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背景理论下 《鸡蛋的胜利》的认知诗学论文

 

　　《鸡蛋的胜利》是美国现代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以第一人称叙述口吻所著，回忆并再现了父亲养鸡、开饭店等一系列事件，通过描绘工业化社会中底层人民盲目追逐“美国梦”而最终破灭的故事。安德森揭示在工业化的美国社会，“美国梦”只不过是一滩泡沫，现实会泯灭普通人的人性、摧毁人所追求的梦想。文中父亲追求梦想的过程，是通过独特的“孩子”视角和叙事手法展开的。小说结构简单，情节却充满滑稽之感。安德森聚焦小说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赋予小说丰富的象征意义。同时通过对词语的重复、句法的使用，使他的语言充满内涵，加强了读者对故事的理解和认知。目前对《鸡蛋的胜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特色或策略研究、主题和人物研究、现代主义研究等方面。从认知诗学视角入手，运用其中的“图形—背景”理论来分析小说所体现的图形，挖掘作者的创作意图，并揭示小说所蕴含的主题意义。

 

 

　　认知诗学是在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属于认知科学的一部分。“认知涉及阅读的心智过程，而诗学则关注文学技巧。”丹麦心理学家鲁宾于1915年提出图形—背景理论，源于心理学，也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鲁宾的著名“人脸—花瓶”图形表明，当我们的注意力被人脸吸引时，人脸就是图形，而被忽略的花瓶自动成为背景，如果我们的注意焦点是花瓶，那么人脸就是背景。图形和背景相互转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认知观，即我们认知或知觉中突显的区域、事物或人物为图形，而使图形变得显眼的环境则为背景。“人脸—花瓶”存在着“知觉突显”现象。图形—背景理论认为，图形和背景无法同时被感知。人们在观看周围环境中的某个物体时，通常会把环境作为背景，把这个物体作为知觉上突显的图形，这就是图形背景理论运用的突显原则。心理学家认为，“知觉场总是被分成图形和背景两部分。图形这部分知觉场具有高度的结构，是人们所注意的那一部分，而背景则是与图形相对的、细节模糊的、未分化的部分”。

 

　　随后，该理论被美国认知语言学家泰尔米引入语言学研究领域中。泰尔米指出“图形是一个移动的或概念中可移动的物体，其路径、位置或方向是一个可变量，而背景是一个相对于图形的静止参照物，图形的路径、位置和方向是相对于背景而言的”。作为一个新的文学研究视角，图形—背景理论已经成为解读文学文本的一个新方法。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读者更容易被突出、显眼、移动的事物，即图形吸引，而衬托图形的其他事物则是背景。对于文学文本分析，图形—背景关系不是文本阐释的最终目的，因为“认知诗学的根本任务或存在根据‘从解释到发现’”。

 

 

　　“鸡蛋”的图形化。认知诗学的代表人物彼得·斯托克维尔指出：“阅读文学作品是一种动态体验，它要求读者更新自己的注意力，以此来创造或跟踪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关系”。根据Stockwell的论述，图形性人物或物体表现出以下特点：在视觉领域或文本领域中最有可能被视为图形的部分有以下多个特征使其突显，如图形被视为一个自成一体、有自身特点的物体，并且有明确的边缘将其与背景分开；相对于静止的背景，图形是运动的；图形既是背景的一部分，又可以脱离背景；图形比其他部分更详细、更集中、更明亮，更有吸引力；图形在背景的顶部、前方、上面或更大一些等。从文章的标题中可以看出，鸡蛋是小说的一个中心，它具有作为图形自成一体、完整、比背景小、更显眼等特点。鸡蛋首先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经过阅读发现，鸡和鸡蛋占据文本的篇幅、叙述空间最多，小说主要围绕鸡蛋展开，所以鸡蛋是文中的一个图形，成为了读者眼中追踪故事发展的一个焦点。

 

