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赣南苏区又称中央苏区，主要包括江西瑞金、兴国、会昌等地，在土地革命的斗争中孳乳出苏区经久不衰的红色文化。苏区红歌作为赣南地区红色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客观上形塑了苏区革命历史，通过方言、旋律、调式等传承并讲述革命典故。本文以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为例，从钢琴伴奏的角度，探求红歌伴奏编配与其他声乐作品的异同之处，以期守住赣南红歌的永恒底色——“红色”。
关键词：红歌,音乐特征,伴奏编配
红歌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中国革命的一种重要文化符号，它始终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与丰富的思想内涵，在思政教育与宣传战线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赣南苏区作为新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诞生了诸多的红色音乐作品，它们以革命精神、地方音乐文化及民间音调为核心音乐素材，一经诞生就在当地广泛地传播与发展。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又名《红区干部好作风》），作为赣南苏区极具代表性的红歌，自土地革命时期流传至今，生动演绎了当年苏区干部严于律己、团结群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本文旨在通过对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伴奏的分析研究，结合民族调式的音阶、音列，运用“五声性”和声理论，剖析并再现歌曲的民族性、五声性、立体性等特点，以期为红歌传承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历史背景
1933年11月，毛*东率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检查团，在秘书长谢觉哉的陪同下，到当时的模范县兴国县长冈乡访问群众，了解到长冈乡干部长年身背斗笠，脚穿草鞋，自带干粮深入群众。他们艰苦奋斗、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戴。其间，检查团在田间地头听到村民劳作之时唱的这首赞扬红军干部的山歌，便安排塘石村女党员钟银凤将该歌曲进行整理、编写，而后该歌曲迅速在当地群众中传唱开来；1950年春，南下干部魏久明被派到兴国县第一个土改工作试点乡塘石乡主持土改工作。偶然的机会听见红军烈属王月香在田间劳作时唱起这首山歌，魏久明感到十分惊艳，遂记录下来，并把这首山歌及其来历和意义写成文章向《江西日报》投稿。这支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发表后，迅速在省内流传；1974年，该曲以《红区干部好作风》为名，被收录到由国*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编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中；1985年江西音乐节上，江西省歌舞团（现江西省歌舞剧院）男高音歌唱家罗德成演唱了这首《苏区干部好作风》，并一举获得了一等奖；1986年5月，罗德成被特邀参加华东六省一市民歌会演，再次演唱了这首山歌，受到与会代表和上海人民的高度评价。同年，罗德成还被特邀携该曲参加“上海之春”首场演出，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此作为江西红歌的代表作传遍大江南北；2006年5月20日，以《苏区干部好作风》《打支山歌过横排》等优秀作品为代表的兴国山歌，经国*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讲述的是苏区干部在工作中表现出的优良作风和品格。这些干部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高尚的道德品质、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二、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音乐特点
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是由山野田间辛苦劳作的劳动人民即兴创作而成，是典型的田秧山歌，因其客家方言语系发音的演唱方式，在风格上极具客家山歌风味。此外，它本身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历史背景、民间音调等要素。加之与当地文化生活的紧密联系，使得《苏区干部好作风》表征出鲜明、独特的苏区精神。
（一）趋近方言音调的旋律形态
