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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乐舞是中国舞蹈史上 一 块绚烂的瑰宝，无论是本民族的传统乐舞还是外来的西域乐舞，都在这 一 时期发展到了 高潮，且胡乐胡舞的发展 一度有盖过中原乐舞的趋势 。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舞蹈的传播十分依赖女乐这 一 载体，因此胡人女乐成为唐代乐舞市场炙手可热的存在 。本文从唐代的政治 、经济以及社会思潮三个方面分析了唐代胡人女乐兴盛的外部因素，这对于我们了解唐代舞蹈发展的状貌，解读唐代乐舞与唐代社会的深层联系有一定意义 。
关键词：唐代,胡人女乐,兴盛,外部因素
一、国家政策对胡人女乐传播的保障
唐代边贸活动也非常活跃， 无数胡人商队由西 向东进入中原地界开展贸易往来， 胡人女乐常常依 附于商队，有时就会作为商队经营的一种商品，唐代 的国家贸易管理制度与政策为众多贸易来往提供保 障，胡人女乐的传播因此乘上了国家政策的东风。
( 一 )完善的过所制度
针对商人通关所制定的过所制度， 可以充分体 现出唐代法律对对外贸易正常流通的维护 、管理和 保障，过所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帮助国家统一管理对 外贸易，同时也制定了对外贸易秩序，商人和商品的 安全性有了更多保障。
“所谓过所,意指经过的处所”。 关于过所制度的 渊源与发展，李叶宏 、刘晶芳等众位学者已经有过详 细的考证与论述， 这里笔者只对唐代过所做简要论 述 。唐代的丝路过所制度基本延续了前代的形式，并 做了进一步完善 。唐代社会环境更加稳定，对外贸易 的规模与繁荣程度都达到了顶峰， 在贸易沿线的边 关重镇开放互市，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边贸集市 。为了 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唐代的过所制度也作出了新的调 整，这主要表现在对通关过所的申请目录填写上变得 更 加 详 细，例 如：对 行 人 如 何 申 请 过 所，政 府 怎 样签发过所等等有了严格的程序规章，法令中也添加了相应的条款做依据，这使得胡汉商人们在出入关申请过所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有法可依， 有律可循。《大唐六典》载：“关令，掌禁末游，伺奸慝。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 。丞，掌付事勾稽，监印，省署抄目，通判关事”。 可见唐代执法必严，商贾行人通过关禁都必须严格执行过所制度的要求，并且接受勘验才能通关，违反规定者必然受到处罚，这一举措体现了唐代对边贸行商活动的严格管理。
唐代过所制度的完善和发达一方面是为了在繁荣的边贸活动中获取利益，征纳税收，另一方面也从法律制度方面规定了商人贸易活动的合法性， 让商人们减少不必要的冒险行为 。通过过所制度对边贸活动严格的管理与执行， 唐代的对外贸易活动更加繁荣，胡人女乐的传播活动也越来越频繁。
(二)良好的贸易环境
良好的贸易环境是对外贸易发展的 根本保证 。西域中原之路绵延万里， 沿线连接了多个民族和国家，其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唐代为了保证对外贸易社会环境的稳定，唐王朝采取了众多措施，包括提高贸易沿途的安全性;改善贸易的基础设施;包容性政令的实施等。
