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唱会中审美主体的互动论文

 

　　审美是作为“绝对”或“绝对”的要素来实现的，这揭示了主客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统一关系。《审美经验现象学》中为了说明一般的审美经验，着重阐述了艺术的共同点，旨在探究审美的本质。艾迪安·苏里奥先生则在《美学的将来》中对其进行了精妙的阐释，他指出“从量上严格地确定艺术劳动……在整个劳动中所占的百分比”。然而，如果将美直接定义为特定的审美特质，就避免不了相对主义。因此，我们必须依据审美对象的结构来探讨，而不应赋予审美对象任何价值的色彩。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古典主义”艺术占据着首要地位，众多艺术家都视其为独一无二的审美范式。但这种范式下的作品只能算是一个特殊的审美范畴，而不具有所有审美对象的共同属性。另外，对美的判断并非由人的主观决定，而是由审美对象通过自我显示来决定的。

 

 

　　对于真正的艺术作品的思考，人们经常会陷入两个误区：一是受到传统社会标准的影响，二是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干扰，即预先设定某一物是艺术作品，然后再基于这一设定进行反思。然而，在这种反思前，该物的艺术特质已经得到了承认。如果无法摆脱这种预设的观念，就必须思考关于艺术作品的实体问题。

 

　　对于演唱会而言，演出会有一个时间，对于人们来说，这就是一个事件。受到参演的工作人员和演出者本人情绪的影响，这个事件会随时发生变化。音乐作品本身也是一个事件。因为其中参演的工作人员，包括化妆师、服装师、灯光师、音响师和布置这一切的导演有着不同的经历，对于作品的表演和阐释也会有所不同，但作品本身并不会受到影响，这当然要预先承认作品是独立于演出之外的，演出只是一个展示的机会。这其中还涉及复制时代，用留声机代替演唱会现场能够使作品以另一种形式保存下来的问题。

 

　　对于作品，杜夫海纳提出了疑问：“一个作品创作出来了，那它必然是一物，那创作出来的究竟是什么呢？”就演唱会来说，音乐家创作了由一系列音符组成的曲谱后，他的工作就结束了，但表演者的工作刚开始。音乐只有在演奏时才是艺术作品。通过演奏，音乐以特有的方式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并有成为这个意识的一个审美对象的可能。这也引发了关于审美经验的问题，一个幼童随意弹奏出的声音肯定不能称为艺术作品，也配不上审美知觉。因此，某些审美对象会呈现出一定的惯有模式：流利的曲调、明快的节奏以及成调的风格。

 

 

 

　　黑格尔认为，理念要通过自然来体现，审美对象要通过人的解读来展现。杜夫海纳指出，如果作品的材料是感性的，那么这种感性必须由人来产生。可见，无论是音乐的声音还是舞蹈的动作，表演者都成为最佳的能指，通过他们才能对作品进行阐释。

 

　　表演者若要表演作品，就必须忠于作品。托尔斯泰曾表示，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基本区分直接来自艺术的定义——感染是艺术明确的符号。这种“感染”的实现具有不确定性，它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第一，能够传送出或多或少具有个性的感受；第二，确保这种传送的清晰性；第三，艺术家的真诚性，即他自己也被表演内容所感动的程度。在这三点中，真诚性是最根本的。如果将这里的艺术家视为作者，那么在杜夫海纳的理论框架下，这里指的就是“作品有一种独立于表演之外或先于表演的真实性”。作品需要通过表演才能把自己呈现为审美对象，这里所强调的是真实性，而不是现实性。同时，作品的真实性是指它要通过表演而成为的东西，即审美对象。虽然这种真实性有时会以引导主体判断的形式出现，给人以强制专横的印象，但这也远比只依靠传统观念留下的固有印象来判断审美对象的情况好得多。更严重的是，审美创作如果预先设定了表演效果，那么作品很可能会按表演来调配自己。

 

 

　　所有的艺术都要求“表演”，创作即表演。但很多艺术表演和创作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在剧本和乐谱的编写过程中，创作者和表演者经常分属不同的部门。当然，也有剧作家本身就是表演者，或者编写曲谱的音乐家本身就是乐手的情况。对于创作者而言，表演既是灵感的最大源泉，又是检验创作的最佳方法。表演和创作是作为艺术创作的不同阶段出现的。在表演前，有某种抽象且非感性的实体已经存在，但这仅是对创作者而言。这种形象并不意味着创作者已经完全“想象”出（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不是通过想象创作出来的，想象对艺术品只有损伤，因为它不是自由自觉的感知，而依赖于经验和判断。在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之前，甚至连艺术家都不清楚他们要创作的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艺术）那个作品。如果创作者已经完全了然于心，他们就不会做任何修改。只能说他们感觉到一种东西迫切地希望通过他们的创造而存在。

 

　　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他们常常感觉受到了某种启迪，并致力于为作品效力。然而，创作过程中所需的劳动时长和未来创作中可能发生的种种事情是无法预料的。实际上是作品或者灵感选择了创作者。因此，就像无法预知创作行为之前的作品形态一样，艺术家自己也无法完全认识自己正在创作的艺术作品。经过不断地尝试和修改，原本抽象的存在最终才逐渐转化为真实的艺术作品。特别是对于真正的艺术作品而言，只有在创作完成后，艺术家才能知道自己创作了什么。但或许艺术家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完成了创作，这些创作可能只是他们走向终极艺术作品路上的一个个阶段。从始至终，艺术家所打交道的都只是感知，如果想最终真正认识它，就必须站在欣赏者的角度看待他所创造的东西。这也符合杜夫海纳一贯的视角——以欣赏者视角看待问题。

