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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纪录片作为当下科学传播的一种重要渠道，是公众接触和理解科学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凝聚公众与科学及社会之间对话的有效形式。当下科学纪录片的知识生产是强调多元性、开拓性、协作性的生产，这也是当前科学纪录片区别于科教片的知识生产转向。本文借助知识社会学的相关观点，结合科教片的发展史，试图分析当代科学纪录片知识生产的发展转向特征，以期为新的生产环境下，科学纪录片作为特殊的知识载体如何更好的进行科学传播，提供新角度。
关键词：科学纪录片；知识生产；知识社会学
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科学知识的生产模式与生产机制发生了巨大变革，科学传播也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科学普及的“缺失模式”走向了“语境模式”与“民主模式”[1]，多元主体间的对话与共识被越来越多的强调。现有的一些研究也从科学传播的内涵、特征、话语方式入手，强调了新时期科学传播不仅应当只作为简单的科学普及，同时应该关注科学、社会与人所建立的关系，强调人类社会与科学技术知识之间的沟通，以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而基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其研究传统的一个命题就是，知识构成社会秩序，知识的生产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秩序的结果，且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秩序创造和传播的关键力量。不同于其它类型纪录片，科学纪录片作为一种传播科学知识、传递科学视野与内涵的渠道，承担者科学教育与知识普及的特殊使命。这意味着，科学纪录片作为知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应当具有认知性和社会性，一方面，与传统的科教片相比，应当积极促进公众及社会对科学的理解和参与，除了普及对科学的基本知识外，还应包含诸如人对科学的感性理解等更加丰富的内容，完成“二阶科学传播”。另一方面，它也应该通过自身内容的构建完善对社会的认知途径，并通过丰富的媒介化表达，完成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进而勾勒不断处于变化的社会现实和思维结构。
在知识社会学相关理论与思想的指导下，本文拟选取三部较有代表性的科学纪录片——《手术两百年》《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飞向月球》，通过对它们知识生产内容、生产过程以及生产活动涉及的群体及个体分析，来探讨当代科学纪录片知识生产的发展转向特征。
一、知识的内容：走向多元化
结合曼海姆等社会学家对知识的认识观，知识可以看作是个体或者群体基于历史时空和社会背景下作出的认识，知识也可以是通过互动等生产活动后的产物。这里知识既有强调认识的方向，又有强调创作活动的方向。科学纪录片中的知识，对于观众而言，可以是一种结合他们生活实际去认识的知识；而就纪录片创作过程而言，则是一整个创作团队在社会场景下互动的产物，这也是科学纪录片许多时候其本身就与知识对等的原因。在尊重知识多元性的前提下，尽管科学纪录片的内容主体是科学知识，但当代科学纪录片绝不是这种知识的简单叠加和聚焦，科学纪录片的内容不仅仅受到相关科学领域发展的影响，更反映了当下特有的社会需要和公众诉求。这也正是它区别于过往科教影片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教影片有着明确的知识普及性，是以解决生产生活中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为目的的，反映的是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切实需求，其选材到制作手法，再到创作意图都能清晰地感受到特有的时代气息。而当下的科学纪录片之所以更关注受众的需要和喜好，也开始聚焦科学与社会的关联，以及其中蕴含的人文关怀，实质上折射着人们现代生活的追求。
尽管难以通过对影片的实际审视去判断其中的知识类型，但通过文献资料对以往科教片题材内容进行整理和分析后，可以对其知识内容进行简要的梳理。在建国初期，伴随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社会建设的进行，科教电影的主题集中在与人民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科学卫生常识和工农业生产技术上，例如《乡村卫生》、《消灭飞蝗》《先进砌砖法》、《京郊小麦选种》等。与此同时，创作的原则是：四个必须和四个不必须；四个必须即必须体现科学技术，必须真实，必须简单明了，必须简短精炼。四个不必须主要指不可以创造人物，不可以编造故事，不可以夸大情节，不可以过于冗长。故影片涉及知识内容浅显单一且不深入，其主题明确，知识脉络清晰，以实用为主，这恰好满足当时社会民众文化水平较低和国家基础建设急切的现实。之后，随着上海、北京等地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成立以及国内社会建设的发展，科教电影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展，比如自然地理类和科技领域类等，但影片中涉及的知识类型并没有向外辐射，与影片主题相关类型的科学常识基本涵盖了影片内容。
