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北庭文书”的分类、比较研究发现，“北庭文书”所呈现的书写方式表明，西域边地的日常书写受到中原书风的深刻影响。首先，篆、隶古体式的书写方式在“北庭文书”中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楷、行书体；其次，大量的行书文书所表现出的欹侧遒美书风深受王羲之书写方式的影响；最后，“北庭文书”呈现出的较高书写水平离不开唐王朝以书取士，为世所重的学习风气。
关键词：“北庭文书”,中原书风,书写方式
对于出土文书的整理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北庭文书”被单独列为一个区分概念的研究则凤毛麟角。目前仅有学者刘子凡《唐代北庭文书整理与研究》一书，该书是2024年由中西书局出版的关于“北庭文书”的最新研究成果，但“北庭文书”的整理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史学考证，而应从多维度对该文书进行考察，故本文尝试从书学角度对其进行分类研究。
一、“北庭文书”所处时代中原书学的发展
“北庭文书”这一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是日籍学人藤枝晃，但在其后这一概念并未通用于学术界。其原因一方面是，敦煌、吐鲁番乃至整个国内学术界对出土文献的命名方式往往遵循“以地名学”的学术传统，而此处的“地”通常指的是现今地名，如敦煌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银雀山汉简等，而北庭则属于历史地区名。另一方面，以前的出土文献往往分藏于各个国家、机构或私人手中，想要进行整理研究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故以大范围的历史地区进行的出土文献整理和研究是不现实的。
现在重提“北庭文书”则是有了对这一地区相关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有了可能性是因为，出土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相较于以前而言方便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流散于各国、各机构和私人所藏的大宗出土文献大多已经刊布流传，如《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汉佛经以外部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大谷文书集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等。
有了必要性是因为，随着各个国家、机构所藏大宗出土文献的刊布流传，以研究为导向的文书分类方式日益成为学术界的迫切需要，故学者刘子凡在《唐代北庭文书整理与研究》一书中运用“北庭文书”这一概念。学者刘子凡在该书中将“北庭文书”分为两大类，其一为严格意义上的“北庭文书”，即“自贞观十四年（640）至贞元六年（790），涉及设置于北庭地域内都护府、州县、军镇、守捉、镇戍以及各种使职的上下行文书，也包括上述机构人员所撰拟的官私文书”。①另一类为“北庭相关文书”，即都护府、州县、军镇、守捉、镇戍等机构和机构所属以外之人撰写的和北庭相关的文书。此书为“北庭文书”整理与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故本文将参考该书的分类方式和图版部分，以此分析中原书风对边地书写方式的影响。
本文亦以严格意义上的“北庭文书”所属年代，即贞观十四年（640）至贞元六年（790）为限，首先分析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书风和发展，然后与边地的“北庭文书”作比较研究。
以书法史的角度而言，唐代书法史分为初唐、盛中唐、晚唐三个时期，而本文“北庭文书”所对应的时间大致为初唐和盛中唐两期。初唐书法，综而论之是离不开“二王”书风的，尤以王羲之书风影响为最，大抵初唐书法名家，如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皆得王氏书风之三昧。初唐书风以王氏风格为主流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唐太宗李世民以王羲之书法为诸家之最，身体力行，心慕手追，并亲自为《晋书》撰写右军传赞，认为“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馀区区之类，何足论哉！”②其二，官方取士，多选书学优长者，并在官员铨选中以“身、言、书、判”作为铨选标准。其三，初唐僧人怀仁的集字作品《大唐三藏圣教序》流风所及，皆学右军笔法，直至今日，《大唐三藏圣教序》仍为学书者的必临之作。
盛中唐时期中原书法的发展承续着初唐的流风余韵，且太宗李世民之后，高宗李治、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并为善书之人，因此终唐之世，书学为人所重，历代无出其右。正如学者朱关田所言“有唐一代书法之盛行，名书家之辈出，可谓远迈魏、晋，后盖宋、元、明、清”。③盛中唐时期和初唐的不同之处是书家的风格开始多变，在继承“二王”的基础之上，融入盛唐气象，形成书家特有的书写风格。盛中唐书法，楷书以徐浩、颜真卿为代表；行书以李邕为代表；篆书以李阳冰为代表；草书以张旭、怀素为代表。总而言之，盛中唐时期“宗派所变，流风陶染，开元、天宝年间，其他书体，无论行、楷、篆、草，也并趋适从，自精谨而茂逸，变清健而圆劲，不数年而形成盛唐气象”。④
二“北庭文书”的书写风格分类