旋律系指在有组织的节奏排序下，若干长短不一的音符按特定线条进行的，具有一定含义的音乐片段。它是音乐赖以表现其音乐内容、音乐风格及音乐性格的核心语言之一。“研究音乐和语言的关系，是揭示各民族音乐奥秘的重要途径之一。”①《苏区干部好作风》系采用方言土语演唱，其旋律用音、旋律形态等与地方方言的语言音调、调值高低有着水乳交融的承继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建构并再现了歌曲旋律音调中的地方性与语音性特征。
作品中作为引子使用的“哎呀嘞”三字，在兴国方言中的读音分别为“哎”[ai]阴平33语值；“呀”[ya]阳平311语值；“嘞”[lei]上声13语值，连读起来的语调为33—311—13，而该乐句的旋律3 31│2 3所使用的音及各音之间的音程关系恰与方言中语值、语调的走向极其吻合，如图例1（哎呀嘞）方言声调、旋律走向图。
该曲引子部分只使用了“do、re、mi”三个音。见如谱例1，出现的最大音程关系为大三度。这样的旋律曲线平缓，接近兴国方言语音的语值语调，结合歌词，描绘出人民群众争相传颂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场面，并充分表现出老百姓对红军干部的信任与赞扬。
（二）兼具自由性与动力性的节奏特点
节奏，常被比喻为音乐的骨架，是指音乐进行中音的长短和强弱关系。鲜明的节奏可以帮助旋律更充分地表达音乐思想，深入刻画音乐形象。马克*主义美学认为：“艺术形象源于现实生活，同现实生活中的形象一样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等特征……是整个种族所共同具有的。”②《苏区干部好作风》中的节奏动机具有自由性与动力性的特点，其诞生与生活、劳作中的人物状态、肢体动作有所联系。
赣南民歌《苏区干部好作风》中引子处散板与节奏的运用系模仿农民劳作时的肢体动作，是对劳动人民于山间即兴演唱的地点环境与人物状态的艺术再现。真切地体现出该作品本有的自由、爽朗的节奏特点。动力性特征的来源是模范农民劳作时的肢体律动，兴国百姓农忙时的动作具有鲜明的律动性，多为方整、平均的“二八”节奏型，如“挥锄”与“收锄”的连套动作。这恰好是歌曲中“二八”节奏型的使用的主要来源。此外，主歌部分，具有活力的“前八后十六”与“前十六后八”节奏型的反复交替出现，表现出活跃、欢快的风格，亦是模范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锄地喊号，挑担疾行的劳作画面。正是在这一强一弱，顿挫抑扬的律动性下其动力性的节奏特点才得以展现。（见谱例2）。
（三）角羽兼用的调式特点
调式，是反映构成乐句的音与音之间排序关系的，是旋律构成的结构规律。它一方面和风格、色彩相联系，与乐句的表情相联系；另一方面和借以构成它的音阶相联系。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以角调式开头，后转至羽调式结束的这种角羽兼用的调式结构，旨在营造出两种不同的情绪氛围，（见图例2）。
对乐曲的谱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角调式的使用始于引子终于a1乐句，这种调式特点呈现出光明、大气的音响效果，亦是对赞颂之情的烘托与加强；从b乐句开始乐曲转至羽调式，音乐情绪更趋内敛、含蓄，描绘的是民拥军、军爱民的鱼水情深的画面。正是这样的调式变换，使得歌曲无论是从情感布局还是音乐进行上都具有强烈的收束性特征，更好地将歌曲的结构细腻、情绪跌宕的音乐特点展现出来。
歌曲引子加主题乐句从第4小节到第9小节以唱名“mi”为中心音进行展衍，调式呈现出民族五声角调式的特性（见谱例3）。
紧接着，歌曲后半部分以第10小节的a音为中介音向下属方向转调，之后以唱名“la”为中心音进行展衍，调式上呈现出民族五声羽调式的特性（见谱例4）。
此曲虽然具有山歌短小精炼的特点，但在曲式结构上却显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短短的五句歌词在结构上却包含了引子、主部乐段、角羽兼用的同宫系统转调乐段；音乐上既符合山歌自由随性的旋律特点，又符合分节歌对仗工整的结构特征。
三、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伴奏编配
红歌发轫于革命斗争年代，系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革命精神、思想内涵、意识形态等是赋予红歌艺术形象、艺术内涵、核心要义的源头活水。实际编配需充分了解红歌的文化背景、历史语境、体裁形式等，扎深理论基础。的确，部分红歌受到产生年代的约束，并未配有相应的伴奏，导致其被冠以“老派、过时”之说。而要做到红歌“新”的“关键一招”就是通过伴奏的创新，再现红歌的民风民味，以此达到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目的。
（一）洋为中用的织体结构
