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男性气质论文

　　卡森·麦卡勒斯(1917—1967)的著名作品《伤心咖啡馆之歌》以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为背景，通过怪诞人物之间非传统的浪漫关系，描绘了个体之间的“精神隔离”。本文以小说中的男性气质为分析对象，认为男性气质的延续在男权的南方社会中维护了男性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小镇居民们抵制现代性恐惧的一种手段。社会的变化扰乱了权力结构，进而导致了男性气质危机。小镇上的男性们通过咖啡馆这一媒介建构男性气质，找寻自己存在的意义，以此抵御对现代性的恐惧。《伤心咖啡馆之歌》挑战了传统性别角色藩篱，对南方男性气质提出了质疑，体现了麦卡勒斯作为女性作家对改变南方社会中僵化的二元性别的期望。

 

　　卡森·麦卡勒斯是美国南方作家的代表之一，她的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延续了她作品中一贯的“精神隔绝”主题。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美国南方小镇的怪诞三角恋故事：杂货店女老板阿梅莉亚小姐爱上了驼子利蒙表哥，这让她刚出狱的前夫马尔文·梅西感到十分不悦。利蒙表哥对马尔文·梅西心生好感，两人在密谋摧毁了阿梅莉亚小姐的咖啡馆后远走高飞。阿梅莉亚小姐受到了沉重打击，从此将自己封闭在家中，丧失了对生活的一切希望。

 

　　麦卡勒斯的文学作品中一向关注性别问题。她小说中的许多角色都偏离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展现出怪诞与孤独，有的甚至模糊了性别界限，与南方传统文学中普遍存在的绅士、淑女二元性别角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威廉·福克纳认为“南方社会要求男性过于男性化，女性过于女性化（Friend xvii）”。这种固定的性别规范正是麦卡勒斯批判的对象。

 

 

　　美国是一个广袤的国家，南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南方对男性气概的尊崇方式与北方不同。内战的阴影席卷了整个南方，塑造了南方男性和他们的男性气质。奴隶制的崩溃使得黑人摆脱了白人奴隶制对他们的男性气质的阉割，也动摇了白人南方男性的男性气质，从而产生了历史学家李·安·怀特（Lee Ann White）所称的“性别危机（gender crisis）”。内战后的南方白人无法依赖奴隶制统治和战争的荣誉感来维持原有的男性气质，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来塑造它。

 

　　19世纪初，北方盛行着“集体男子气概（communal manhood）”的概念，这与南方的殖民和革命历史息息相关。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将“集体男子气概”划分为两类，即与土地相关的“绅士族长（Genteel Patriarchs）”，以及与手工艺相关的“英勇工匠（Heroic Artisans）”。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白手起家的男子气概（self-made manhood）”开始崭露头角，尤其在北方的中产阶级中盛行。与其相背离的品质，如竞争、攻击性、武力、自我实现以及对男性身体的新关注，则被归类为“激情男子气概（passionate manhood）”。激情男子气概所展示的竞争动力持续到20世纪，与“文明男子气概（civil manhood）”的残余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布莱斯·特雷斯特尔（Bryce　Traister）认为，这些有关男子气概的争论构成了美国男性气质中的一场危机，贯穿整个世纪。从许多方面来看，南北战争后的南方人仍然坚守早期的集体男子气概，他们的身份与家庭和社区责任以及公共价值紧密相连。由于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原因，很少有南方人能够白手起家。相反，他们认为自己与北方人不同，对北方男性气质中包含的城市、工业、自由、腐败和柔弱气息嗤之以鼻。因此，即使19世纪即将结束，他们仍然深陷于荣誉和男子气概的规范之中。

 

　　然而，南北战争改变了一切。新南方发展带来的变化虽然充满活力，但也令大多数南方人感到不安。他们渴望寻求“另一种生活的世界”，怀念过去的愉快时光，忽略奴隶制、战争和重建的存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南方文学的蓬勃发展表明了他们对另一个南方的探索，带来了一种新的南方男子气概，出人意料的是，这种男子气概是旧南方荣誉与统治的复兴。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社会运动的背景下，南方白人男性建立在对“他者”的支配和统治基础上的男性气质受到了威胁，因此产生了“男性气质危机”。