 

　　对于审美对象而言，其问题始终是如何显现自身。为了实现这一点，作品总会有一种使自己增多的愿望，而最主要方法就是复制。复制与表演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表演旨在形成一种新的存在，复制却不改变它的本质。“复制品只有作为作品的自我呈现要观众去感知而不是去想象时才能把作品赋予我。因为作品只有被感知时才是作品，不能仅仅给予一个形象或观念”，如果只是单纯复制音乐家的曲谱，人们拿在手里的也只是一般的符号。但对于作品的具体存在而言，复制表演成为一种可能，就像电影和留声机这种能将表演固定下来的手段一样。尽管如此，审美对象的感性不可替代，因此复制品虽不能与原作争高下，但它依然在挽救某些感性时竭力通过呈现向主体揭示真实性。

 

 

　　艺术作品希望欣赏者既能认可它，又能完成它。只有在接触作品时，作品价值的客观性才能被人感知到，它的普遍性只有在接受了舆论和时间的检验后才能被认可。对于作品而言，艺术家正是为了作品的完成才与欣赏者合作的。“审美对象之所以能显示，任何知识之所以不能与之相当，任何翻译之所以不能取代它，都是因为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它的根本现实性首先存在于感性之中”。

 

 

　　只要表演者自己需要公众，作品也就需要公众。

 

　　公众在此可以狭义地理解为演唱会现场密集的人群。当演唱会开始时，观众在欣赏的同时也在表演，表演着激动和兴奋，看着自己的狂欢。在演唱会现场，如果表演者没有给观众表演什么节目，那么群众就会成为表演的节目。有时，在表演开始前，一些观众会自发组织进行一些狂欢式的“表演”，这种表演更像是为了自我欣赏，此时表演者和舞台成了一个提供狂欢场所的中介。对于表演者而言，他基于观众的需求，只需在排练过程中考虑自己的表演形式是否符合作品的要求，是否能表现作品的真诚性，以及自己的表演是否能让观众真实感知到。通过表演者的演绎，作品找到了一个确切的载体来表现自己，从而能够得到更好的呈现，这种表现有助于观众更深入地理解作品。如果上述的每个环节都做到了真诚，那么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审美知觉的最高点是揭示作品的表现的那种感觉，那么我们可以从聚精会神的观众所散发出的那种热情和激动中找到这种感觉的第一个形式。

 

　　杜夫海纳还对“欣赏者”进行了细分，并提出了“见证人”的概念。见证人不是纯粹的欣赏者，而是要介入作品本身。见证人在物质空间中的位置并未改变，但他却能深入作品的世界。他将感性寄予在自己身上，让意义和形式都深入他的心中，仿佛持续走向舞台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舞台上正在进行的一切艺术表演都逐一呈现在主体身边。正如杜夫海纳所说，这并不是作品变得更加现实，而是自己进入了非现实的状态。然而，在这种非现实性的过程中，观众因获得深入舞台中心的机会而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即失去在自然世界所拥有的自主性。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进行任何积极的参与，只能热情地旁观这个氛围的世界中发生的一切，尽管如此，主体依然在欣赏。

 

 

　　见证人就算是单独行动，也是公众的一分子。虽然一个单独的见证人也能存在，但艺术作品需要多元化的解读，只有新的阅读视角才能丰富作品的意义。因此，可以说演唱会表现的意义并不完全呈现于他所再现的舞台形式之中，同时也并不局限于一个时间和空间中。随着观众对作品解释的意义变多，作为审美对象的演唱会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其内部世界的密度和深度都得到了加强。作为审美对象，它具备一种特殊的能力——将公众合成为人群。人群相比于公众最大的特点是“由一种集体意识构成”，审美对象能够将各个单独的个体联合在一起，促使他们放弃自己的特殊性，成为自身的同类，这类似于“饭圈”中所说的“同担”。演唱会的表演就是将所有观众联合在一起，使他们抛开原有的社会属性，共同拥有一种特殊的符号。在此过程中，演唱会作为审美对象，其所运用的力量源自自身的客观性。作品只有在被欣赏时才是作品，这需要公众的共同感知。尽管观众在演唱会上被迫成为自身的同类，但不存在规定一致的准则。这也是人类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的一个过程。

 

　　每个人群都在走向人类，个人只有无限趋近于人类，才能最深刻地成为自己。这也是审美经验的人文主义的意义。在此过程中，主体经历了从公众到人群，再到人类的转变。而这种从公众到人类的过渡只有通过作品才能实现。在演唱会中，“欣赏者”可以被看作是最接近人类普遍情感的代表。

 

　　作为表演者和观众的审美主体在演唱会这一场域中进行互动，审美知觉成了连接主体和场域的桥梁，只有演唱会的外部客体环境被主体实实在在地感知到才能发挥作用，并产生效果。对于表演者而言，他们既可以是创作者，又可以只是单纯的表演者，但无论是哪种角色，都需要对作品表现出绝对的顺从和忠实，这也是知觉的任务。对于观众而言，有公众、人群以及人类作为代表，尤其是在演唱会中，作品只有在被欣赏时才是作品，它需要公众的共同感知。因此，虽然他们被迫成为自身的同类，但不存在规定一致的准则。人类也得以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