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曲家音乐创作的发展概述论文

 

　　香港的音乐创作发展较迟，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有的作曲家陆续从海外或内地移居香港，成为香港专业音乐创作的拓荒者，如夏里克（拉脱维亚）、马思聪、林声翕等，在香港从事音乐创作与教学活动，为香港的音乐创作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又有像纪大卫、林乐培、陈建华、陈能济等作曲家从海外或大陆到香港从事创作活动，他们不仅使香港的音乐创作进一步繁荣，也为香港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作曲人才。

 

 

　　香港第一批本土作曲家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有像罗炳良这样的少数作曲家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他们几乎与内地的“第五代作曲群体”处于同一时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罗炳良、曾叶发、陈永华、陈伟光、陈锦标、陈庆恩、陈明志、黄佑新、林敏怡、卢厚敏等。这些作曲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崭露头角，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他们大多数都有海外求学的经历，学习到了当时较为前沿的、先进的创作理念与技术，深受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贝尔格等20世纪现代作曲家的影响。如罗炳良的《十首小钢琴曲》中，既有模仿斯特拉文斯基的风格，也有巴托克的创作手法；陈永华在《第十交响曲》中体现了勋伯格的“音色旋律”理念；陈锦标在《乐章》中借鉴了瓦雷兹的新音色理念等。香港特殊的历史经历使这些作曲家的创作倾向、风格、表达与内地的“第五代作曲家群体”有很多相异之处。这一代本土作曲家成长于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文化殖民主要体现在基督教的传播方面，再加上这些作曲家的海外留学经历，使他们比较热衷创作宗教题材的作品。如陈永华在他的《第四交响曲》中有部分段落模仿了“格里高利圣咏”的风格；黄佑新的《第二交响曲》将教会调式、西洋大小调以及无调性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现代风格的“圣乐”；等等。同时，他们以表现香港为己任，创作了很多表达香港现代都市人们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等精神面貌的作品。如卢厚敏在《城市声景》中用铜管的音色表现中西文化融合的香港；曾叶发以广东音乐为素材的民族管弦乐《如愿》表现香港国际都会的音乐文化传统等。另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的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飞速发展。作曲家们深受所处环境的影响，开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创作音乐，他们认为香港的现代生活节奏快，新鲜事物层出不穷，需要用现代的电子音乐进行表达。如林敏怡在80年代创作的电子音乐《竹之组曲》《怪谈》等；陈国平在1990年完成的为打击乐与录音带而作的《环声影变》等；陈锦标在1991年创作的为单簧管与录音带而作的《细雨内心》等。

 

　　香港作曲家虽然曾受到英国的统治，受到西方文化的侵染，但是身体里中华民族的血脉使他们与内地作曲家一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在他们的作品中，同样都是将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不同的是，他们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处理民族音乐的方式带有香港独有的视角与品位。首先，他们更多地认为音乐创作在强调中国风格与传统的同时，可以融合多种文化。在罗炳良的宗教题材作品交响诗《景教碑礼赞》中的五声性主题以不同的形态贯穿全曲，并在总谱中题记：“外貌虽刻意国际化，但其细微之处及哲学思想所属，仍以中国为本质。”这种跨文化融合的理念在其他作曲家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如曾叶发的民族管弦乐《思贤曲》表达了对古代贤人的思念，音乐的语言、主题、支声织体的形态都是民族风格，但又运用了日本的雅乐，使整体的音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次，香港作曲家在表现民族文化时并没有拘泥于对民族素材的利用，而是纵古至今，广纳中国传统文化为己用。如陈永华在钢琴作品《清商变》中，对中国古代清商调的现代化处理；陈伟光实验性地将中国文字与音乐相结合，从语言音调的发音中寻找现代音乐发展的可能；陈明志在创作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运用民间曲调，但强调中国传统音乐“气与韵”的结合。他们在表现中国传统音乐的“神”而非“形”的基础上，追求音乐的国际化，因此也使很多学者认为“他们对民间音乐掌握很少，缺少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他们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理解方式，体现了香港作曲家所具有的开放性、多元性的创作思维。这一代香港作曲家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他们独有的地域特点与多元文化特征，形成了相异于大陆的音乐表达方式，也表现出同样的创作技法所具有的多种可能。

 

 

　　香港第二代作曲家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了第一代作曲家的创作基础，香港的作曲专业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从本科到博士的培养体系也逐渐完善。第二代与第一代作曲家不同，他们有的在香港获取作曲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也有部分赴海外求学，由此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作曲人才，如伍卓贤、邓乐妍、叶浩堃、陈仰平、黎雅婷、林迅、刘泳浲、梁智轩等。

 

