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珊·麦克拉瑞，哈佛大学博士，目前是凯斯西储大学的教授，其研究重点是音乐的文化分析。她最著名的著作是《阴性终止：音乐、性别和性》（1991年）等。《惯例的智慧》内容来自“布洛赫讲座”，本书主旨归根结底是在探寻音乐的意义。在书中作者以独具特色的阐述风格吸引了众多读者。以新音乐学视角阐述了音乐的意义。明显可以感觉出继《阴性终止》十年之后的《惯例的智慧》研究视角更加宽泛，多角度阐述了各个时期的音乐。
关键词：苏珊·麦克拉瑞,惯例的智慧
一、《惯例的智慧》基本内容
本译著由姚亚平所撰写的书评②开篇。正文共分为五个章节。全书各章节虽然仍然想保持零碎、跳跃、断裂的后现代叙事风格，但在结构上具有统一的整体感。③麦氏在这部著作中的写作风格与《阴性终止》是一样的，以讲故事的方式引入，从音乐的进行中探寻背后的文化语境。在序言中麦氏讲述了此次讲座对于她而言的任务——找到一个可在欧洲艺术音乐与流行曲目之间自由切换的主题，这也是统摄全书的核心主题。
第一章：叠海龟——论“纯音乐”，本章节依旧是麦氏以往的撰述风格，开篇第一章为统摄全书的总论点。重新审视那些固有的“惯例常规”。作者举“亚历山德罗·斯特拉德拉的清唱剧《苏珊娜》中的唱段”和“非洲裔美国教堂中的福音音乐”两个例子，以离心式的视角看待音乐史，并没有刻意地从和声、对位等手法去分析这两种音乐，而是站在社会文化视角层面去带到音乐中，从而解读音乐的意义。作者认为：西方音乐史中，既要有巴赫、莫扎特等人的位置，也要有斯塔拉德拉、贝西·史密斯等人的一席之地，换言之，既要有传统古典音乐，也要有流行音乐，他们同为艺术家。所以在下一章作者讨论了蓝调音乐。
第二章：幽思蓝调，在这一章中首先作者介绍了蓝调的发展历史以及形成脉络，阐述了蓝调音乐家以及研究专家的演出成果和研究成果。第一小节以贝茜·斯密斯和刘易斯·阿姆斯特朗演奏过的W.C.汉迪的《圣路易蓝调》为例，其主要目的是阐明——既应该重视蓝调的惯例和历史语境，又应顾全音乐自身的特殊性。第二小节以贝茜·史密斯《幽思蓝调》为例，说明蓝调中女性的阴柔气质。第三小节以罗伯特·约翰逊《十字路口蓝调》为例，对密西西比三角洲流域的这首蓝调音乐进行分析。本小节并没有从音乐本体分析，而是根据历史发展对蓝调以及蓝调音乐家的历史贡献进行探讨，解释了白人、欧洲男性音乐家们是如何创造他们的音乐史册。
第三章：何为调性？这一章探讨的是启蒙时期的音乐，调性在某些或许被理解为互不相容的不同特质间实现了调和。主要谈论的对象是调性时代中的作曲家的创作，如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的《格里塞尔达》中的咏叹调，说明了调性音乐可以隐喻歌剧中的内在情感，用理性控制情感；随后对维瓦尔第协奏曲《和谐的灵感》中利都耐罗片段分析，借鉴叙事学语汇对其创作进行探讨，这是群体与个人的互补性，进而影响了J.S.巴赫；随即探讨了J.S.巴赫的二部组曲是如何融合维瓦尔第的调性模式；最后举莫扎特《布拉格交响曲》这部作品，麦氏认为这是叙述“何为调性”最鲜明的例子，变动不居的自我总是具有一种永恒而敏感的内核。
第四章：反惯例的流亡者，这一章探讨的是19世纪音乐，在描述音乐之前，对于反惯例的音乐文化作者做了大量的介绍与铺垫，随即探讨贝多芬《A小调弦乐四重奏》。作者主要参考约瑟夫·科尔曼对贝多芬的研究，进而做进一步或者是相反的解释。除科尔曼外，还接纳了其他音乐学家的分析。麦氏结合了贝多芬所处的社会时代的语境，对纯音乐中的反惯例现象进行解读。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固守以往对纯音乐的解读，否则会阻碍人们去理解作品与自身所处的社会时代的沟通。
第五章：在废墟中沉醉：一种后现代处境，在一战后的一段时间中往往被部分音乐学家称之为后现代主义，而在这一时期惯例被贬低成了一种毫无新意的表达程套，所以当时的社会被视为历史的废墟，久而久之拒绝惯例的观念在音乐领域中越来越明显。本章节所举例的均是20世纪后期北美音乐家的音乐作品，其中有菲利普·格拉斯的《玻璃工厂》第一首《开幕》、约翰·佐恩的《斯皮兰》、普林斯·罗杰斯·内尔森的《吻》、加拿大的女音乐家K.d.朗的《纯真少女》、说唱乐“公敌乐队”的《午夜火车》；这些作曲家与他们的音乐作品均立足于当下与昔日文化进行沟通，文中也阐述了他们如何根据自身的不同符码及惯例进行运作。证明了音乐分析并不能仅仅依靠主流意识形态，这只是一种事后的虚构。
通过对该书的总结，笔者认为作者的学术思想是多元的、不拘一格的，我们应接纳更多元文化的音乐史叙述方式。故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想着重探讨作者的学术思想。
二、自由多元的学术思想