改革开放后，随着科教兴国口号在我国响起，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渴望学习各种科学知识。科教影片涉及领域开始进一步拓宽，天文地理、生物医学、交通能源、环境保护以及工农业生产等均有涉猎。但是就单个科教片而言，其主体知识的构成仍是与主题相关的科普知识，创作者开始注重怎样有趣地讲好一个或者说一系列科学领域的知识，然而其他非科学类型的知识还未被有意识地纳入创作范围[2]。但主题的不断扩张无疑为科教片向科学纪录片转变埋下了坚实的基础，2001年开播的“发现之旅”栏目所体现知识内容与体量已远多于最初的科教片。从这时开始，科学纪录片知识构成最显著的特征开始体现，即知识不是静态的科学知识，而是在切合主题下，处于不断迭代更新的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非科学知识的结合。多元化或许是对这一状态最切合的表达，科学纪录片是对知识的融合而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知识的转述，这一方面源于知识本身的社会情境，另一方面则是当下知识的发展本身也呈现多元融合的状态。
在对《手术两百年》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其中不仅包括与手术相关的医学知识，还有与手术诞生发展相关的历史知识，支撑手术进一步发展的相关科技知识以及手术的实际案例等。非科学类知识是大量存在于如今的科学纪录片中，即便是《飞向月球》这样更为“硬科学”的科学纪录片中，也有大量历史知识、文学知识作为补充素材，如在第一集往事千年中就花费不少篇幅述说前人们对月球的幻想和追寻。这种多元的知识类型结构实质上是科学纪录片主题对象在社会与知识领域的多种呈现。这些主题在如今“知识爆炸”乃至于必然产生“知识过载”的时代，不仅仅只存在于医学和航天领域知识内容中，这种单一的联接是早期科教片的特征，科学纪录片则更倾向围绕主题构建其知识体系。《手术两百年》通过分集将手术这一主题划分为更细的子主题，如手术发展史、手术基石及核心手术类型等等。再在每集中以历史为线，子主题为核心，组织相应的知识内容，使得知识有结构地复合在一起。结合知识社会学中对知识类型的探讨，如古尔维奇依据其功能和用法区分了七种知识类型：感知型、社会型、日常型、技术型、政治型、科学型和哲学型[3]；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区别不同社会群体生产和传播的知识来进行分类，除知识分子所通晓的知识外，还有官吏、工匠乃至农民等其他领域的隐性知识；另一种突出的分类形式是区别学术精英的“学问”与大众文化和日常知识[4]。科学纪录片中知识内容的转变可归纳为由单一的科学型知识转变为社会型、日常型、科学型等多类型知识复合体；由主要以知识分子所通晓的知识转变为同一主题下相关人员多领域的知识复合体；由主要以科普“学问”转变为学问与大众文化的知识复合体。这些转变正如涂尔干所指出：“人类思想之类别从来都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形式，他们不断地创造、消失、再创造，随时空改变而改变。”[5]科学纪录片知识的类别系统在新知识的纳入过程或者是人们对它本身的不断审视中正改变着。
二、知识的属性：逃离信息化
前述中知识内容的多样化，在另一个层面正意味着知识的专门化，即知识领域的广度与深度都是在不断扩张，使得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前所未有的认知能力，但身处其中的单一个体又很难看清全貌。知识“多样化”与“专门化”的背后，与它们并行的还有知识“碎片化”。科学纪录片这种多元的知识类型以及复合的知识结构是试图对受众有关纪录片主题的零碎知识点进行拼补，描绘一幅毫不晦涩的全景图示。于是，在当前信息社会的整体背景下，还需要区分知识与信息，马林诺夫斯基曾提出“信息原材料”概念以与知识作为区分，“我们正淹没在信息中，但却迫切渴求知识”，或许我们是“信息巨人”，但可能变成“知识侏儒”。列维-斯特劳斯也曾比喻：信息可以看作生的原材料，而知识是经过烹调的食物[6]。即信息只是相对来说比较“生”，不是完全“客观”地被提供的，是经过我们充满假设和偏见的大脑感知得来的。