　　小说中，父亲的第一次冒险便是养鸡。“我的故事不是讲母鸡。准确来说，它是围绕鸡蛋展开的。”那时的“我”便看到了生活的黑暗面，声称在养鸡场度过的日子使“我”无法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我”清楚地知道如何孵出小鸡，以及循环往复地消耗饲料、患上各种各样的疾病，然后死去。在“我”看来，“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对鸡身上居然会发生那么多悲惨的事情根本没有概念”。这里，读者不禁会想：鸡蛋为何让“我”变得阴郁？为何要强调鸡身上悲惨的事情？鸡蛋于叙述者及其家人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于是，读者的注意力被鸡蛋吸引，鸡蛋成了读者阅读前进的焦点和图形，小小的、椭圆的鸡蛋图形在读者脑海中得以建构、成型，其他人物、情节、环境等则沦为了背景，用以衬托图形的变化。

 

　　而在追随鸡蛋图形的过程中，作为背景的人物、环境等也逐渐被读者认知：“我”从小便在养鸡场度过，性格消极、压抑，有着许多大人式、复杂的哲学思考。母亲刚开始把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后来一心指望我能在大城市生活，并且有所成就。父亲在结完婚后变得雄心勃勃，希望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于是开启了他的美国人式奋斗。父亲的“奋斗”全部围绕鸡蛋展开：鸡生蛋、用畸形的鸡蛋招揽客人、玩耍鸡蛋取悦客人。鸡生蛋充满着悲剧性的循环，养鸡也以失败收场，父亲的“美国梦”也第一次失败了。此时，读者心中鸡蛋的图形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追求的梦想，而鸡蛋悲剧的循环象征着一代又一代美国人追求梦想的幻灭。

 

　　鸡蛋的再一次出现是在父母前往彼得威尔镇的路上。父亲座位边上带着他最看重的宝贝，也就是养鸡场中那些产出畸形的小鸡，“那种鸡出生就有四条腿，两对翅膀，两个头或缺胳膊少腿”。父亲保留了在农场孵出来的所有小怪物，他认为如果自己能够凭借养大五条腿的母鸡并向镇上的人展示就能够发家致富。此时，读者的注意力仍然在鸡蛋上，那些能够生产畸形小鸡的鸡蛋。鸡蛋仍旧代表一种前进的希望和梦想，但它异化、变形。正如叙述者所言：“鸡蛋和人一样，也会产生畸形。”此时畸形的鸡蛋预示着“我”和父母人性的畸变。比如，离开鸡场的“我”仍旧没有感到多么快乐，“我”尝试着在上学的路上一边蹦蹦跳跳，一边大声唱歌，但害怕别人看到“我”快乐的样子，“那是在我看来，我正做着一件自己不配做的事情”。父亲把鸡蛋泡在酒精里，放在柜台架子上，固执地以为人们喜欢这些怪异却又神奇的东西，能够招揽客人。他通过把鸡蛋在手中来回滚动试图向客人证明，他能够把鸡蛋立起来。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同时说着一些关于电流规律的“鬼话”，当他最终成功时，却发现自己的客人根本没兴趣去看。父亲没有放弃，而是向客人展示装满小鸡怪物的玻璃瓶，还把鸡蛋在装满醋的锅里加热，并保证能让鸡蛋在不破碎的情况下穿进玻璃瓶。这一行为又接连失败，客人不仅没正眼看他，还加以大声嘲笑，这让父亲气急败坏。这些怪异、招人讨厌的“表演”让父亲彻底失望，于是他轻轻将鸡蛋放在桌子上，决定当晚关店。故事的结尾，“我”认为，“这是鸡蛋又一次大获全胜的证明——至少对我的家人而言是这样”。作者由远及近再一次聚焦鸡蛋如何无形中对“我”的家人产生了负面影响，以及鸡蛋是如何占据父亲的内心和他对生活的看法，读者眼前的鸡蛋图形俨然已经成为父亲的缩影，从中读出了鸡蛋作为父亲破灭梦想的载体和“鸡蛋”对人性异化的主题意义。鸡蛋的胜利代表着父亲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它象征着梦想、希望、财富、被人喜爱等。故事以“鸡蛋的胜利”开始，又以“鸡蛋的胜利”结束，作者对鸡蛋的如此重复使鸡蛋图形不断突显，牵引着读者对图形的认知及其意义的领悟。