　　第二代作曲家基本延续了上一代作曲家的创作理念，他们所处时代正值英国殖民统治与香港回归祖国的更迭时期。作曲家们对祖国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在创作中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如陈仰平以香港著名诗人也斯的诗创作管弦乐《乐海娅的月亮》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63届“国际作曲家论坛”代表作品；叶浩堃在创作中将粤语的发音特点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被称为“广东话音乐”；梁智轩在创作中融合东方和西方的思想，热衷对音色与织体的探索等。他们几乎都努力探索民族音乐的创作，力争表现中华民族独有的声音气质。

 

　　另外，第二代作曲家群体的创作较之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不再热衷创作宗教题材的音乐，在笔者搜集整理的资料中，几乎没有一部表现宗教的作品，这也是新时代年轻香港人努力摆脱英国文化殖民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跨文化融合的创作中，他们的创作视野更加宽阔，更加追求国际化，思维更加开放，风格更加多元。伍卓贤曾表示：“互联网已打开人们的视野，音乐天地因互联网而无限广大。”他在管弦乐作品《飞》中，采用了西方管弦乐的结构思维，但融入了摇滚乐与爵士乐的音乐风格。邓乐妍在创作中一直尝试着把各种声音进行组合，从而表达人类内心的情感。在民族管弦乐作品《熔》中，她以中国民族乐器特有的音响表现印尼“Mount Merapi”火山爆发前的状态，三次酝酿与爆发的循环结构，创新地将独奏乐器与打击乐进行了融合。这部作品也因独特的音响设计与表达获得了2006年新加坡国际华人作曲大赛“青年作曲家创作奖”。

 

　　在追求民族风格与跨文化融合方面，他们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世界本身是多元的，音乐应该真实地反映这个世界。如果说第一代作曲家更加追求“中国风格”的国际化，而这一代似乎更注重表现具有“国际化”的中国身份，这一点的改变似乎是祖国强大昌盛所折射到这一代香港作曲家上的具体体现。

 

 

　　目前，香港比较具有影响力的社团有香港作曲家联会、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联会、香港管弦乐团、香港中乐团等。

 

　　香港作曲家联会成立于1983年，其前身是成立于1973年的亚洲作曲家同盟香港分会，目前有157名会员，首任主席是著名作曲家曾叶发。该组织的主要责任是推介香港严肃音乐作曲家的作品，定期举办新作品音乐会、作曲比赛、研习班、乐谱出版及唱片录制等活动，如1989年开始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音乐新一代”音乐会，每两年一届的香港当代音乐节、1991年开始的学校音乐创意展等。同时，该社团与许多国际组织建立联系，每年派出一名作曲家出席国际作曲家论坛，并多次举办国际交流音乐会。他们还致力于提高大众对现代音乐的理解能力，每年都组织6位著名作曲家举办“名家趣谈作曲”讲座等，普及现代音乐。他们的经费主要来源于香港艺术发展局和民间捐助。如陈锦标的电子音乐《春晖园》，邓乐妍的《A change of Scenery》等上百部香港作曲家的经典作品都由该组织委约创作。

 

　　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联会（CASH）成立于1946年，其前身是英国演奏权益协会（PRS）。1997年PRS与香港本地作曲家达成协议更名为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联会。该组织主要管理与执行香港版权法所赋予音乐作品作者之版权及有关事宜，涉及的音乐风格广泛，流行音乐、严肃音乐、戏剧等都在其运营范围之内。该组织成立CASH音乐基金赞助作曲家的创作，旨在提高作曲家音乐创作水平，如卢厚敏的《瑶台会》《字恋狂》，伍卓贤的合唱剧场《石坚》，邓乐妍的《声韵》《弄影II》等香港作曲家的作品都是由其委约创作。

 

　　香港管弦乐团是香港历史悠久的管弦乐团之一，目前的首席指挥是梵志登。香港管弦乐团注册性质是慈善机构，其宗旨是积极推广艺术活动，提高音乐水平，并推动香港的文化发展。如香港作曲家曾叶发的《序曲》、陈永华的《庆典》《三国志》、陈伟光的《交响前奏曲》《汇》、陈锦标的《馥郁义思》、陈庆恩的《月灵》等经典管弦乐作品都是由该团委约创作，同样助力香港现代音乐创作蓬勃发展。

 

　　此外，还有香港小交响乐团、香港当代舞蹈团、香港新青年管乐团等音乐社团都经常委约香港作曲家创作，助力了香港当代音乐的发展。

 

　　香港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与香港国际大都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步且呈现出香港独有的地域与文化地点。他们既扎根中国，以独特的视角理解、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又放眼世界，以国际化的表达方式表现独有的东方文明。香港作曲家有着充沛的创作精力，作品的体裁、题材多样，呈现的风格各不相同。本文以概述的方式对香港作曲家的创作发展路径进行略览，以期能够为对其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