麦氏撰写该书不仅是为了探讨文中所列举的几部音乐作品，而是想通过这些作品去传达自己的学术思想，更是为了探寻音乐本身的意义。正是这种学术思想，使得作者所探讨的音乐在16世纪到20世纪来回穿梭变得更自然以及富有深意。作者在分析音乐的过程中，往往不会按照传统的分析方法从和声、曲式入手，而是从其文化背景入手，从而延伸到音乐，再由音乐映射当时的社会文化。音乐可以和任何文化相结合，同样，从任何文化历史中都能解读出音乐的含义。
作者以叠海龟的例子引入，叠海龟也就是所谓的惯例，惯例指的是已经固化为“准则公式”且无需解释的套式，而本文正是基于这个现象，试图推翻所谓的“惯例”，从而建立了作者自己的“新惯例”。她好像是一个企图通过各种文化现象来证明自己是自由且不受约束的音乐学家。每章节在讨论音乐本体之前，都会引入一段非音乐的文化历史以及各个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第一章中作者围绕本书的标题进行展开论述，从宏观到微观探讨什么是惯例，音乐中的惯例是怎样的，尤其是在纯音乐中，通常决定其惯例的是调式调性等因素，但作者有意阐明惯例与纯音乐之间的分裂，去考察形形色色的海龟塔，梳理惯例所承载的复杂功能。
在谈到20世纪音乐时，作者认为并没有单一的主流，至少仍不乏某种较为内聚连贯的轨迹延伸至未来，而不仅仅只有我们以既期待又绝望的复杂心态去把握各个支流。作者对蓝调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得出结论：任何对20世纪西方音乐的叙述，必须将很大一部分篇幅用于阐述蓝调的多种表现形式，因为它最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今的音乐。麦氏好像拿着属于自己的指挥棒，用无穷无尽迷人的见解诱导着读者。具有调性的音乐便是遵循了惯例的常规，音乐学家们认为：调性是西方音乐的根基，但麦氏认为，调性不是呆板的公式，而是一种力量，其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释放力量。作者的这种思想形成了她对18世纪调性乌托邦式的设想。麦氏在文中并不是以历史的叙述之连贯性为目的的，而是为了探讨调性如何同时作为形式与内容进行运作的具体方式。
在西方音乐的历史中也有反惯例的人，麦氏认为18世纪的音乐惯例将各种矛盾统一在一起，调性及其形式撕裂了18世纪团结一致的东西，形成了一种世俗信仰的危机，怀疑主义的惯例取代了早期的公式，麦氏举例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来说明这种危机，但我们要知道，即使贝多芬竭尽全力地打破惯例，也必须从这些惯例的形式入手。
在后现代主义的处境中，惯例总是被贬低成了一种毫无新意的表达成套，批评家们由此自然而然把回归传统视为作曲家无力革新、因袭传统的铁证，痛斥当代作曲家们在惯例的同化下丧失了良好的战斗力。最终调性惯例在20世纪勋伯格的手中彻底瓦解，后现代的音乐学家们总是在避免回到调性时代。麦氏认为：后现代主义——鉴于它对于根深蒂固的大师叙事的否定立场——要求我们接纳更多元的音乐史叙述方式，而不是遵循先入为主的预设。麦氏称这种已经固有的惯例传统为废墟的历史，警告我们不要沉醉其中。由此可见，她是一个遵循多元文化，并且能将社会文化纳入音乐分析范畴的音乐学家。
三、对该书研究方法的评价
（一）独辟蹊径的音乐学批评模式
在麦氏的书籍中，主要以批评为主，她的批评模式来自浪漫主义哲学观，其执着于一个无限变化的主题，循环利用过去的理论来引诱和激怒听众，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从而引出自己的理论，这是麦氏的新音乐学研究模式。在麦氏的研究当中，总有一些学者对其吹毛求疵，其主要原因在于早年她关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一篇文章，后来又因为《阴性终止》的出现，得以让人诟病。而在《惯例的智慧》当中，显然性别研究已不再是本书的主体，但依然夹杂着关于性别的研究话题。作者强调，如果想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历史音乐学就需要两种不一样的研究方法：分析的和历史的。作者主张用新的方法研究音乐，当时英美音乐学几乎无法推动这项工程，他们只会描摹音高或节奏，只会一味地遵循惯例，这是极其枯燥的，尤其是音乐表达情感的时候，单单只有音高和节奏的阐释是不够的，但是关于“音乐是否具有意义”这个话题总是会阻止音乐与其他学科结合进行阐释。不仅本书在极力探讨音乐含义的基础话题，作者还在其他地方发表过三篇关于论证形式上的音乐细节的文章，这些文章都不局限于音乐本身，均是结合了其他学科进行阐释。
