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在日常生活诗学上所呈现出来的, 并不只是上述几个特征。特别是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兴起之后, 各种快捷化、时尚化和影像化的生活方式, 不断满足着人类日益膨胀的感官欲求, 也极大地刺激了人类自身的欲望及其表现形态。一方面, 作家们尽可能突出日常生活内部的异质性、混杂性和鲜活性;另一方面, 他们又常常挣脱某些伦理观念的制约, 从生活的自足性和感性欲求中, 展示各种微妙的人性景观或诗性的梦想。可以说, 通过对生活的个人性、日常性、常识性、情感性、物质性的描摹与再现, 当代作家正在逐步建构人的整体生活, 重塑人本主义的生活观与审美观。
四
在《日常生活批判》中, 列斐伏尔曾经说道:“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上, 日常生活通常被视为烦琐无奇的、微不足道的、无关紧要的, 具有重复性、情绪性和自然生成性。特别是哲学经常从一种纯粹的思想的高度, 而同日常生活中的混乱一团的、异想天开的现象一刀两断;对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经常是不屑一顾乃至于嗤之以鼻。这种纯粹思想与日常生活感性世界的截然分割, 其实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 (20) 这也就是说, 日常生活之所以让人们轻视或忽略, 其实是人类基于启蒙理性的价值坐标进行阐释的结果。如果避开启蒙理性的认知逻辑, 日常生活并非一种异化的存在。为此, 他将日常生活定义为“是被所有那些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性活动挑选出来用于分析之后所剩下来的‘鸡零狗碎’, 因此必须对它进行总体性地把握”, “日常生活与一切活动有着深层次的联系, 并将它们之间的种种区别与冲突一并囊括其中” (21) 。事实上, 也正是因为“日常生活与一切活动有着深层次的联系”, 日常生活诗学才显示出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当代作家对日常生活诗学的重构, 在改变当代文学单一的、理性化的“载道”功能的同时, 无疑也对人类生活的完整性和身心存在的统一性做出了有效的努力。
但是, 由于大众文化的滥殇和消费主义的盛行, 日常生活的无序性、感官化和功利化也在不断加剧, 由此导致新时期文学在日常生活书写中也暴露出一些明显的审美局限, 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 不断地呈现出各种粗鄙化、表象化和平庸化的倾向。
这种审美局限, 最突出地体现为作家对欲望化、感官化的世俗生活的过度张扬。不少作家过于强调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地位和人的感官欲求, 有时甚至迷恋形而下的恶俗趣味, 忽略了必要的人文关怀和理想观照, 使文学对现实的表达丧失了必要的超越能力。譬如韩东的《障碍》, 朱文的《弟弟的演奏》《我爱美元》, 九丹的《乌鸦》等小说, 都是以嘲讽社会基本伦理的方式, 对人的性欲和物欲进行了不加掩饰的张扬, 并在细节处理上充斥了感官化的宣染, 以任性而鄙俗的生活, 传达人物的即时性快乐。卫慧的《欲望手枪》《上海宝贝》, 棉棉的《糖》等小说, 不仅对纸醉金迷式的另类生活表现出巨大的热情, 对金钱物质有着狂热的追捧, 还对身体的本能之欲有着夸张的表达, 其中所折射出来的主体观念, 几乎是无视日常生活中的任何禁忌, 也毫不掩饰人物对社会基本伦理的践踏;人物在我行我素的即时行乐中, 展示出来的是抛弃心灵抚慰的“唯欲为大”。日常生活中应有的世俗情怀, 包括应有的亲情和责任、应有的烦恼与困顿、应有的无奈与迷惘, 都被剔除在叙事之外, 有时甚至成为嘲讽的对象。这种看似对生活本真状态的实录式书写, 其实是在极端的人本思想驱动下, 将日常生活中的恶俗趣味进行了合理化。
这种恶俗化的写作, 在诗歌创作中也同样存在。最典型的, 就是“下半身写作”群体。该群体打着取消“上半身”、取消“文化的人”和“思想的人”的口号, 拒绝对日常生活进行诗性的审美追求, 使一些诗歌沦为无深度的平面汇展与个人欲望的狂欢。像沈浩波的《一把好乳》、南人的《看芭蕾舞》、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等诗作中, 作者都是以极其口语化的表达方式追求生理心理的欲望快感, 把欲望本能与快乐生活等同起来, 将人的幸福感安置在一堆感官的满足之上, 折射出作家对日常生活的畸形理解和消费性的追求。