第一，唐王朝综合运用行政 、军事手段来提高对 外贸易沿途的安全性 。唐朝初年，宰相魏征便向太宗 李世民进谏， 对周边少数民族中怀有敌意者采取武 力征服，对于并无不臣之心者则采用和平交往措施， 这一举措在唐朝初年的西域外交方面取得了良好效 果 。例如，唐朝初年，地处中原北方的突厥族连年举 兵进扰，已经成为阻塞对外贸易的最大威胁，对此唐 太宗坚决主张反击，最终派遣军队迫使西突厥归降， 从此贸易之路畅通无阻，《新唐书》 记载 “西突厥已 降，商旅可行矣”，由此诸胡大悦，此后唐朝在高昌设 立了安西都护府，且在庭州设立了北庭都护府，驻扎 军队镇守西域，这些举措都保障了对外贸易的安全。
第二，唐王朝大力建设对外贸易的基础硬件设施 。 例如唐王朝在境内的贸易沿线兴修驿道，增设驿站， 据学者考证，从长安至敦煌至少有 40 余座驿馆，这一 措施给往来商旅提供了便利，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 商旅的人身安全 。柳宗元在《驿馆使壁记》中也曾提 到了驿站的重要性，此外还详细记叙了长安与河西间 的 7 条驿道 。岑参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诗 中也讲到便利的驿馆与驿道使行程变得更加高效。
第三，唐王朝通过对外商优惠性与保护性的国家 政策，创造了对外贸易良好的软环境 。唐王朝通过政 策与法令保证外商在华的合法权益， 以及营造相对 公平的贸易氛围，主要表现在两点，其一是减少对于 外商贸易的征税，例如唐代皇帝曾发布诏令，对于外 商不可重加率税，鼓励外商来华贸易，对于岭南 、福 建和扬州等地的外商， 当地的节度使也要去时常存 问，除了必要的进奉外，还可以随意通航 。其二是尊 重外商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外商身份复杂多样， 所属国家 、民族以及所信仰的宗教十分斑驳，对于这 一点，唐王朝给予充分理解和包容，例如唐代都城长 安常有祆教 、景教 、佛教信徒立寺传教，到现如今西 安市内还有许多唐代各宗教寺庙的遗址。
唐王朝正是通过以上举措， 保证了对外贸易的 社会环境安全稳定，得益于繁荣稳定的对外贸易，胡 人女乐将动人的乐舞传入中原。
二、经济市场中胡人女乐的繁荣
唐代的经济市场十分发达，贸易频繁且多元，唐 代胡人女乐市场的繁荣也是胡人女乐在唐代社会兴 盛的重要标志 。 国内胡人女乐市场的繁荣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胡人女乐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其 二是胡人女乐价格十分高昂。
( 一 )胡人女乐数量增加
唐代国内胡人女乐的数量与前代相比可谓大相径庭，无论是出土的相关文物还是文献记载，都显示 出胡人女乐数量在唐代时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其源 头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西域诸国频繁战争;其二是唐 代同类通婚制度下的自然繁殖。
西域诸国战争频发是胡人女乐数量增加的主要 原因 。一次大型战争中能够提供成千上万的战俘，这 些战俘都是年轻人， 是巨大的劳动力， 而大量的战 俘， 尤其是年轻有技艺的女性大部分会流入人口市 场被人采购 。昭武九姓国之间本就战祸连年，相互征 伐与劫掠，而初唐时期，西域形势更加复杂混乱，西 突厥人 、大唐人 、大食人 、吐蕃人对西域诸国也是虎 视眈眈，各国之间的结盟游戏在持续不断变化着，战 争与吞并不断蚕食着西域诸国 。频繁的战争制造了 大量的奴隶，商人为了谋求更大价值，会让具备天赋 的奴隶习练乐舞，这便是胡人女乐的主要源头。
