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人物俑的美学内涵及文化意蕴论文

 

　　唐朝是我国历史长河中一个繁荣鼎盛的朝代，无论是艺术造诣还是社会文化，均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仕女俑作为唐代陶瓷艺术中的典范，其“以胖为美”“气韵生动”的风格开创了新的审美趣味，并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仕女俑艺术形象的形成与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作为一种具有综合性的文化体，它是多种文明交流的成果，其精神内涵和美学价值具有极高的探索意义。

 

 

　　人物俑是中国古代用于随葬的明器，是中国丧葬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阶级产物。这种艺术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新石器时代。1973年，黄陵出土的人头像开始对人物的面部五官特征进行刻画，雕琢风格粗犷拙稚；于1953年在陕西洛南发现的人头壶，面部五官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是实用性与装饰性的结合。秦汉时期的人物俑多以英勇神武的武士俑形象为主。为彰显秦朝国力的强盛与军队的威仪，女性俑多以舞俑、乐俑为描绘对象。汉初因推崇“休养生息”政策，人物俑的风格转变为简朴低调的各类陶俑，形制和工艺都趋于简约。唐朝时期由于对内政策松泛自由，对外尊重边族文化风俗，因此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尤其是在仕女俑上，开创了女性作为艺术创作对象的巅峰。

 

　　初唐时期的人物俑造型简洁、形体纤瘦。其艺术风格集南北朝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点于一体，因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广大妇女生活在封建礼教的禁锢之下，十分重“礼制”，所以具有明显的程式化特点。这一时期的陶俑艺术没有较大创新，造型多为清瘦修长形体，以腰肢纤细为美，和陆探微所表现的“秀骨清像”风格相似。

 

　　盛唐时期的人物俑形神兼备、丰腴华丽。这一时期除了经济繁荣，在政治上也出台了很多提升女性地位的措施，冲击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在此背景下，以仕女俑为题材的艺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数量大大超过了前朝。常见的仕女俑造型有梳妆、舞乐、游骑等，更多地体现当时社会生活的习俗和风尚，侧重于对美好生活的反映和歌颂。该时期陶俑人物向写实方向发展，总体特征为高发髻、圆盘脸、小鼻小嘴柳叶眉，姿态悠闲随意，艳丽华贵，造型上呈现出“环肥”的审美特征。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人物当属杨贵妃，董广川在给画家周昉的《按筝图》作跋时提到“昔韩公言曲眉丰颊，便知唐人所尚，以丰肌为美”。至此，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便有了参照。随着三彩工艺的纯熟，匠人集“绘”与“塑”于一体，加之对胡人文化的借鉴与吸收，出现了胡服女俑、打马球女俑、男装女俑、戴笠帽女骑俑等新颖造型。这一时期，仕女俑的艺术表达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工艺上都出现了转型，十分多元化，使中国的传统审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中唐时期的人物俑单调草率、雍容倦怠。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打破了繁华都市的宁静，艺术领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自信豪迈的态度和追求丰腴的审美心理发生了改变，导致仕女俑从数量和艺术形式上都失去了昔日的繁荣。仕女俑仍追求“以胖为美”的审美表达，但在制作上十分粗糙，人物形体比例处理得越来越随意，工艺也变得不严谨，面部和体型由于过于臃肿显出倦怠之气。

 

　　晚唐时期的人物俑纤细羸弱、消瘦婀娜。这一时期的唐朝再次南北分裂，长期的战乱使人们更加关注内心世界，追求内心的宁静，因此，艺术表现更偏向于抒情和写意。在美学上，人们则像白居易描写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那般追求赵飞燕式的消瘦婀娜之美，“燕瘦”便是当时人们审美转变的生动概括。

 

　　不难发现，唐朝“以胖为美”的女性审美风尚并不是一贯的，而是伴随着当时国家的兴衰起伏和人们内心世界的转换，总体呈现出纤瘦到丰腴、再到纤瘦的艺术特征。

 

 

　　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唐代仕女俑艺术形象在不同时期的美学内涵也是不一样的。整体来看，仕女俑具有鉴戒到世俗、单一到多元、质朴到精美、空间上的悉心经营等方面的变化。

 

 

　　初唐时期，受传统风气影响，女子的美好品德修养会被引入书籍或画册中，以作鉴戒之用，如人们熟知的《女则》《烈女传》等。此时期的仕女俑多以侍女和烈女形象为主，如辽宁省朝阳市哨口营子村初唐郝凤家族墓出土的女性陶俑，其人物造型凝练简洁，多以端庄有礼的形象为主。盛唐时期，开放包容的文明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趋向和习尚，频繁广泛的对外交流铸就了唐朝博采众长的多元文化，不仅出现了彩绘持镜女立俑、三彩梳妆女坐主俑等女性梳妆打扮场景，还有彩绘持果盘女立俑、彩绘抱婴女立俑等体现日常生活的场景，以及唐代彩绘打马球俑、彩绘釉陶戴笠帽女骑俑、三彩骑马女俑等女性外出骑射游玩的场景。不难看出，仕女俑在题材方面由传统的鉴戒形象向世俗化转变。

 

 