当音乐按乐音与节奏的关系交织成一首完整的作品时，织体的概念就包括声部的数量和各声部之间的关系，是音乐纵横关系构成的总体运动形态，它是一个多维度的音乐语言，即有纵向，也有横向，即重局部的，又讲求整体布局的。它对于音乐意境的描绘及音乐形象的刻画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复调织体多起到铺层与渲染作用，而主调织体多与歌曲旋律起到呼应、重复、延展的作用。如旋律的模仿进行、旋律的变体延展以及八度形式齐奏的重复加深。红歌音乐特性的展现具有定向意义，文化语境的不同决定了它的情感基调。譬如，五四时期的学堂乐歌体裁、抗日时期的进行曲体裁以及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方民间小调、山歌等“倚词换调”而成的民歌体裁，这些不同体裁风格的红歌风格不、一独具特色。而要切合红歌体裁，突出作品风格的一大核心要件即“织体”。
“洋为中用”的观点旨在运用西方的织体来加深并赋予传统民歌更为新颖、丰满的艺术效果。中国传统音乐多以线性的横向结构居多，音乐上多展现出悠扬婉转、柔情似水的流动性特点。因此在伴奏编配时我们多考虑主调织体，如《浏阳河》《小河淌水》等民歌都是典型的代表。《苏区干部好作风》虽属红歌，但要突出其民风淳朴、细腻悠扬的音乐特点，亦离不开主调织体的准确运用与表达。在情感上，该曲需突出苏区群众对苏区干部一心为民的血浓于水、难舍难分的情感，首选流动、柔和的和弦琶音，这样在力度、音色上更符合歌曲的情感需要，如谱例5。
再者，从音乐性上讲，全曲若使用通篇的和弦琶音则趋于单调，笔者以为，还需在多处长音旋律处加入对答、重复的旋律性织体，与主旋律形成一种自我对答的表达感，如谱中方框所示。
（二）古今交融的五声性和声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复合整体，也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和灵魂。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③和声作为“舶来品”，其写作手法、运用形式等皆是在西方和声理论体系支撑下完成的。而“五声性和声”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赵元任、黄自等老一辈音乐家所提出的，根据调式音阶的音列、音程关系等，改变和弦的排列方式，以此建构出具有“民族性”的和声体系。
红歌作为中国特有的音乐艺术，精神内涵是其物质内核，民族性是其物质外壳，要凸显红歌的原生性与民族色彩等特点，五声性和声的运用就成为其伴奏编配最优选择。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典型的山歌体裁，具有鲜明的五声调式的特点。由于音阶中无小二度出现，在和弦排列上需改变传统的三度叠置的方式，规避偏音【fa、si】的出现，这样在实际音响上避免了过于西化和声音响，凸显出作品的民歌色彩。如谱例6。
图中可见，主歌第一句配以二级和弦（图中红色箭头），其音为【re-mi-la-do】，此目的是避免旋律音中的【mi】与原本二级和弦中三音【fa】产生不协和感。此外，曲中五级和弦【sol-do-re】纯四度+大二度的排练方式，亦是避免偏音【si】的出现。综上，正是在借用西方和声的基础上，结合民族调式的五声性特点，使和弦结构改变，最终在音响上呈现出民风民味。
结语
本文通过对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伴奏进行重新编配，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现出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和价值，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传承和发扬。在经济全球化、文艺多元化的新时代背景下，部分红歌已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这种“老派化”的原因是受录音质量、音响纵深感以及伴奏织体等要素的影响。在弘扬传统文化、庚戌红色基因的潮流之下。红歌亟须当代音乐艺术工作者将处于“边缘化”的“老红歌”拉回时代航线上，使红歌艺术活态化、多样化、多元化。
注释：
①石佩璇,黎咏棋.广东民歌旋律与方言声调关系研究——以广府、客家、潮汕三首儿歌为例[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22,(02):115-128.
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转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一版,第16卷:570-571.
③易小明,罗康隆,田茂军.民族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
参考文献
[1]《映天耀地杜鹃红》,赣州市红土地文化研究论文选.
[2]钟声环总编.兴国县志[M].兴国县县志编撰委员会编,2001.
[3][宋]陈旸.乐书[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本:卷146.
[4]杨荫浏.语言音乐学初探[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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