 

 

　　有学者将图形—背景理论用于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随着文学作品故事情节的发展，某些人物的特性被识别、标记，成为占主导的特征。那么，该人物成为特定人物群体中的图形，即图形性人物。相反，也有一些人物只是背景，即背景性人物。占据文本叙述空间最多的人物是图形性人物，此时读者的注意力会跟随图形性人物的发展前进。文中的主要人物是“我”、父亲和母亲，虽然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进行叙述，但叙述的内容与父亲有关，安德森对父亲的描写占据了文本最多的空间，父亲的形象比其他人更详细、更具体，有时作者还通过描写其他背景性人物，如在饭店等待父亲的凯·乔恩来突显父亲的行为，父亲是文中的图形性人物，“我”与母亲则是背景性人物。

 

　　作者在一开始就介绍父亲的品行和职业，从我的视角看来，“父亲天性乐观又善良，这点毋庸置疑”。三十四岁在农场帮工，却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知足，“那会儿没有出人头地的念头”。但是直到娶了一位乡村教师，父亲的心态有了变化，美国人想要出人头地的野心和欲望占据了他。读者更容易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父亲和他所关注的事情上面，并跟着父亲“想要出人头地”的愿望去期待即将要发生的事件。父亲会做什么？他是会成功还是失败？紧接着便是“我”对父亲事业结果的回答：“两个人的第一次冒险惨淡收场。”这虽然是读者预期中的结果之一，但是读者会猜测，父亲做了什么生意？是什么导致了失败呢？这短短一句话加强了读者对此事的兴趣和期待。但是，作者没有正面叙述父亲到底经历了什么，而是通过背景性人物“我”，读者得知是父亲以养鸡失败告终。安德森以“我”的视角介绍了养鸡的种种困难和疑惑，如鸡吃掉大量饲料，然后得上各种病，最后死去；鸡生蛋，蛋孵出小鸡，形成了可怕的循环。此外，作者将“我”一个孩子的心理感受也刻画得非常细致。例如，“我”对生活的第一印象便是在养鸡场，“我”对父母的形象一开始就说成是失败者，这直接导致“我”性情的变化：容易看到生活的阴暗面，成了一个阴郁、悲观的人。那么，在养鸡事件中，“我”只交代父亲放弃了十年的养鸡场，开始寻找其他出路。为何只说结果，却没以父亲视角叙述事件过程呢？随着阅读可以得知，“我”之前对父母作为“失败者”的感受暗示了养鸡的失败，同样，“我”阴暗的性格也预示着父亲性情的变化。

 

　　全文以父亲对生活知足、乐观的生活态度开始，以父亲的绝望和落魄处境结束，中间讲述了他追求梦想幻灭的故事。小说的开始、高潮、结尾始终聚焦父亲这一人物，引起读者对其人生命运的关注，父亲是小说叙述的焦点，推动了叙事的发展进程。作者通过叙述父亲对待生活态度或心态的改变，以及一些“畸形”的行为将其图形化。经营养鸡场的这十年，四十五岁的父亲“已经变得习惯性沉默和沮丧”，这一明显的对比突显了父亲这一形象的不同。而在开饭店过程中父亲的种种行为，如在玻璃瓶里养小鸡怪物并用其招揽来客，使鸡蛋站立等这些异常的举止偏离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打破了读者的认知，从而吸引读者重新建立期待视野。为了解答种种疑惑，读者将阅读焦点始终聚焦在父亲身上，从而背景化了其他人。

 

 

　　Stockwell指出，“图形与背景现象最明显的对应关系是在文学批评中的前景化概念”。前景化指的是“引人注目的、新颖的、系统的，违背了常规的文体特征，是作者为了审美需要和主题意义的表达而精心设计的”。文本中的前景化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主题的陌生化，或修辞手法，如重复、不寻常的命名、创造性的句法、双关、头韵、节奏和隐喻等。这种文体使读者关注到不同于日常语言的文学语言，使读者与故事产生共鸣，更能深刻地把握文本主题内涵。与此同时，阅读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读者不断调整自己的认知焦点，在图形与背景的转换过程中聚焦图形，形成对故事新的理解。