我们说, 日常生活诗学关注世俗性生存的审美表达, 不是简单地颂赞物质化的生存, 追捧欲望化的感官生活, 而是立足于物与人、身与心的统一, 审视日趋驳杂的日常生活对人类生活质量的内在作用, 甄别和反思那些给人类社会带来混乱、焦虑和低俗的不良生活, 以必要的理想情怀、友善之心, 与家人、朋友、同事等芸芸众生, 共同创造相互理解而又彼此体恤的生活图式, 而不是像猪八戒式的满足于无创造的感官之乐。真正的日常生活诗学, 同样具有理想主义和温情的人道主义基质。事实上, 像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任晓雯的《好人宋没有》等长篇近作, 都倾力探讨了一个个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创造性努力, 尽管这些主人公的所作所为总是与愿望背道而驰, 但他们都深切地理解, 幸福的生活就是要自我付出。
这种审美局限, 还表现为一些作家的审美视野过于狭窄, 一些作品的同质化倾向不断加剧。由于日常生活的书写带有极大的经验惯性和思维惯性, 特别是在个人化写作观念的驱动下, 一些作家会不自觉地深陷于“小我”的天地中, 抒写个体的生存感受, 使作品呈现出一种逼仄的精神空间。这类作品的人物经常活动在一种极小的社会缝隙之中, 关系简单, 对创作主体个人经验的依赖性非常突出, 且自我重复比较明显, 失去了对日常生活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多维度观照。或许是作家刻意避开日常生活中应有的人际关系, 很多作品都喜欢让人物游离于家族、单位和社会之外, 在独来独往中与极少数人发生单线条的联系, 使人物之间的纠葛失去了日常伦理应有的丰富性。
我曾在相关论文里对这种情形进行过分析, 并认为这是创作主体精神慵懒症的一种表现, 即作家满足于自己的小视野、小感受、小思考, 不愿激活艺术想象力, 只是凭借既有的写作经验在惯性中滑行。像叶广芩对北京旧城往事的书写, 叶弥对现代知识女性在各种小镇或寺庙中的偶遇式叙述, 刘庆邦对乡村男女在情感与伦理中所形成的各种冲突的演绎, 路内对青春期叛逆、迷惘与放纵的探讨, 刘亮程对西部乡村生活的诗意性表达等, 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特征。单篇来看, 每部作品都呈现了日常生活内在的繁杂之味, 也很好地展现了日常生活内在的无序、混乱与焦虑, 以及人们应对这种生活的努力与抗争, 但如果将他们的一些作品放在一起, 便可发现作家惯性化的叙事经验, 主体思维几乎一层不变, 让人无法看到创作主体的思想变化和自我超越的意图 (22) 。这种自我超越意识不强、动力不足的写作, 在年轻作家身上显得尤为突出, 也引人深思。
这种审美局限, 也同样体现为一些作家理性思考不足, 不少作品缺乏反复咀嚼的审美意蕴。由于过度强调感性化的审美表达, 专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表象, 对其中的价值层面开掘不力, 导致不少作品思想意蕴单薄, 缺乏耐人寻味的审美空间。这一点, 从“南方生活流”诗歌和“新写实”小说开始, 就一直是人们谈论的焦点。如陈旭光在肯定“南方生活流”诗歌对“朦胧诗”超越的同时, 就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些诗歌虽然看起来是敏捷地感应着时代, 能冲破一些陈腐的思想意识, 表现出对生活的新的理想与认识, 然而这种新的理想与认识却极少有深沉严峻的个性化的思考, 初看似不迁就流俗, 实则投合时宜”;“由于未能独特而深刻地把握人物的心灵世界, 因而伊甸、刘波、柯平等辈在自己所开辟的某一题材领域中很快就出现了创作的类型化, 且不断重复自己。” (23) 说实在话, 这种因疏于思考而导致自我重复的局限, 到现在依然较为突出。
日常生活一方面是杂乱无章、漫无头绪甚至大同小异的, 但另一方面, 其生活主体却是千变万化、各具个性且生龙活虎的。这也意味着, 作家在直面日常生活时, 不能仅停在其感性化的层面上, 而应该“为生活立心”, 沉入日常生活内部, 不断地从日常经验内部寻找各种异质性的蛛丝马迹, 并进而展示作家对人的生活及其可能性状态的反省, 传达创作主体对日常生活诗学的追求。日常生活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 关键在于, 作家要有一颗发现的眼光, 就像福尔摩斯那样, 总是能够从看似庸常无奇的生活之中, 沿着各种细枝末节, 发现种种令人惊悸的存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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