更早期科教片如前述的《乡村卫生》等，其知识内容以及为呈现内容进行的影视处理都比较单一，同时它为人们提供正是他们日常生活中难以获取的信息。改革开放以来，科教片最根本的变化是在知识的深度与层次上，知识普及的深入程度同以往有了根本上的提升，创作人员敢于涉及大主题，而不再仅仅局限在对常识性知识进行浅显的介绍，例如1979年北京科影推出的《生物进化》，通过突出动物进化过程，详细阐述了生命起源、物种形成、遗传与变异等生物学知识。同样，对于新兴学科的探索兴起，以往主要是对新技术，新科技的简单介绍却不会深入，而诸如《生命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这类科教片能由浅入深地为人们展示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此类题材的出现，反映当时社会发展追求经济效益而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能源短缺，工业污染等现实问题，也充分说明科教片创作视角是与社会现状相扣的。医药卫生类科教片的知识内容也进一步深化，涉及医疗卫生众多领域，不仅关注大众卫生、预防医学等方面，还有反映临床医疗诊治的影片，如《胆结石的奥秘》、《冠心病》等作品。昆虫、益鸟等动物题材也是此时开始兴起，这些主题和内容的扩展既是创作者在科教片发展历程中探索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生活需要增长的体现。科教片正走在对知识进行整合的道路上，但在当时知识与信息其区别还未被凸显。
要理解科学纪录片中知识与信息区别，必须结合现实的社会环境——即身处的是一个知识流通不再受时空限制的时代，在当代这样一个博学家已然没落的信息社会，专门化的学科不断增加，知识的种类也愈加繁多，学者们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学术野心，而大众更是在之中迷失方向。当日常生活中有过多的知识等待获取，那么获取途径的拓宽或许并不能使人们更为简易地拥有知识，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辨别、分类和理解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将尚未被内化的知识称之为“信息”或许更为恰当。在过去，受知识增长的速度与其流通通道的限制，信息与知识的差异并不明显，“无知”许多时候只是意味着缺乏获取知识的途径。当下，“无知”更像是个体面对指数增长的信息难以处理的结果，无法进行有效的归类，知识的多样化和专门化使拥有知识的门槛变高，过多的获取途径也就在此时显得适得其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科学纪录片中知识的另一个属性已然浮现——即知识非“信息”，无论是怎样的多元化，以何种方式进行知识整合，其本质是对知识“碎片化”的一种反抗。
其具体体现在，科学纪录片中的知识最终并不一定对于专业的科学知识进行多么深刻明晰地描绘，其承担的责任既不是学术交流，也不是专门的学校教育，而是在现代社会为大众搭建自我知识脉络提供一个趣味性、美观性与科学性并存的知识“素材库”，高度的专业化并不是必须的，有内在结构的知识网络更为重要。诸如《飞向月球》此类主题距离人们日常经验较远的科学纪录片，都不是仅通过对探月需要的技术知识进行系统的介绍来完成知识构建的，是围绕人类对月球的探索历程、中国探月工程成就尤其是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软着陆过程展开的，以事件为线索编织知识网络。如此，科学纪录片在知识内容专门化与知识流通碎片化中为大众获取知识提供一种新的可靠路径，科学纪录片中对知识的处理或许更像是确立“信息”与“主题知识”的边界。当大众已经站在“信息巨人”的肩膀上，科学纪录片试图搭建的是为大众从肩膀走到实地，寻找其自身“知识土壤”的阶梯。
三、知识的流转：生产社会化
科学纪录片是信息转变为系统知识的载体，其生产过程中实现的是知识的流转，众多知识被筛选汇集，再进行影视创作，纪录片是“被包装”的知识，也是信息被有序化的结果。在探讨科学纪录片知识生产前，应明确认识到知识流转的背后是团队合作，是以科学纪录片生产为目的诞生的知识共同体的通力合作。而这一合作基于整体时代环境，必须考量到：一是知识科技化过程仍在持续加速，同时海量的电子数据在不停歇地被制造、被传播、被复制。在商业领域出现提供知识管理服务的公司，而大学与其他研究机构同样挣扎着保持自己的位置，知识生产也正逐渐走向“麦当劳化”[7]；二是当下社会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社会，知识全球化是如此显而易见，连通互联网的笔记本电脑正在侵蚀着知识的边缘和知识中心的分界，当前的世界与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正愈来愈贴近[8]。这一合作同样基于具体生产的需要：一是根据主题的变化，科学纪录片的生产周期与场所没有固定的标准，如《手术两百年》的团队历时3年，在12个国家取景拍摄；《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需要持续完整地记录植物的生长周期，在野外和温室大棚内都进行了长时间拍摄。二是在根据不同的生产形式和策略，“生产圈子”即参与生产的各人员间在生产中的互动间距与时长是有明显区别。因此，当前科学纪录片的知识生产无法孤立进行，不同于天才个体所进行的智识创作或者更个人化的情绪表达，一方面正是源于纪录片本身需求的知识类型是多样的，另一方面在于当下生产一部纪录片所需的知识与其他必需品是个体难以承受的。当生产行为逐渐从个体延伸到群体，实践中与群体内他人的互动，与外界的互动都将更为频繁。