上文已对“北庭文书”所处时代中原书法的发展进行了简单介绍，为了更好地了解和研究“北庭文书”，必须对“北庭文书”的书写方式进行恰当的分类研究。本文依据“北庭文书”书写方式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楷、行、行楷、行草四种类型。
楷书：《唐开元四年（716）李慈艺告声》《唐宝应元年（762）五月节度使衙牓西州文》《唐开元九年（721）十一月北庭都护府长行马文书》《唐开元九年（721）北庭长行坊状为营田典孟业马事》《唐开元十年（722）三月末北庭长行坊案为待减料物到支送及送使马料事》《唐开元十年（722）伊吾军上支度营田使留后司牒为烽铺营田不济事》《唐开元十年（722）残状）》《唐开元十一年（723）状上北庭都护所属诸守捉斸田顷亩牒》《唐伊吾军典张琼牒为申报斸田斛斗数事》《唐开元某年伊吾军典王元琮牒为申报当军诸烽铺斸田亩数事》《唐北庭都护支度营田使文书》《唐伊吾军牒为申报诸烽铺斸田所得斛斗数事》《唐伊吾军上西庭支度使牒为申报应纳北庭粮米事》《唐伊吾军诸烽铺收貯粮食斛斗数文书》《唐纳职守捉使屯种文书》《唐伊吾军诸烽铺营种都豆糜文书》《唐伊吾军残牒》《唐西州都督府上支度营田使牒为具报当州诸镇戍营田顷亩数事》《唐西州都督府所属镇戍营田顷亩文书》《唐北庭诸烽斸田亩数文书》《唐上支度营田使残牒》《唐开元年间伊州伊吾军屯田文书》。
行书：《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唐开元四年（716）李慈艺告身》《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书札》《唐开元十六年（728）北庭节度使申尚书省年终勾征帐稿一》《唐开元中期瀚海军使军令》《唐宝应元年（762）周思恩纳瀚海军预放緤布抄》《唐开元九年（721）六月北庭长行坊案为马料事》《唐开元九年（721）专当官摄县丞李仙牒》《唐开元九年（721）牒为长行坊典杨节七月粮支给事》《唐开元九年（721）七、八月北庭案为待长行坊减料到填还欠练事》《唐开元九年（721）十一月北庭案为长行坊马两匹给料事》《唐开元九年（721）十一月九日北庭案为牒交河县给长行坊马三匹粮草事》《唐开元九年（721）十一月北庭都护府长行马文书》《唐开元九年（721）十一月北庭都护府兵曹案为节度使马事》《唐开元九年（721）十一月北庭兵曹案为长行马事》《唐开元十年（722）三月北庭长行坊案为西州使马停料及长行马、函马夏季料支给事》《唐开元十年（722）三月末北庭长行坊案为待减料物到支送及送使马料事》《唐北庭都护支度营田使文书》《唐典康元残牒》《唐支度营田使下管内军州牒》《唐支度营田使残文书》《唐典杜金残牒》《唐残判》《唐残文书》《唐开元十五年（727）九月瀚海军勘印历》《残印历》《唐开元十五年（727）十二月瀚海军兵曹司印历》《唐开元某年某月瀚海军请印历》《唐开元十八年（730）高成等粜夏季粮取钱抄二件》《唐府史张举夏季粮请回付张光抄》《唐樊诠、魏仵神领料钱抄二件》《唐羊䛒、李宗取领练抄二件》《唐开元十九年（731）张嘉顺领钱抄》《唐开元十九年（731）张顺抄》《唐开元十九年（731）周稹领练抄》《唐开元十九年（731）进马坊状为取练预付供进马麸价事》《唐开元十九年（731）康福等领料抄》《唐蒋玄其等领钱练抄》《唐开元十九年（731）张唯领物抄》《唐开元十九年（731）□六镇将康神庆抄》《唐丘忱等领充料钱物帐》《唐吕义领玖、拾两月客使停料抄》《唐付药直等抄》《唐陇右节度孔目官卜感情分付料钱状》《唐开元二十年（732）李钦领练抄》《唐罗常住等领料抄》《唐付王思顺大练抄》《唐梁虚等领钱抄》《唐□楷等领付钱物帐》《唐阎庭抄》《唐□庆抄》。
行楷书：《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牒稿为被悬点入军事》《唐开元年间瀚海军状为附表申王孝方等赏绯鱼袋事》《唐开元年间牒为车坊阙官事》《唐庭州西海县横管状为七德寺僧妄理人事》《唐开元十八年（730）府某牒为请付夏季粮利钱事》《唐领付氾崇等正月料钱抄》《唐曹护替纳公廨钱抄》。
行草书：《唐上元元年（760）周思温等纳瀚海军赊放緤布抄》。
通过分类研究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其一，传统篆、隶古体式的书写已经在日常的办公书写中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书写更为流畅、快速的行、楷书体。对比高昌墓砖可以知道，南北朝后期，篆、隶体的书写方式还不时出现在日常的书写中，但如“北庭文书”所示，到了唐朝前、中期时，古体书写在日常的书写办公中已经消失，由此可以断定，篆、隶古体式的书写方式至晚在唐前期已经退出西域边地的日常书写。学者崔树强在《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书法研究》一文中亦认为“从晋到唐，吐鲁番楷书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直到鼎盛的过程”。⑤
其二，日常公用的文书中最多的是行、楷书体，而尤以行书体最多。由于行书本身的书写速度较快、笔画较少、识别程度较高，故逐渐成为繁忙办公中最实用、最常用的书写方式，通过观察“北庭文书”可以看出，行书最频繁的使用是上级对下级的公文、审批公文的签字等。学者裘锡圭也认为“行书写起来比楷书快，又不像草书那样有难于辨认的毛病，因此有很高的实用价值”。⑥
其三，楷书体的使用程度仅次于行书，一方面，楷书相较于传统隶书的书写要方便简洁，因此也成为常用书体之一，但是其简洁流畅相对于行书则是不足的，之所以频繁使用还在于楷书体所特有的属性，即楷书体代表着一种虔诚、尊重的态度。故在边地书写中也可以经常见到楷体文书，很多楷体文书是下级呈报上级的公文、上级宣谕民众的告示等。
其四，以上分类中有既属于楷书，又属于行书的文书，这种文书并不是说字体介于楷书和行书之间，而是因为有一部分是楷书，另一部分是行书。根据文书内容可知，楷书部分为记载申报的内容，而行书部分则只有审批、签名，如《唐开元十年（722）三月北庭长行坊案为西州使马停料及长行马、函马夏季料支给事》《唐开元十九年（731）进马坊状为取练预付供进马麸价事》等。