除了战争之外，唐律中有关奴婢“同类相婚”的 规定也是增加胡人女乐的方式之一 。唐代多数胡人 女乐属于奴婢，唐律中规定，奴婢身份的人只能与自 己身份相同的人通婚，且奴隶身份为世袭制，如果没 有特赦，其子孙后代皆为奴婢，若奴婢与良人婚配则 会触犯唐律，受到严厉的处罚。“诸与奴娶良人女为 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 。其奴自娶者，亦 如之 。主知情者，杖 一 百;因而上籍为婢者，流三千 里 。疏议日：人各有耦，色类须同 。 良贱既殊，何宜配 合。 ”唐律中制定“同类相婚”的政策，确保了奴婢的 后代只能是奴婢， 这些奴婢身份出身的人往往会继 承父母的谋生之法， 因此奴婢之间的自然繁殖也成 为胡人女乐的来源之一 。
胡人女乐深受唐代社会各个阶层的青睐， 即便 是有大量且固定的女乐来源， 市场依旧长期处于供 不应求的状态，可见其在唐朝经济市场中的繁荣 。
(二)胡人女乐价格高昂
唐代国内胡人女乐价格高昂体现在两点： 其一 是奴婢贸易本身的高额利润; 其二是文献记载中胡 人女乐的价格对比。
在唐代的各色贸易之中， 奴婢与牲畜一直都属 于价格十分高昂的商品， 这一点从政府对于奴婢与 牲 畜 这 类 商 业 买 卖 活 动 的 严 格 管 控 中 得 以 充 分 体 现 。如上文所提到的商人在出入关禁申请过所时必 须 提 供 的 文 件 中 就 包 括 了 所 携 带 购 买 商 品 时 的 市 券，尤其是买卖奴婢时所持有的市券，这种市券还需 要有一份抄件附在过所内，以备随时查验，另外为了 进一步保证奴婢来源的合法性， 还需要保人出具相 关证明 。温翠芳认为，政府的这些行为最主要的目的便是通过对奴婢与牲畜这类商业活动的严格管控， 从而在巨额的成交价格中获取税利， 这一点笔者也 很认同，所以政府对于奴婢买卖的严格管控与征税， 也是奴婢价格高昂的重要佐证。
胡人女婢在市场中的具体价格可以从出土的交 易市券中看到，《唐开元二十年 (732 年)薛十五娘买 婢市券》 中记载了薛十五娘购买胡婢绿珠花费大练 四十匹 。练即是白绢、布帛，唐代时严令钱帛兼用，将 布帛视作一种法定的货币，开元时期，绢价定位 550 钱 一 匹，同时期，洛阳 、长安等地 一 斗米不足 20 钱， 可见胡人女婢在市场中具有极其高昂的价格 。而此 中胡婢名为绿珠，虽未有文献记载此人善歌舞，但也 惹人联想，何况能歌善舞只会增加奴婢的价值，也许 胡人女乐的价格还要高于此 。随着胡人女乐在经济 市场中的逐渐兴盛，商品市场进一步细化与分工，出 现了专门培训奴隶技能的家庭与机构， 韩森曾证实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的一份名籍， 上面记载了一户专 门培训女奴的家庭，其中有 61 口人是来自中亚的奴 婢。“由乐事 、部曲 、客女对这些奴婢分别进行调习， 如听、说日常汉语，熟悉礼仪 、习俗，乃至学会某些劳 动技术，目的在于提高这些奴婢的价格。”由此可见， 胡人女乐在国内市场中一定价格不菲。
唐代胡人女乐在经济市场中数量巨大、价格高昂， 这都能证明其不菲的经济价值， 而这样的经济价值 也必然会成为胡人女乐在唐代兴盛的有力推手。
三、社会潮流对胡人女乐兴盛的导向
唐代胡人女乐的兴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它的 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的影响 。 唐代， 胡化之风达到鼎盛， 受到这一社会潮流的影 响， 中原地区的人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竞相模仿 胡人，正是受到了类似于胡化之风社会潮流的影响， 使得胡人女乐兴盛起来 。这股社会潮流的导向具体 表现在上层社会对胡人女乐的喜好以及中下层社会 对胡姬的青睐。
( 一 )上层社会对胡人女乐的喜好
唐代上层社会人士非常喜欢善动歌舞的胡人女 乐，原因有三：