在这一观点下，去更仔细地审视当下一部科学纪录片，以《植物》中塔黄这部分内容为例，其画面素材的获取依赖于摄制团队在植物所专家的协助指引下在偏僻地区的流石滩搜寻，其文本素材是撰稿人对专业知识并结合画面润色加工的产物，其层次丰富的背景音乐和沉稳的画外音讲解则是乐团、声音编辑以及讲解员共同成果……可见，知识内容的最终呈现仅从制作相关人员来剖析就已经是一个分工化的产物。就如同在谈论实物商品生产时已不可避免地提到生产全球化，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是跨国公司追寻经济利益最大化及最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知识生产的社会化则是创作团队为兼顾美与科学，基于现实条件必然呈现的生产特点。
通过对创作参与人群的实际考察，将更清晰地看到知识生产的流动性。科学纪录片知识与其形态的多元化，取决于知识生产方法与渠道的多样化，而无论是文字形式还是影像形式；是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表达；是直接获取或间接收集，科学纪录片知识生产都不是“闭门造车”，而更倾向于“田野调查”，尤其是在非科学类的知识上，创作者接触大量的科学专家和相关领域专业人士，获取巨量一手或二手资料。因此，实际参与到知识生产有多个群体，来自不同的知识领域，如《手术两百年》创作团队采访了50多位世界顶级医学专家，参观了70多家医院、医学院和博物馆，不仅是通过专业人士的采访，讲解和世界多家图书馆提供的资料来收集知识素材，更深入到手术室、医学实验室现场去观测，同时还将观察的镜头对准接受相关手术的患者与他们的家庭，甚至追寻到了首次应用心脏手术的受益者和为当时执行手术医生写传记的作者，通过他们的视角，回顾历史事件的片段[9]。在《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中，同样汇集了200多位植物专家，既有以采访的形式，也有非参与式的观察，比如第八集介绍黄花蒿时对非洲马达加斯加疫区村庄医生巡查的非介入拍摄，生动地描绘了黄花蒿的功效和使用途径。《飞向月球》或许稍显局限，主要依赖于国家航天局提供技术内容的支撑，但对于这样特殊的主题，这样的采集渠道定位精准，事半功倍。总的来说，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主要涉及两类群体：科学纪录片创作者和知识素材提供者——无论是称之为“专家”或是“顾问”。同时结合前述，可以看到科学纪录片创作涉及到的这两类群体数量是庞大的，相较科教片时代小规模的创作团队，科学纪录片知识生产的跨地域、跨群体的协作生产，知识是通过多种渠道汇集在创作者的手中。
通过对科学纪录片知识生产与以往科教片的对比，以及其当下生产环境特征的归纳，可以看出当下科学纪录片的知识生产内容是多元化取向的，同时是整合性而非碎片化的知识，是以其核心主题为导向。而生产过程中为塑造此知识复合体，实现更高效与优质的知识汇集，知识是以更大范围的社会合作进行生产的而非小型群体的内部工作。当下，技术的革新为科学纪录片更好的进行科学传播提供了工具支撑，也为其有效的传递科学知识和建构理性认知提供了多元化的平台，促进了“公众参与科学”时代纪录片用户的关系再建构。在此背景下，科学纪录片作为当下公众接触和理解科学的重要渠道，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应当思索，如何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把握好专业和普及、感性与理性、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平衡感，才能够使得科学纪录片更好的作为个体的知识赋能渠道。
参考文献：
[1]孙文彬.科学传播的新模式[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25.
[2]赵惠康.中国科教电影史[M].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2005:37.
[3][法]让·卡泽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M].杨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9.
[4][英]彼得·L·伯格.知识社会史（上卷）[M].陈志宏,王婉旎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9.
[5][英]彼得·L·伯格.知识社会史（上卷）[M].陈志宏,王婉旎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6.
[6][英]彼得·L·伯格.知识社会史（上卷）[M].陈志宏,王婉旎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5.
[7][美]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23.
[8][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8.
[9]王岩,罗锋.叙事医学视域下的情感美学与理性话语——以医疗纪录片《手术两百年》为考察对象[J].当代电视,2019(10):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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