其五，边地的书写方式明显受到初唐“二王”书风，尤其王羲之书风的影响。“北庭文书”中有大量的行书作品，并且这些作品的书写方式明显有王羲之的书风特征，如运笔流畅而匀和、构字欹侧而整饬等特点。“北庭文书”中的行书普遍受到王氏书风的影响，典型的作品有《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书札》《唐开元十六年（728）北庭节度使申尚书省年终勾征帐稿》《唐开元十九年（731）张嘉顺领钱抄》等。
由“北庭文书”的书写方式可以得知，西域边地日常书写的运笔、结字都受到中原书风的深刻影响。总而言之，书法是中原文化在边地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书写方式的改变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与之相关的汉字、汉语、记载方法、交流方式的影响与传播。
三、“北庭文书”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意义
以往对于“北庭文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庭文书”所载的内容上，其研究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考证求索，以补传统文献之不足。而从书法技法或书法史角度进行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因此从书法角度对“北庭文书”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分析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书法史的角度而言，研究“北庭文书”的重要意义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证实了唐太宗倡导下王羲之书风的大行其道，其影响甚至远及西域边地。以往的书法史中亦记载了初唐时期王氏书风风靡天下的盛况，但是对于唐王朝军事边地的影响具体如何，大多书法史则未曾论及，但本文通过对“北庭文书”的分类研究得出，王氏书风在西域边地的传播和影响亦是深入人心的。如上文所述，“北庭文书”中《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书札》《唐开元十六年（728）北庭节度使申尚书省年终勾征帐稿》《唐开元十九年（731）张嘉顺领钱抄》等文书具有王氏书风欹侧遒美的鲜明特征。
其二，唐朝书学为世人所重，即使西域边地的办公文书也呈现出较高的书写水平，这说明唐代的书法教育是因与科举相关联而为世人所看重。学者沃兴华在《中国书法史》中亦认为“唐代重视书法教育，在人才选拔和录用上又重视书法才能，因此带动了书法的学习风气”。⑦
其三，大批的行、楷书墨迹为研究唐代民众的书法运笔、审美、书写状态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实物资料。书法史中对初唐、盛中唐的书迹研究在碑刻方面主要集中于《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铭》《道因法师碑》《孔子庙堂碑》《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信行禅师碑》《麓山寺碑》《李思训碑》《郎官石记序》等名碑和大量墓志上。在墨迹方面集中于《梦奠帖》《文赋》《书谱》《孝经》《自序帖》等名帖，而对于大众书法的研究则相对缺乏，而“北庭文书”则提供了大量墨迹，为研究初唐、盛中唐的大众书写方式提供了一个契机。学者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也提出“普通现象才是社会的群像，历史的主流”。⑧
四、结语
“北庭文书”在书法角度的研究既包括书法技法的研究，又包括书法史的研究。在技法角度而言，包括各书体的特征、运笔、结字、章法等，这些文书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法作品，但是却真实地表现出日常生活中民众的书写方式。在书法史的角度而言，该文书在文化传播、书风影响、书家风格等方面为研究唐代书法史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墨迹资料。因此对于包括“北庭文书”在内的所有出土文书，甚至简牍、碑志都应当进行多维度的研究。
注释：
①刘子凡.唐代北庭文书整理与研究[M].中西书局,2024:v-vi.
②房玄龄等撰.晋书[M].中华书局,1974:2108.
③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3.
④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89.
⑤崔树强.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书法研究[J].中国书法,2001(06):39.
⑥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M].商务印书馆,2013:101.
⑦沃兴华.中国书法史[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165.
⑧严耕望.治史三书(增订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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