虽然麦氏实现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她还是遵循传统性质，其调性观念明显是申克式的，无论是分析贝多芬、莫扎特还是勋伯格，就连音乐本身的概念也在传统上是非历史的，仿佛音乐本身并没有复杂的历史，对于音乐学策略如何构建我们思考音乐及其历史的模式，或许麦氏认为分析“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批评。这部著作开创性意义在于用新话语的可能性重新训练我们的思想，其目的也是为了将音乐学转变为新的模式而写作的。面对每一种音乐现象或是音乐作品，她总能找到自己的落脚点，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文化内容去解读新的视角。
（二）以文化阐释为主的观念
该书具有很强的文化阐释功能，在全书的语言风格上使读者能够清晰感受到历史性的代入感，书中引用了大量历史文化的学者观点来印证音乐具有意义。当然，该书并没有使读者完全沉浸在历史里，而是以历史的观点印证当下的风貌。例如在第四章中，麦氏以亲身聆听《漂泊的荷兰人》感受为主，她认为最后音乐的狂喜风格的终止道出了世人所渴求的归宿。在瓦格纳歌剧改革的背景下，19世纪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其中又以调性及其各类曲式所受到的质疑最深，直到19世纪末调性基本瓦解，作者认为是因为精致复杂的德国音乐刚从共同体中抽离出来，转身投入到浪漫主义个人表达的观念当中。音乐如此发展，原因还在于德国文化自身在反对法国艺术为尊的过程中建构而来，德国文化追求内在的自我表达，歌剧中的人物塑造也是由当时的社会文化以及道德纲常的规范来设置的。
本书之所以对18世纪音乐实践进行文化批判，并不是有意贬低其原则，音乐史允许真正的公众交流称为音乐语言的前提。麦氏在这本书中阐明：交流、共存和自我意识成为文化的安排，一种文化或一个时期的艺术惯例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前提。作者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思维和音乐挑战了对音乐文化的解释，抛弃了以往线性的、叙事的情节，使我们的视野融入了更多的音乐和音符，创造了一种比过去更丰富、更复杂的社会蓝图。尽管她将古典和流行乐曲置于历史位置，但她通过关注音乐的内部或形式来表达主体性的模式，建立了形式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当她重新连接社会或历史背景和形式表达时，通常通过社会历史文化来达到这一点。
（三）跨度广泛的音乐例证
正是麦氏报以文化阐释的目的来解释音乐，所以书中所列举的音乐例子跨度极为广泛。与《阴性终止》中相同，该书的音乐也并没有按照传统意义上的时间顺序去阐述，而是首先以社会文化引入，紧接着在第二章便跳跃到20世纪流行的体裁——蓝调，在第三章回到了启蒙时期，第四章到了19世纪，第五章叙述的是后现代主义，作者没有把注意力放到单一的曲目上，因为只有这样多方面对比，才能论述到较为重要的层面，最好的研究方法是揭露各类曲目不受质疑的假设，确认最重要的历史问题。
作者可以在这些跨度广泛的作品中来去自如地穿梭，似乎向我们证明了她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些例子说明各个时期都有惯例，试图深入到不同的时代和民族特殊性之中。社会、政治、哲学将音乐形式的描述与不同类型的音乐曲目交织在一起。虽然有很多的音乐例子，但是麦氏不去对音乐史上的老生常谈的话题进行武断的评判，她在选择音乐的时候也拒绝了一些不适用于分析本书中理论观点的例子，一些音乐学家们会担心麦氏没有充分考虑到她的理论仅用于这些音乐惯例存在的后果。由于这些音乐惯例还带有许多哲学上的说法，就导致该书不仅仅是音乐学的读者必读，甚至连许多哲学学者也不能够忽视。
四、该书在研究音乐中的意义、问题、反思及启示
（一）《惯例的智慧》在音乐研究中的意义
《惯例的智慧》继《阴性终止》之后，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音乐学研究方法的路径，那便是推翻传统的惯例，进而建立新的惯例。正因如此，引得国外诸多学者对该书进行褒贬不一的评价，而在我国对该书的书评并不多见。对于作者而言，对音乐的考察不仅包括技术层面，更是带有文化意识的解读。她不拘于传统的论述方式招致了极大的质疑。她最大的分析特点是，抓住某一个特殊的点对其进行夸大，寻找其他学科中相关的概念来证明自己的假设。这也是其他学者对她抨击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书中的解读，就像麦氏所说，从未脱离音乐本体，只不过是在音乐分析层面加入社会文化的内涵，一方面拓宽了音乐学分析视角，另一方面也解读出音乐中更多的可能性。
作者认为音乐是具有意义的，她用音乐中的旋律、和声等特点来体现出当时的社会文化，例如在谈到18世纪调性音乐时，通过比照来自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高度惯例化的话语，对音乐学的纯音乐理论进行陌生化处理，作者想通过文化去探寻18世纪音乐常规如何与社会世界交织融贯，以及如何积极作用于社会世界的建构等议题。在作者眼里，音乐具有社会文化功能，践行着社会文化理想。通过阅读该书，笔者更深层次地了解到音乐与文化之间的联系，音乐可以通过旋律、和声以及调式调性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观念。音乐所具有的意义不仅限于可以了解到作曲家本人，甚至可以扩大到当时的社会层面。
