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辽代狮子纹样探讨北方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论文

 

　　狮子，在中国文献中，把这种传说中的猛兽称为“狻猊”。史书中有明确记载西域各国向汉王朝贡献狮子是在东汉时期。魏晋时期，狮子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形象变得丰富。狮子带有一些神化的特色，但其形象是非常威猛的。东晋以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具有印度风格的守在佛座两侧的写实狮子图像才逐渐被中国人熟悉。史载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夏四月壬寅，康国献狮子”。唐代随着西域狮大量涌入中原，更多的人见到了真狮子，人们也逐渐对其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此时的狮子装饰纹样也发展到鼎盛时期。辽宋金时期，狮子纹更加偏向可爱和生动，不再是令人敬而远之的“神兽”，狮子纹样也不再是达官贵人专有，其越来越呈现平民化倾向。

 

　　狮子文化艺术历经多个时期的融合和发展，原本异域化的狮子纹样渐渐变得民族化，丰富了中华民族艺术宝库，拓宽了中华艺术的广度，加深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中国纺织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周代丝织物中出现织锦，花纹五色灿烂，技艺臻于成熟。汉代设有织室、锦署，专门织造织锦，供宫廷享用。唐代贞观年间窦师纶创造了飞禽走兽图案。

 

　　狮子在早期的织物中就被用作装饰纹样，经历了之前朝代的纹样演变，到了辽代，狮子的形象更加可爱，并常与花树、绣球相伴。如狮子的形象在辽耶律羽墓出土的花树对狮鸟纹绫袍上可以看到，内蒙古科左中旗小努日木辽墓出土的织锦残片中也有狮子绣球的形象。

 

 

　　中原地区殷商时期始有金器，北方草原地区在夏家店文化遗址发现金器，这也是中国金银器出土最早的地区之一。所以，北方草原金银器具有久远的文化脉络。辽代是一个开放且融合的时代，统治者“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狮子的纹样和造型也被运用到辽金银器上。（图1）

 

 

　　金银器经过唐代的发展，在辽代依旧呈现上升的趋势，主要原因是金银器相对玉器瓷器来说具有方便携带、不易损坏的特点。一个民族的工艺品往往是一种语言，通过它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在金银器上，无论是造型和特点，无一不展现契丹草原人民的生活情趣、审美品位，以及文化交流的痕迹。

 

 

　　辽三彩是辽代重要的文化成就，从中可以看出其精湛的制作手法及契丹草原民族的审美情趣。唐三彩既有生活用品，又有一些随葬品，而辽三彩多为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具，按照契丹族使用的一些日常器具进行仿烧；且辽三彩采用的是二次烧成法，即制坯后先素烧一遍，再施彩釉二次焙烧而成。辽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多以白色为基底，其上施黄、绿二色釉，也有黄、绿二色器。

 

　　如辽三彩狮头长方陶枕，既显示了辽三彩高超的创作手法，并与狮子造型相融合，也体现了草原民族的审美风格。狮子造型憨厚可爱，不似之前的凶猛，更加的日常化，体现了狮子形象在传播发展中更加平民化、世俗化。

 

 

　　中华文化及美学发展有着自己的传承路径。狮子图案与造型作为一种常见装饰题材，在长期的地区交融过程中积淀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及美学意味，且伴随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以及艺术审美观念的不断变化与提高，狮子艺术造型及纹样深受外来文化和佛教艺术的影响。

 

 

　　辽代金银器中处处有唐风的痕迹，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互动。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后室出土，现藏法门寺博物馆的鎏金双狮纹菱弧形圈足银盒，与辽耶律羽墓出土的双狮纹鎏金錾花银盒在形制上极其相似。图案中有两只狮子，相互环绕，在圆形花环中互相追逐，图案底部伴有蔓草纹，极其生动。（图2、图3）

 

 

　　唐代金银器题材丰富、器型多样，对辽代金银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辽代的很多纹样都来自对唐装饰纹样的模仿，在造型及纹饰上可以看出辽代和唐代的金银器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唐纹样更加富贵、华丽，这种状况的出现大概与唐朝经济的繁荣及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相关。契丹族是草原民族，相较之下，纹样朴实很多，辽狮子纹则更加壮硕，在体现草原民族审美情趣的同时，也展示了本民族的美好寓意，正所谓，纹必有意，意必吉祥。

 

 

　　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地曾出土大量来自辽朝的瓷器和陶器。例如，埃及首都开罗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了一批中国特有的白色瓷器，这些瓷器应该是在辽都上京生产的，属于白瓷体系。从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辽陶瓷在装饰技术和纹饰上不同程度地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同时，外国文化对装饰图案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辽三彩在继承唐三彩技艺的同时，也受到中原文化、本土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伊斯兰文化发生了交互作用。此外，在金银器纹饰方面，也可以看出其典型的异域特征。因此辽的装饰纹样在艺术风格上，不仅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与民族特色，更带有外来文化影响的印迹，这无疑是多元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

 

　　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的重新打通，大批的西域人来到辽境内，随之而来的有大量的狮子。这时候的狮子纹大多是与胡人形象一起出现的，表情温顺，与人互动。辽三彩印花狮纹八角陶盆的外壁上皆印有人物戏狮纹，其人物形象为胡人，狮子动感极强，驯狮胡人，右手弹拨，左手持项作奏乐舞蹈状，形成了狮子根据驯狮者的乐曲和舞蹈节拍翩翩起舞的生动场面。这一方面显示了辽代高超的制瓷水平，又展现出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之下，辽代狮子纹独特的处理方式以及狮子文化中的多种文化因素。

 

 

　　莲花与佛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莲花在佛教中带有吉祥、圆满等美好寓意。佛教传入辽之后，契丹民族统治者一直对其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佛教题材的纹饰在辽金银器上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佛教文化已融入辽契丹文化之中，如辽耶律羽墓双狮纹鎏金錾花银盒即以莲瓣纹为框。莲瓣纹是佛教里非常推崇的纹饰，也是我国最早的植物装饰纹样之一。蔡鸿生先生曾指出：西域狮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有一条影响深远的渠道，这就是佛教美术，僧徒用佛画和佛像把佛经中的“狮子王”形象化。所以说，狮子纹本身就是受西域文化影响发展而来的。在辽代出现的一些狮子纹样更是受到了唐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影响，并融入了契丹本民族的艺术特点。在佛教中，狮子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辽狮子纹的盛行也一定与其盛行的佛教文化密切相关。

 

　　古印度人把狮子称作“百兽之王”。狮子被认为是一种威严吉祥的动物，通常不单独作为图案的主题。随着佛教影响在唐代的扩大和传播，作为“神灵”的狮子形象日趋世俗化，不仅形体变小，而且神态谦恭温驯，由此更衬托佛力的伟大。辽代统治者对佛教也极其重视，不仅狮子纹样和狮子图案呈现一定的时代特色，这个时期的佛教造像与其他时期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随着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这时期的佛教艺术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任何民族的艺术文化都不可能是“真空”中存在的，一定会与其他地区的艺术和文化产生互动和交流。辽代的狮子文化既受到本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唐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说狮子纹饰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有效例证。希望从本文关于辽狮子文化的层层分析，对人们了解北方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借鉴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