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代之后的小说创作以及思考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这句话在2020年被频频刷屏抚慰人心。让人百感交集的2020年已然过去，但是对于中国及世界而言，这又是一个必定被记住的年代。人类进入后疫情时代，全球一体化进程放缓，局部地区的分歧冲突、各个层面的不平衡加剧。这场横扫全球的新冠疫情及一系列后续影响，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有九死一生、重新活过的感觉，并使我们重新审视身处的时代及人类的处境：疫情改变了什么？文学尤其是小说，又能何为？

　　

　　卡尔维诺推崇“以轻写重”，认为“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美国讲稿》）。由此观之中国小说的发展，从志怪小说到唐传奇到现代白话小说，小说发展的每一步历程都在给自身解缚，层层卸掉沉重的盔甲，变得更加开放自由。报刊杂志的兴起和发展，女性进入文学创作队伍，科技的进步和媒体的更新带给写作与传播的各种便利，给小说带来无限生机活力，使之逐渐成为创作主流和文坛霸主，并且越来越受到不同层次的读者欢迎。只有小说这种文体，才与我们复杂的生活、广阔的现实、幽深的人性以及无边的想象相匹配，也最考验作家的写作功底与综合能力。小说比其他文体有更大的容量、自由度和创造性，或许是生活和时代最好的表达方式。
 

　　
 

　　

　　每一个人都置身纷繁而具体的时代生活，每一个人也只熟悉和了解跟自己有交集的那部分生活。这正是个体的局限性和写作的有限性。但是对于小说写作者而言，首先要有“强大的胃”。要成为生活的杂食家、知识阅读的杂家，要珍视个体来到世界之后的一切遭逢与馈赠，汲取生活与人生赐予的各种营养，在有限的生活中去发掘无限可能。无论是对过往经历记忆的漫长梳理与反，还是对当下生活多种面向的深切洞察与体验，无论是广博的阅读与阅历带来的知识与经验储备，还是对于未来脑洞大开的展望与想象，都可以成为小说创作的无尽宝库。

　　

　　胡学文说：“我一向认为优秀的小说不是阐释了什么，而是能提供可阐释的空间，空间越开阔，进入的路径越多越复杂，小说就越有意味。”（喻向午、胡学文：《文学的生命在于变》，《长江文艺》2019年第12期。）小说应该是自由的媒介，像去星际旅行一样，创造和链接新的多重空间，也对写作者对生活与世界的吞吐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次要有自己的主场。所谓“主场”，就是你最熟悉的、也最擅长的领域，是一个人的根据地，可以建立起自我写作辨识度的地方。这就要求写作者首先要写自己熟悉了解的东西，对“强大的胃”进行追溯和梳理、反刍和缝补、想象和发现。宁肯的“城与年”系列短篇小说，正是对自己童年经验的消化，他说：“小说的创作是有来源的，写你所熟悉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你的内心，给你带来巨大的震撼。同时，你最陌生的东西也是你的内心，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小说家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发现一批50后、60后作家书写的是过去的乡村（如韩少功、葛水平等），

　　

　　因为那正是他们所经历和熟悉的。而江西作家阿袁对大学校园生活和教授师母生动有趣的描摹，正是她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建立起自己的写作主场。作为一个在县城生活了几十年的作家，樊健军的主场就是他的县城叙事。主场的建立还需要我们做生活的有心人、观察者，在日复一日的同质化生活中去关注不一样的人群、发现生活内部的纹理皱褶，开掘特殊情境下的人心人性，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领地和表达方式。

　　

　　相信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方面，只要你扎实深入地去了解，总会有所发现和收获。比如曹军庆的短篇小说集《会见日》是他两年来深入戒毒所采访所得，关注的是容易被大众生活忽视和遗忘的区间；石一枫的《借命而生》写一个怀才不遇的看守所管教三十年来追捕逃犯，但是作者自己并没有任何相关生活经验与素材，而是通过查阅大量卷宗后凭藉个人的写作才能虚构而成；蔡东写《来访者》这个小说，做足功课去了解心理咨询这个新兴行业，却没有简单地去描述各个心理咨询案例及故事，而是以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的双向打开与疗愈、分担与救赎，来直击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现场，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环境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焦虑情绪和自我催逼。