第一， 国力强盛后的享乐追求 。大唐江山稳固 后，经过唐高宗的贞观之治和唐高宗的永徽之治，大 唐在唐玄宗时期达到了国力巅峰， 上层社会不可避 免地滋生腐败，不断有人追求声色犬马 、纸醉金迷的 生活， 胡人女乐的流行使得上层社会开始兴起蓄养 胡女 、交换胡女作为礼物的风尚，如此社会上对胡人 女乐的商业需求也不断扩大，胡人女乐成为国内各个市场与民间买卖中非常活跃的商品 。
第二，征服外族的攀比炫耀 。大唐帝国的军队武力强悍 、能征善战，唐代初期便横扫边域诸国，周边小国望其锋芒强盛纷纷归附， 在对周边各国不断征服的过程中， 大唐帝国自然产生出一种大国的优越感，同时通过征伐将战败的异族变为奴婢，并以所掠夺奴婢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攀比炫耀， 也成为上层社会争名夺利的一种手段 。另外，人类的同理心是有范围的，对于上层社会而言，买卖异族奴隶还有一 大好处，那便是不必受到良心的谴责，于是异族奴婢买卖更加兴盛，所以扩大了胡人女乐市场。
第三，皇室追捧导致的上行下效 。唐代皇室喜爱擅长舞蹈的胡人女乐， 这一点可以从边国进贡中体现出来 。大唐王朝国力强盛，四方归附，无数域外使节进入长安进行朝贡，进献各色奇珍异宝，这一事件一直为唐人所津津乐道 。元稹在其《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西凉伎》一诗中描绘到各国朝贡的珍宝有名马、珍兽、美酒和名袭，也有善歌舞的艺伎 。西域诸国为了在贡赐贸易中获得更大利益， 便需要给唐朝统治者进贡其最喜爱的物品， 所有的贡品之中以善歌舞的胡人女乐最为珍贵， 胡旋女的进献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唐书·西域传下》中记载，开元中，俱密国进献胡旋女，开元时，米国进献胡旋女。《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开元初，康居国进献胡旋女，开元十五年，史国进献胡旋女。《册府元龟》中记载，唐玄宗七年五月，俱密国 、康国与史国分别进献了胡旋女，同年七月， 史国国王阿忽必多再次派遣使者进献胡旋女，此后米国还有至少三次进献胡旋女的记录 。文献记载中凡是被进贡的女乐必然会胡旋舞，俱密国 、康国 、米国等西域国家频繁向唐朝皇帝进献胡旋女，多少说明了唐代皇室对于善舞胡旋的胡人女乐十分热衷， 实际上这些被进贡的胡人女乐除了胡旋外也擅长其他西域舞蹈， 如柘枝舞与胡腾舞 。所谓上行下效，士大夫阶级 、贵胄之家都以大量蓄养胡人女乐为一种身份象征， 所以也可以说对于西域舞蹈与胡人女乐的喜好成为了当时上层社会的流行风标。
(二)中下层社会对胡姬的青睐
喜爱胡人女乐的不仅仅是以统治者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下层社会的文人墨客 、商贾平民对胡人女乐也极为青睐 。唐代有大批的胡人女乐出现在中原地区的大都市，如长安 、洛阳 、扬州等地，除去被贡入宫廷之中愉悦圣听的胡人女乐和被贵胄之家所豢养的胡人女乐之外， 还有大量的胡人女乐流入各大都市中发达的商业娱乐场所，胡人女乐流入中下层社会后大多进入酒肆青楼等都市娱乐场所之中， 当垆卖 酒招揽客人， 文人墨客深深着迷于胡人女乐的能歌 善舞 、热情奔放，因此留下许多歌咏她们的诗篇，在 诗人的笔下，这部分胡人女乐被称为“胡姬”。胡姬作 为异族艺人渐渐渗透到中原王朝的各个角落， 用她 们独有的异域风情和舞蹈征服了中原地区各个阶层 的人们。
胡姬之所以能获得文人墨客的欣赏与追捧，主 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满足了唐人的猎奇心理;第二， 胡姬能歌善舞，引领了新的潮流风尚;第三，胡姬乐 舞表现出一种尚情思潮。
