余篇。这其中就包括他在早年论文基础上形成的对大卷叶虫的系列研究。其间，他还帮忙校对了兄长尤其伟的专著《虫学大纲》。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因日寇入侵，昆虫趣味会被迫暂停活动，南通学院亦无奈停课，1938年更是迁往上海租界。动荡之中，外曾祖为养家糊口，不得不先后从事多种职业，艰难维生。他的昆虫学研究遂告中断，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再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抗战胜利以后，南通学院于1946年迁返南通，外曾祖得以重回讲台。后来，他继续在南通学院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南通学院农科奉命改组为苏北农学院，迁往扬州。因长兄已经远调广州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外曾祖为照顾年事已高的父亲及家庭，婉拒了苏北农学院的副教授聘职，留在南通，错失了一次宝贵的学术机会。现今外婆还保留有一封苏北农学院建校委员会不同意外曾祖辞职，催促其早日赴扬的信件。
南通学院迁到扬州后，外曾祖转属南通博物馆农业科，至今博物馆还保留有几十幅他绘制的昆虫及鸟类解剖图。1953年，外曾祖当选为中国昆虫学会南通分会主席，分会的会址直接设在他的单位南通博物馆内。1955年外曾祖调往南通市农物局农业科，任工程师。1957年，他有幸重执教鞭，在南通农业专科学校任职。1959年，外曾祖再逢厄运，不幸小中风，因病提前退休。
二
少年时期，外公已向往进步。他曾同我讲起过一件往事，也是其一生的一件憾事。外曾祖母吴宝钿自幼便失去了双亲，全由堂嫂和姊姊抚养长大，故与堂嫂一家最为亲密。堂嫂之子吴天石思想进步，青年时期就参加了革命。一次，十几岁的外公瞒着父母向表哥表达了投身革命的意愿，吴天石非常支持，约定第二天以敲窗为号，悄悄带表弟离家。岂料翌日，整整一天，外公都未等来表哥的信号。原来，外曾祖母偶然获知此事，护子心切的她说什么也不同意侄儿带走爱子。外公遂未能早早参加革命。
1949年暑假，尚是初二学生的外公，以前五名的成绩考入苏北南通农业学校植保专业求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很快学校发起了参军运动，外公再度怀揣着强烈的爱国情感报了名。遗憾的是，因在体检中检出胃病，他最终落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外曾祖也响应号召，减薪支持抗美援朝。1952年，外公顺利从农校毕业。这一次，他坚定地向组织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即由苏北行政公署分配到淮阴专署蝗虫防治站工作。
民国以来，淮阴地区便蝗灾频发。洪泽湖畔广大的荒草地，为蝗虫的孳生和繁衍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每次蝗灾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虫患治理被提上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公与同事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治蝗站从无到有的建设工作。治蝗站建成以后，外公充分发挥所学，进行了蝗卵胚胎发育及产卵的试验研究，为预测蝗灾的发生打下了基础。他还深入各县蝗区指导治蝗工作技术，培训治蝗骨干。由于蝗区分散在广无人烟的洪泽湖边，每次深入蝗区，外公不仅需要步行八九十里路，还要不做防护就涉水过河。
长期工作在寒冷、潮湿的环境中，外公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常疼痛到无法正常走路。淮阴本地医院无力治疗外公严重的病痛。最终他转院到苏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前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才勉强恢复。而甫一恢复的外公，便立刻返回淮阴，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1957年，外公奉命调回到南通，在农林水利局任技术员。其间，外公先后推广了麦、稻、棉的栽培技术和大田病虫害的防治技术，参与培训农民技术骨干和供销社药械员，还曾为大面积栽培管理及病虫害防治提供指导。1959年，外公又受命负责南通市第一次土壤普查工作。在他的具体组织和协调领导下，及时完成了市区土壤的野外剖面布点取样、取土、访问，以及室内比土、评土、化验等工作，最终高质量地完成了《南通市土壤志》。