 

　　首先，安德森在叙事手法上突显了小说主题。第一，《鸡蛋的胜利》的叙事策略主要体现在其采取了青少年成长小说的模式，以青少年的“顿悟”，构思某个场景作为契机，使少年们顿时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从而结束一个天真的时代。通过一个孩子的天真视角，安德森探究了生活在社会底层、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畸形发展中，人想要奋发向上，但天意弄人，连一枚鸡蛋都征服不了，显示了人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小说循环着“梦想—失落—新的追寻—再次失落”，反映了美国普通民众在工业化大潮中追寻“美国梦”的失败与无奈。“我”在最后不明白为何蛋孵出小鸡，鸡又生出蛋，“这个问题扎进了我的灵魂深处，一直留在里面，我想，这是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的顿悟在于知道自己与父亲有血缘关系，而美国人生来爱做“美国梦”，所以“我”也是追求“美国梦”的畸形人。鸡蛋在最后又一次大获全胜，父母的美国梦破灭。而“我”作为父亲的儿子，意味着我可能像父亲一样在将来盲目追求“美国梦”，预示着“我”对未来的失望。第二，《鸡蛋的胜利》采取了内聚焦和多视角。内聚焦的双重视角使叙述者是成年后的“我”，而主人公是少年时的“我”。虽然叙述者和主人公为同一个人，但这不意味着叙事聚焦于主人公身上。“我”如同一个摄像头，在故事进程中努力聚焦主要事件，使父亲和他发财梦的经历得以突显，以天真的口吻叙述着少时所经历的事情，成年叙述者又以同情且复杂的心态予以解释。第三，安德森还在小说的高潮阶段把内聚焦转移到了全知视角。对于父亲想要用玩耍鸡蛋取悦来镇上火车站接他父亲乔·凯恩的事情，“我”其实并不知道来龙去脉，但我将该事件一一呈现，“就像目睹了父亲的狼狈经历”。作者利用全知视角增强了幽默讽刺的效果，使父亲气急败坏的形象跃然纸上。第四，安德森使用了元叙事手法，这是一种反复说明叙述行为的手法，把叙述的人为性裸露出来，拉大叙述者与文本，文本与读者的距离，而且通过元叙事反复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以引起读者的高度重视。

 

　　其次，《鸡蛋的胜利》中最突出的前景化特征就是利用大量象征来揭示文本主题。对鸡和鸡蛋的大量重复引起了读者的注意，而鸡蛋作为文中主要图形之一，有多重象征意义。一开始，它代表了一种对于成功的渴望，而养鸡花费父亲大笔金钱，用来买饲料、治疗疾病，不但没有带来财富，却招来反噬，父亲只好关闭养鸡场，这里鸡蛋象征易破碎的“美国梦”。此外，鸡蛋象征社会中畸形的人，鸡蛋偷走了儿时“我”本应该快乐美好的童年，以及父亲乐观的天性，使“我”、父亲、母亲的性格和行为古怪异常。同时，鸡蛋的故事也表明，追梦与快乐两者不可兼得，《鸡蛋的胜利》中的人物既没有享有追梦的成功也牺牲了快乐，工业社会中普通人追求触不可及的梦想，人性也渐渐变得阴暗、扭曲。可见，这些叙事手法达到了前景化的效果，读者能够在把握情节的过程中抓住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还能体会到人物的内心变化，令读者感到无奈与悲哀并与人物共情，从而能够深刻理解小说的主题内涵。

 

　　认知诗学关注文学语言和读者的阅读心理过程，为解读文学文本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来理解文本的意义建构。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对安德森的短篇小说《鸡蛋的胜利》进行了认知诗学解读，通过探讨文中的图形，即鸡蛋作为图形、人物作为图形，以及主题作为图形，引导读者在聚焦小说主要焦点的同时，与文本情感产生共鸣，更深刻地把握小说的主题意义和艺术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