 

 

　　《伤心咖啡馆之歌》的背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南方小镇上，受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冲击，整个小镇的氛围沉闷、单调，毫无生机。在传统南方社会中，一个地区最受尊敬的人通常是成功杰出的贵族男性。然而，在这个小镇上，最富有、最受尊敬的人并不是男性，而是一个略显古怪的女人，即阿梅莉亚小姐。在小镇的权力结构中，阿梅莉亚小姐拥有超过所有男性的地位，因此她得以不受南方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大部分规训：她皮肤黝黑，体格强壮如男子，性格孤僻，对异性的爱情漠不关心；同时，她非常能干，擅长各种手工活，靠着自己的才能成为方圆数英里内最富有的人。理查德·金（Richard King）指出，南方种植园社会中的父权制结构紧紧围绕着“家庭罗曼司（family romance）”的概念。在这个家庭模式中，南方绅士担任父亲的角色，拥有绝对的权威，而南方淑女仅仅被视为“依附于强大、英雄般的父亲的附属品”。利蒙和阿梅莉亚小姐的角色分配和这种模式完全相反，阿梅莉亚小姐负责赚钱养家，利蒙则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她宠坏了他到了超越理智的地步。”麦卡勒斯选择这样一个角色作为男主角，是一次颠覆南方男性的主流形象的尝试。从整体社会趋势来看，南方社会中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传统性别层级正在经历动态的变化和解体。麦卡勒斯敏锐地意识到，南方社会中“新女性”的出现对南方绅士的性别权力构成了重大威胁，并且认识到南方绅士的传统品质已经不再适应快速演变和转型的南方社会。麦卡勒斯通过对这一男女权力地位的颠覆，对小说中的男性角色进行了“去势”。

 

　　此外，身体的差异被视为男性和女性之间最显著的差异表现，而这些身体差异以复杂的方式被解读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根本上的不同源泉。在传统观念中，男性身体被认为是性别气质的起源和具体表现，胡须、肌肉、喉结等性别特征与力量、毅力等硬汉气质之间一直有着强烈的关联。然而利蒙的外貌与社会高度推崇的理想男性身体毫不相关：“他几乎只有四英尺高……他扭曲的小腿似乎太细弱，难以承受他庞大的变形胸膛和压在肩上的驼峰的重量。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头……他的脸既柔软又嬉皮。”而且，他的性格也完全缺乏南方绅士的风度。尽管利蒙声称自己是阿梅莉亚小姐的亲戚，但他无法提供任何有效证据，很可能只是一个骗子。他懒惰，喜欢恶作剧，最喜欢看人争吵；他势利眼，总是讨好那些他认为有权势的人。由此可见，荣誉和男子气概在利蒙的行为中是完全缺席的。

 

　　另一个男性角色马尔文·梅西表面上看起来远比利蒙优秀。“马尔文·梅西是这一带最帅的男子——六英尺一英寸的身高，肌肉结实，长着懒洋洋的灰眼睛和一头卷发。他手头宽裕，工资挣得也不少，有一块后盖打开后是一幅瀑布风景的金表。”然而，麦卡勒斯选择把他描绘成天生的恶人:马尔文·梅西和弟弟亨利·梅西被一个善良的女人收养，亨利·梅西成长为镇上最温柔、最善良的人，而马尔文·梅西却虐待动物、故意杀人、强*妇女，无疑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尽管如此，马尔文·梅西仍然是许多女孩崇拜的对象。

 