该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麦氏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这也是新音乐学分析中的典型特征。这是一种无限扩展的、互动的音乐学愿景，它将音乐视为人类的活动。她的批判立场经常被误认为是一种消极的音乐学形式，但从内容的陈述中可得知，这是一本亲切的音乐性的书籍，尽管里面有许多音乐之外的社会文化知识，但麦氏总能把读者拉回到音乐作品之中。该书偶尔会重新诠释旧音乐学的惯例，但笔者认为麦氏的智慧远超过传统的惯例。这也是读过这本书之后给笔者的感触。《惯例的智慧》是新音乐学领域中较为重要的读物之一，该书的出版与翻译对于探讨“音乐的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力图在文化和阐释层面做出更多突破，从而为后续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坚实而有力的理论基础。
（二）反思与启示
麦氏写作该书的意义是因为她看到传统音乐学的研究层面太过于狭窄，也从侧面表达了研究学者对作曲家本人研究的实证性工作不满足，所以想在多方位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尝试和突破，她的研究既没有完全摒弃过去的实证主义，同时也纳入了新的研究方法，无疑这样的突破是成功的。麦氏的这种守正、突破、创新的精神深刻影响了后世的许多学者，正是这样的精神促成了《惯例的智慧》的成功。对于博学多才的她来说，文化层面显得更为重要一些，所以她力图在新的领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笔者认为，她的学术思想是成功的，尽管到今天为止有许多人仍在抨击她，但是不得不承认，她为学术界打开了新思路，这样的跨学科实践与勇于开拓的精神，同样值得学习与借鉴。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作者所谓的音乐中的意义是否是作者强加上去的，笔者认为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麦氏作为新音乐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站在社会文化范畴去理解音乐，以严谨、开拓与创新的思路去理解音乐，尝试去打破固有的惯例常规，从而建立新的惯例。未来期待作者在“音乐形式的意义”上有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与成果！
结语
通过对这本书的分析与阅读，笔者了解到如何运用新音乐学研究方法去寻找音乐的意义，以及在新音乐学领域中音乐形式的解读视角。本文第一部分对该书基本内容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阐述了作者多元的学术思想，作者主张批评视角，在传统的批评基础之上，提出新方法和新思路。第三部分对书中的三种研究方法进行阐述，理清麦氏的学术方法，第四部分分别从意义、问题和启示几个方面对该书进行适度的评价，以便更准确地把握该书的研究方向，试图站在西方音乐史以及西方社会文化的视角对该书做出较为适当的定位。我们作为当下的音乐学者，对其观点的正确把握和深入理解尤为重要，我们可以继续站在麦氏所研究的道路上，对其研究方法进行追随，继续探寻音乐的意义！
注释：
①该书作者为苏珊·麦克拉瑞，2001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2023年杨婧翻译成中文，书中的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方法为20世纪音乐学术研究开辟了道路。笔者通过阅读译著获得一些感想，因此笔者撰写书评，一是希望促进国内学术界对该书的进一步了解；二是尝试对该书做出适度评价。
②姚亚平.读苏珊·麦克莱瑞《惯例的智慧：论音乐形式的内容》[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1，（03）.
③[美]苏珊·麦氏，杨婧译.惯例的智慧：论音乐形式的内容[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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