首先，对于唐朝时期的中原士人而言，他们受制 于地域疆界的限制，而深目高鼻 、当垆卖酒 、善跳异 族舞蹈的胡姬身上浓缩着他们对于西域的各种幻想 与渴望 。这一点在唐代诗人的笔下尤为明显，如张祜 的《白鼻騧》、李白的《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杨巨源 的《胡姬词》与李贺的《龙夜吟》等诗篇中都曾描绘过 胡姬形象 。在唐朝诗人的笔下，胡姬的形象具有异族 文化的展演价值，胡姬深目高鼻，碧眼卷发，外形上 的迥异让唐人感受到一种美感， 感到既神秘又奇异 的魅力，印象自然更加深刻 。胡姬表演的歌舞属于西 域乐舞，因为地理位置，西域乐舞受到印度文化的深 刻影响，舞姿造型更显艳丽独特，摄人心魄，这让已 经习惯了本土文化的中原人士在看到胡姬乐舞之时 产生新鲜感， 胡姬与她们的舞蹈充分满足了中原人 士的猎奇心理， 所以很多文人墨客才会一往情深的 为胡姬寄以大量赞美的诗篇。
其次，胡姬的乐舞表演引领了新的潮流风尚 。上 层社会对于胡人女乐的喜好深刻影响到了中下层社 会， 当这些受到过专业乐舞训练的胡人女乐被当成 礼物相互赠送， 以及蓄养胡人女乐成为了身份的象 征与炫耀的资本时， 胡姬所表演的乐舞便成为了时 代潮流的新标。“为了迎合士大夫阶层，那些歌舞伎 人开始谱写文人创作的诗词，以新的音乐形式出现， 并从教坊的乐人那里开始传播，经过市井放荡的浮华 少年，缓慢却也迅即地传入盛唐主流文化的洪流中”， 胡姬率先把握到这一社会流行趋势的动向， 并且充 分加以利用 。首先她们将文人新创的诗词谱写成曲， 然后以歌舞的形式表演出来， 这一行为迅速风靡当 时的文化圈， 胡姬谱写传唱表演的歌曲成为一部分 文人的创作动力，文人骚客或是为了扬名，或是为了 寻找创作灵感，纷纷涌入教坊酒肆或是青楼之中，在 二者充满默契的结合中，诗人的词作得以广为流传，胡姬的名气也大大提升， 并且二者在交流之中总是 可以相互激发新的灵感，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下，诗词 和歌舞互动结合的形式引领了社会的文化潮流。
最后，胡姬的胡乐胡舞更加符合唐人的尚情思潮 。 “尚情”意即对本源的生活情感 、仁爱情感的推崇，其 必与“中和平静”相违 。胡姬与自身携带的胡人乐舞 进入中原之后迅速风靡整个社会， 中原人士长期为 儒学乐教思想所桎梏，思想与情感被长久压抑，魏晋 南北朝至唐朝儒学思想日渐衰落，此伏彼起，庄老新 学逐渐成为时代文明的核心，士人的主体意识觉醒， 人们开始呼唤感性生命，寻求自己的真性情，主张个 人情感的自由表达， 尤其是高格的名士更是以张扬 个性为风尚 。胡姬的西域乐舞相较于中原的传统乐 舞，其节奏更加新颖多变，舞姿更加起伏跌宕，可以 自由明朗的抒发情感， 这一切都正好契合了当时士 人渴望挣脱传统乐教束缚 、自由抒发情怀的衷肠，正 是士人阶级所追求的尚情思潮与审美风尚， 所以胡 姬与其乐舞得到了士人们的推崇与青睐。
四、结语
对于胡人女乐在唐代兴盛的外部因素，本文主要 分析了唐代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潮三个方面 。政 治方面，从国家层面阐述了唐代国家政策对于胡人女 乐流传的外部环境的基本保障，其中包括完善的过所 制度与当时良好的市场贸易环境;经济方面，从经济 市场方面分析了国内女乐市场非常繁荣，主要论述了 国内胡人女乐数量较前朝明显增多， 胡人女乐价格 极其高昂;社会思潮方面，从社会层面分析了当时的 社会潮流导向非常有利于胡人女乐兴盛发展， 主要 论述了社会各阶层对于胡人女乐的喜好与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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