　　天授元年起，仕女俑生活化的造型已逐渐成为主流审美之一。根据人物动态可分为立俑、坐俑、骑俑三类。坐姿或坐跪姿多是对侍女、乐舞女动态的描绘，通过人物神情和动作生动展现了她们的风韵；骑俑中则多以动物作为陪衬，人物不再是单一的描绘对象，强调描绘对象之间的整体性和叙事性。如河南博物馆收藏的三彩骑马女俑，鞍上坐一仕女，双手勒缰，神态悠闲地骑坐在马背上，马儿气宇轩昂，体型健壮，一人一马，尽显唐朝女性英姿飒爽的气度。此外，仕女人物造型在着装和妆面上也更加丰富。随着唐朝对外来文化的不断吸收，女性在着装上的表达越来越大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胡服女俑，头戴尖帽，脚蹬皮靴，身穿大翻领上衣，一身胡服装扮，洋溢着大胆追求美的自信。面部妆容上则出现了额黄、花钿、蛾眉、斜红、面靥等，还有双环望仙髻、囚髻、抛家髻、百合髻等不同的发式，极具创新性。

 

 

　　初唐时期以彩绘俑为主，通常在泥质素胎上直接用彩绘制作，追求淡雅的基调。随着开元年间三彩工艺的成熟，三彩仕女俑也逐渐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三彩女立俑，塑造精细，色彩艳丽，极具质感。其衣服主要以蓝釉和黄釉为主，采用分区施釉法和点彩施釉法，经过高温催化，使不同色块扩散流动，交融组合，从而形成鲜亮明快的随机花纹。

 

 

　　不难发现，唐代仕女俑形象的整体性和叙事性得益于创作者的潜心布局，这与南齐谢赫提出的“经营位置”有相似性。清代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过：“画家一丘一壑，一花一草，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乃为极构。”雕塑虽不同于平面绘画的构成，但作为立体的、可视化的三维作品，其构图更讲究“均衡”，如主客体之间的远近、疏密、呼应和线条的曲直粗细等。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盛唐时期的倚座美人俑，仕女双手好似拿着什么，可能是在演奏乐器，她将其举于胸前，右脚脱鞋，搭在左腿膝盖上，姿势像极了我们常说的翘着“二郎腿”，展现出女性豪爽耿直的一面。她的脚边围着一只叫猧子的小狗，这是一种来自西域的宠物，两者自成一景，更添乐趣。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彩绘釉陶戴笠帽女骑俑、西安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骑马女俑亦是如此，动物跳跃的力量感和仕女策马扬鞭的从容感都被自然和谐地展现出来。这些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作品打破了人们对唐代仕女俑雍容、高贵、矜持形象的认识和印象，对考究唐代仕女造型具有重要意义。

 

 

　　王永平先生曾言：“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最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的精神特征。”唐朝仕女陶俑艺术形象的发展与盛行，无疑得益于唐朝特殊的社会状况。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唐朝经历了繁荣盛世，也经历了战乱与动荡，这造就了其社会内部等级与阶级关系的显著变动。唐代开放的社会与文化的兼容性使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空间，社会地位也普遍较高。在政治上，唐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首位女皇武则天及其他杰出女性，她们的才华、政绩、权谋等世人皆知；在文学上，各个阶层的女性重文习诗，有宫廷女文学家宋史五姊妹、娼*诗人薛涛、女冠诗人李冶等；在社交上，这一时期各阶层的女性外出活动较多，社会交往面广，有下海经商者、摆摊贩卖者、到朝廷上书者等，她们较少受礼教束缚，活动场所相对宽泛，女性职业也趋于多样化，这使得艺术创作越来越重视对女性艺术的表达。

 

　　另外，唐朝墓葬文化观念深厚，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在死后都会将自己的财产和生活器物一同带入墓穴。他们相信这样在另一个世界自己也能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这是古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观念的延续与体现。随着社会文明制度的发展、佛教道教的传播以及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发掘，对生命的尊重越来越受到重视。商周时期流传下来的活人陪葬制度在唐朝得到了改革，改用俑葬代替人殉。社会变革引起的这种丧葬礼仪的变化，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解放。加上这一时期女性的日常生活丰富、题材涉猎广泛，因此，在唐朝初期，仕女画成为一门新的独立画科，主要对我国古代仕女及上层女性的日常生活场景进行描绘。在浓厚的艺术创作环境中，人们的艺术创作工艺愈发精湛，构成也愈发和谐，为唐朝仕女陶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仕女俑作为唐朝文物的典型代表，是具有传承和记录作用的“活化石”。历史会随着岁月慢慢流逝，但其精神内涵和美学价值永垂不朽。唐朝不同时期女性的生活状态、精神风貌、社会风俗和重大事件可以通过艺术表达传承下来。同时，以仕女俑为代表的唐代人物俑的衰落，加上宋元时期纸质明器的出现等，让丧葬文化中的陪葬品形式再次得以转型，对推动后世对社会历史及文化习俗的研究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仕女俑“胖美人”的艺术造型是唐朝社会形象的标签，她的造型样式不仅为艺术审美多元化注入了新活力，也作为连接着古代匠人对“美”的追求的载体，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唐代仕女俑能使古今艺人在时空中进行对话，在创作上引起共鸣，感受其中的力量与文化，丰富和提升人们的审美体验。

 

 

　　仕女的形象在唐朝绘画、雕塑和工艺品中均有较高的造诣，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场合，如生活器皿、室内装饰等。不难发现，在唐朝社会文化的更迭中，仕女形象一直保留着社会教育和精神引领的作用，从初期的教化和鉴戒功能，到后来鼓励女性勇敢追求、从容自信，通过探究可以体会到唐朝时期的社会信仰和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

 

　　古人对仕女形象的创作在唐朝可谓达到了兴盛，但细观其美学上的变化可以发现，其风格并非一致，而是呈现出与当时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彼此起伏的审美。女性形象作为唐朝大量艺术创作的对象，说明了当时女性地位的提高，尤其是盛唐时期，各类女性生活题材丰富多彩，具有自由和包容的特质。作为艺术表达和审美享受的载体，唐代仕女俑不仅凝聚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也能让当代艺术家们更好地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进而更好地学习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