　　

　　最后要有发酵之后的裂变，完成从非虚构到虚构的飞跃。作家是生活的酿酒师，非虚构和虚构是其处理写作素材的两种方式。对于最初的小说写作者而言，可以先进行非虚构的记录与整理，然后从中找到小说的生长点。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精神生产过程，任何一部小说的生发和完成，都需要作家调动起自己所有的储备与能力。对于一些成熟的作家而言，对同样的素材与领域，直接采取了虚构的处理，实现了写作素材的最大化利用，更彰显了小说家个人的才情与虚构能力。

　　

　　如曹军庆的《会见日》因为题材的特殊性如果直接简省地写出非虚构作品也会吸人眼球，但是他却认为“我要处理戒毒所里的素材，就必须解决好写实（非虚构）和想象（虚构）的问题，否则难以避免人物及其命运的重复和雷同”，从而以一系列短小说的形式，彰显出卓然的虚构想象能力，不仅写出了暗区里的秘密与伤痛、人性的磨炼与挣扎，也写出了一个个家庭在灾难性打击下的爱与暖，涉毒者在泥淖中的自救意识与求救愿望。

　　

　　常小琥的《回家》关注精神病院，讲述的是一位精神科小医生“我”与三位精神病人的交集，一边是极端情境下生命脆弱痛苦时对爱与温暖的无比渴望，一边是正常社会的秩序等级、世俗人情对他们的排斥、偏见、谈之色变、另眼相看。小说虽然写的是极端情境下的特殊人群和生命表现，但是它之所以能激起深层共鸣，恰是因为以虚构的方式在题材领域的特殊性中踏勘出生命人性的普遍性和共通性。

　　

　　王传宏的小说《宝三快跑》关注的是农民工子女的成长和城市生存问题，他们是“废掉的一代”，让人想起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里的“三和大神”们，不但事实上真正“无家可归”，而且被抛出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成为可有可无的“多余人”。还有王秀梅的小说《屋顶上的爱默生》，直接取材于“拾荒哲学家”上海乞丐网红的新闻事件，却把它与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家庭嫁接，从而故事好看又有某种陌生化效果，并让小说具有生活的实感与意义的超拔。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却是以虚构的方式抵达最高的真实。这是因为一方面小说如詹姆斯伍德所说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在描述我们的生活形态、从死亡与历史遗忘中拯救生活的肌质有着独到的能力；另一方面小说可以挣脱现实的束缚和“历史的缺陷”，表现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以及人心人性。小说家所有的虚构想象、表现手法，不同的题材视角，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去接近和抵达真实，关于社会的真实，人性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乃至整个世界的真实。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当你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的时候，它也许就是一个小说的时代。小说是一个时代最好的表达方式。小说不单要告诉我们生活是怎样的，它还要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卢卡契在《小说理论》里提到：“一个人的发展是一条与整个世界相联系的线索，通过这条线索，世界被展开，然而，生活获得重要性，仅仅是由于它是理念和体验理想的那种系统——它起着调节作用，并规定着小说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典型代表。”一个人要与世界发生联系，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这对于小说写作者而言，涉及文本内外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是小说里的人物与时代的关系。要求人物的塑造“本色当行”，符合具体的时代背景与人物身份，不能混淆穿越。比如你让一个农民说出一番文绉绉的充满哲理的话来，你在过去年代的故事讲述中闯入今天才有的“共享单车”，这就不合常理。就像俄罗斯方块和超级玛丽是80后一代的游戏“回忆杀”一样，每个年代都应该有它流行的标记性的物件与风尚，并与个体的成长记忆紧密相连。如范小青的中篇小说《大哥刘里明》，通过一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串起近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刘里明属于那种有些旧式做派的中国男人，对朋友有求必应甚至超出了自己能力范围。