　　他的暴力行为展示了强烈的男子气概，而在南方男性气质中，野性和好斗是值得赞颂的品质。那么，麦卡勒斯是如何通过这样一个角色来嘲弄南方男性气质的？答案是她让马尔文·梅西爱上了阿梅莉亚小姐，两人有了短暂的婚姻。这段婚姻远非幸福甜蜜，因为阿梅莉亚小姐根本不爱马尔文·梅西，他在这段婚姻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镇上的人希望马尔文·梅西能把阿梅莉亚小姐变成一个温柔的、“靠得住的女人”，结果阿梅莉亚小姐结婚后仍然和从前一样雷厉风行。这是因为她拥有自己的事业和财产，不必依附于男人生存。另一方面，马尔文·梅西完全失去了主导地位。新婚之夜，他们没有同床共枕，这让马尔文·梅西在镇上丢了面子。一个男人的性能力与他的男性气质密切相关，阿梅莉亚小姐拒绝与马尔文·梅西同床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阉割。几天后，马尔文·梅西开始酗酒，被阿梅莉亚小姐打了一顿。婚姻破裂后，每当阿梅莉亚小姐提到马尔文·梅西时，她都会轻蔑地称他为“我嫁给的那个织机修理工”。在这段婚姻中，马尔文·梅西被“女性化”、被支配，于是他耻辱地逃离了小镇，留下了一封威胁要报复阿梅莉亚小姐的信。他的不健康行为，无论是侵略性的男性化还是奴性的女性化，都源于一种破坏了人类平衡感的社会风气。卡尔·斯特恩(Karl Stern)将这种当代精神现象描述为“逃离女性”，并解释说，对于现代男人和女人来说，“被依赖或被保护，甚至被爱的可能性，无异于一种残害或毁灭的幻想”。

 

 

　　麦克因斯提到，就男性和女性确实拥有的身份或社会特征而言，性别并不存在。性别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幻想。然而，如果性别不客观存在，那么现代社会崇拜性别差异的根源何在？麦克因斯认为，性别的客观存在有助于保护男性的特权，但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消除人们对现代性的恐惧。在前现代社会，性别差异可以归因于身体之间的生理差异。在上帝的保护下，人们可以平静地面对由于身体的限制而导致的生活中的各种不完美。在进入上帝已死的现代社会后，性别的社会性有助于缓解人们直接面对自身局限性的焦虑和恐慌。

 

　　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现代化给这个南方小镇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把这里的人从骄傲的个体变成了工业化社会机器中的齿轮。他们因生活缺乏希望变得麻木不堪:“没被激怒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很温顺。他们每个人都在棉纺厂工作过，和别人合租过两室或三室的房子，租金一个月十到十二块”。因此，他们不断重申自己的男性身份。小镇上的男人们心甘情愿地光顾阿梅莉亚小姐的咖啡馆，不仅是为了享受价格实惠的食物，也是为了肯定他们作为个人和男人存在的意义。“虽然每家工厂里总是挤满了人，然而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存在温饱问题。仅仅为了获得生存所需，生活就会成为一场昏暗而漫长的挣扎。”咖啡馆唤醒了人们心中隐藏的自豪感。在这里，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能有尊严地享用一杯饮料。“在那里,至少有几个钟头,那种在这个世上分文不值的苦涩感会减轻一点。”另一方面，利蒙的出现为小镇上的其他男人提供了一种参照物，让他们肯定自己的男性气质。对于镇上的其他男人来说，利蒙是一种奇观，“只要有他在场,气氛就很活跃……每当出现动乱或灾难的苗头时，人们总会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无所顾忌的开心”。在利蒙所引发的混乱和笑声中，人们可以不断建构自己的男性气质，通过他的怪异来确认自己的正常，从而缓解被现代性吞没的恐惧。

 

　　在上帝死后，男性气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为个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心理防御，放大了人类的创造力。在一个无限的现代社会中，面对无限的想象和有限的现实之间的鲜明对比，男性气质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抵御由此产生的恐惧和焦虑。

 

　　在工业化社会中，小镇男性逐渐丧失了传统南方文化赋予他们的权力，因而以不断建构男性气质作为抵御现代性恐惧的工具。麦卡勒斯创作出《伤心咖啡馆之歌》中反传统性别范式的角色，体现了她对南方社会中性别问题的敏锐洞见，对建立新型和谐男女关系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