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外公一直都没有放松自身的业务学习。农校毕业后，他就一直坚持自学相关的大学、大专课程。1958年，外公参加了江苏省农林厅、南京农学院举办的土壤农化训练班。1960年，他又参加了江苏省农林厅和江苏农科分院举办的植保研究、测报训练班。1960年至1962年期间，他由农水局推荐，一直在南京农学院举办的“江苏植物保护函授专修科”学习。通过这些学习，外公成长为农水局的技术骨干之一。他还在自学中练就了标准的英语发音。多年以后，长期留学在外的表妹曾夸赞外公的英语发音纯正。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学习，导致外公的身体不堪重负。1960年底，他支气管扩张，大量吐血，不得不病休一段时间。
三
1962年元月，已经恢复工作的外公与外婆成婚。婚后，外婆精心呵护外公的身体，困扰外公多年的胃病得到了调理，但他的肺部还是落下了病根。1964年，外曾祖的中风也有了好转，养病期间，他曾感慨，“在旧社会，像我这样的人，哪有钱天天吃药，早没人管你死活了，全靠党才有今天的幸福，要心怀党的恩情”。外曾祖如此说也如此做，本着发挥余热、贡献社会的想法，他希望能继续作一些昆虫研究。恰巧，外公开始在农水局负责农业生物防治工作。南通市科协便介绍外曾祖到农水局新成立的生物防治室工作。于是，外曾祖、外公这一对父子一起开始了农业生物防治研究。
所谓农业生物防治，是指在农业上利用一种生物对付另外一种生物，以有效降低有害生物种群密度的方法。该方法最大的优点是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农业生物防治技术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据《江苏科学技术志》记载，1975年以后随着提倡综合防治，江苏地区才一度掀起生物防治研究的高潮。外曾祖和外公的研究较此提前了约十年的时间。
红铃虫是危害棉花的主要虫害之一。南通一直是重要的产棉基地，饱受红铃虫之害。经过深思熟虑，外曾祖和外公决定使用生物防治技术来降低棉红铃虫虫害。他们选定棉红铃虫的天敌——内寄生蜂齿腿瘦姬蜂，作为研究对象。齿腿瘦姬蜂不仅是棉红铃虫的天敌，还是针对红铃虫的专一性寄生蜂。通过在田间施放齿腿瘦姬蜂，将能够对红铃虫起到防治作用。
当时国内外都未曾有人作过这方面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据《南通市志》记载，1964年项目刚刚起步，南通地、市就安排了经费；1966年，研究名列江苏省科委当年下达给南通的六个项目之一；1967年省科委也都安排了经费。最后，研究还被国家科委列为重点攻关项目。
经过多年研究，外曾祖与外公将他们最终的研究报告以《棉红铃虫天敌齿腿瘦姬蜂的研究》为题，发表在1980年《昆虫学报》第23卷第2期。论文发表以后，社会反响较大，获评1980年度南通市优秀科技论文奖。从1981年开始，国外科研机构纷纷来信索取相关研究资料，包括美国西部地区农业研究所、夏威夷大学农学院、法国弗朗索瓦·拉伯雷大学农业系统实验生物菌种学研究室、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生态站、哥伦比亚农业研究所等。
除与外曾祖的共同研究外，生物防治方面，外公还先后进行了金小蜂的引种、繁殖棉仓放蜂防治越冬红铃虫试验，“九二七”土法生成、应用试验，棉红铃虫、小菜蛾性引诱剂应用试验等多项研究工作，并于1978年获得南通市农业先进工作者称号。
外曾祖后来经常参与南通市科协工作，为科协常委，并且是南通市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1984年，他与其他156位从事昆虫学工作四十年以上的老专家会员，受到中国昆虫学会的表彰，获赠纪念金钥匙。1989年外曾祖去世。外公于1979年开始担任南通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调任港闸区多种经营管理局调研员，后借调到港闸区科委分管科研工作，1987年晋升为高级农艺师，1992年退休。2021年外公因肺心病去世。
或许与外曾伯祖尤其伟相比，外曾祖、外公的研究相差甚远。但我想尽可能地将一对经历过时代动荡，却还默默耕耘于昆虫学领域的父子的故事记录下来。所谓纯行终致远，厚积总薄发，凭着一份坚持，外曾祖、外公父子二人也书写了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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